我叫陶成，1956年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機械廠的普通工人，家庭條件還挺好。后來，父親因為能寫會算，被調到縣政府當文書，慢慢地也混出了一些名堂。他總愛說："你們這些孩子生在福窩里，比農村娃少受多少罪。"

我們家里有四個孩子，大哥最爭氣，在1966年取消高考前考上了大學。兩個姐姐后來都當上了中學老師。到了我這老幺，讀書還行但比不上大哥，1966年取消高考后，父親早早就開始盤算我的出路。雖然不能考大學了，但父親還是讓我上完了高中。

1974年6月，我高中畢業，父親把我叫到單位辦公室。他坐在木頭辦公桌后面，手里轉著那支總別在口袋上的鋼筆："今年征兵季快到了，你準備準備去當兵。三年后退伍回來，政策上能給安排工作，到時候說個媳婦，日子差不了。"

其實我早料到會這樣。從小到大，從穿什么衣服到每天吃什么飯菜，都是由他拍板決定。這次我照舊點頭答應，心里卻偷著樂——總算能離開家里自己過日子了。

那年十月征兵工作剛開始，我第一個去街道辦報了名。體檢量身高那天，我因為緊張總踮腳還鬧了笑話，醫生拍了下我膝蓋："小伙子，再踮腳該量出一米九了。"

政審倒是順利，父親在政府單位工作也算根正苗紅。接到入伍通知書那天，母親邊給我縫被子時邊抹眼淚，父親就站在門口抽煙。

臨行那天晚上，父親破天荒沒去加班。他站在我收拾好的行李旁邊，半天憋出一句："到了部隊機靈點，我可沒本事再照應你。好好鍛煉幾年，回來才像個人樣。"我表面上嗯嗯應著，其實心思早飛到了外省去了。

第二天，我們這群新兵正式出發去部隊，部隊駐地在鄰省省會，離家足足五百多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

我雖然在家里沒有被父母嬌生慣養，但新兵連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苦得多。每天五點起床跑操，被子要疊成豆腐塊，吃飯前得先背語錄。

盡管如此，我一直堅持以最高的標準完成訓練，和我同班的農村兵都夸我："城里來的倒不怕吃苦。"其實我就是憋著股勁，一心想要在部隊里做出點成績來給父親看看。

入伍后第一個春節，連隊要寫春聯。我小時候跟父親同事學過毛筆字，就找指導員毛遂自薦了。記得那天，我剛拿上毛筆的時候，手抖得厲害，寫了"軍民團結如一人"幾個字，指導員看了之后直點頭。

后來，全連的春聯都歸我寫，還讓我負責春節黑板報比賽。那次黑板報比賽，我幫我們連拿了團里的第二名，指導員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因為表現出色，新兵下連時，我直接被要到了指導員的連隊。連隊的老文書快提干了，指導員就讓他手把手教我登記物資、寫報告材料，好接替他的位置，半年后他提干走了，我就接了他的班。

指導員有一天散步時跟我說："好好干，我看你早晚能提干。"這話聽得我心里熱乎乎的，干活更賣力了。

入伍后的第三年冬天，父親的信突然多了起來。每封都催我快點退伍，說縣紡織廠的指標快過期了。我每次回信都寫"知道了"，絕口不提退伍的事。到了退伍季，連長問誰想留隊，我第一個舉手。等退伍的老兵都走光了，我才給家里寫信說想留下來繼續當兵。

父親回信罵得特別厲害，說我不聽話，翅膀硬了，最后撂下狠話，說再也不管我。

1978年7月，我接到體檢通知，后來才知道這是提干前的檢查。兩個月后命令下來，我成了排長。領到干部服那天，我特地拍了一張軍裝照，給家里寄了一張。

提干后不久，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發現父親明顯老了。他戴著老花鏡把我的任命書看了又看，夜里突然來我房間，和我聊天。

"以前總覺著你還是穿開襠褲的娃娃。"，他摸著我的軍裝領口，"在部隊照片上看著倒像個人樣了。"那晚我們說了很多，他說大哥在外地，姐姐們都出嫁了，家里就剩他老兩口守著空房子。

我問他當年為什么非讓我回來，他嘆口氣："當父母的，總想把崽護在翅膀底下。"

后來，我每次往家寫信，都會多寫兩頁部隊的日常。有次他回信里夾了張我小時候寫的春聯，背面寫著："比你現在的字差遠了。"

從排長到副指導員，我用了三年，帶新兵時我總想起自己剛入伍的樣子。1985年，我調到了軍一級的機關政治部組織處當了干事。

90年代，我當上政治部副主任后，回家次數更少了。有年春節值班，父親突然帶著母親來部隊探親。他站在辦公樓前盯著"政治部"的牌子看了好久，轉頭跟哨兵說："我兒子就在這上班。"那神情跟我小時候考滿分時一模一樣。

2001年我退休時，父親已經走了三年。收拾辦公室時，翻出他當年罵我的信，看著泛黃信紙上龍飛鳳舞的字跡，我突然想起新兵連寫的第一副春聯。現在偶爾路過新兵營，還能聽見年輕士兵喊口號的聲音，和三十多年前一樣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