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羅伯特·塔夫脫的回歸

幾周前筆者曾分析，烏克蘭對特朗普的美好想象充其量只是一種自我安慰。失去美國援助的烏克蘭可能連2025年都不一定能熬過去。

隨著俄烏戰爭即將邁入第三個年頭，和平的曙光以許多大西洋兩岸的建制派極度恐懼的方式出現在了所有人眼前。特朗普政府拋棄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立場，選擇直接與俄羅斯談判結束戰爭。更為糟糕的是，烏克蘭和歐洲不僅被排除在談判進程之外，特朗普政府的許多觀點也更接近普京政府。這意味烏克蘭可能最終被迫接受一份對其高度不利的和平協議。

在嚴重的焦慮中，建制派試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找到自己的新靈感。烏克蘭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俄羅斯變成了納粹德國，特朗普也轉化為時任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的同分異構體。綏靖主義的歷史隱喻不言而喻。特朗普不能綏靖，不能綏靖，不能綏靖！特朗普必須陪著建制派用這場戰爭打垮俄羅斯，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種意象關聯極大程度滿足了建制派的情緒需要，但也僅僅只能滿足他們的情緒需要。在建制派的壓力下，特朗普沒有任何扭轉政策的表現。特朗普政府的態度是否標志美國從上世紀40年代以來外交政策的根本轉變還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但它已無意維護以冷戰為基礎的跨大西洋同盟關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建制派所要面對的根本不是內維爾·張伯倫，而是他們更難接受的羅伯特·塔夫脫。

誰是塔夫脫

在美國歷史上一共有兩位有名的塔夫脫。前者是美國第27任總統威廉·塔夫脫，他與西奧多·羅斯福之間的糾葛使得他難以擺脫羅斯福的政治陰影。后者是威廉·塔夫脫的兒子羅伯特·塔夫脫。小塔夫脫三度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失敗，但這不妨礙他從1938年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開始就在參議院將兩黨保守派團結起來，反對小羅斯福的新政聯盟。他在1951年成為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可惜在僅僅兩年后就因癌癥去世。

具有壓倒性左翼傾向的美國學術界對小塔夫脫的評價一直不高。或者更準確地說，美國學術界及其徒子徒孫對傳統保守派都沒有什么好感。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在他們的眼中，在最好的情況下，保守主義充其量也只是進步主義的緩和劑。它本身無法對抗這個必然進步的世界。

不得不說，這種奇思妙想也深刻影響了我國絕大多數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保守主義不是復古主義，保守主義也從未聲稱要完全復刻過去的某一時段。甚至從伯克創立保守主義開始，他就承認傳統本身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用萊西的話來說，“尊敬和服從傳統并不意味著人們應該完全停止思考。”（Lacey, Robert. Pragmatic Conservat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4）

進步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中，傳統對現代世界的積極意義被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這種抽象為進步派的思想實驗提供了實踐上的更多空間。問題是，如果以同樣嚴苛的標準來審視進步派，他們的區別無非是在于，究竟誰掌握了通向未來的真理之匙。

與外部學術界相反，在傳統保守主義內部，小塔夫脫得到了極高的評價。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最重要的人物拉塞爾·柯克專門撰寫了小塔夫脫的思想傳記，闡述其對美國傳統保守主義的重要價值。由于本文的主題和篇幅限制，筆者在這里主要討論小塔夫脫的外交政策思想。

嚴格而言，作為更關注美國國內情況的參議員，小塔夫脫在外交政策上沒有特別成體系的論述，不過這不妨礙我們從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總結出某些共性。在較為流俗的解釋中，小塔夫脫因其反對美國參與二戰、反對聯合國和北約成立被視為“孤立主義者”。無論“孤立主義者”是否是柯克意義上全球主義者對本土主義者的蔑稱，小塔夫脫在外交政策上的起點終歸起源一個經典的問題，即外交政策對美國究竟意味什么？

這一問題的標準答案十分明了，即國家利益。柯克總結認為，“塔夫脫多次重申，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在于維護和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無論是在保持中立或采取干預措施、結盟或限制軍備、簽訂國際商業協議或援助他國政府，以及在和平與戰爭的選擇上，所有這些決策都應以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安全和福祉的影響為衡量標準。一旦背離這一基本原則，任何政府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都將失去方向感。忽視國家利益的政治家容易受到各種理論潮流的影響；他們可能會盲目追求不明確的意識形態目標，最終陷入復雜的外交和軍事困境。”

更大的分歧在于什么是國家利益。在小塔夫脫的視角上，這意味必須以美國的國內利益為優先。從外部看，這主要指的是其他行為體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程度；從內部看，這主要體現在對國內政治制度的影響程度。

站在外部視角下，美國的戰略現實是它在北美地區的強大控制力，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所帶來的戰略阻拒能力。大部分外部力量不會對美國造成太嚴重的輸入性威脅，除非面對某些狂熱的普世主義分子，美國不需要對舊大陸的變化抱有太多敏感。站在內部視角下，美國的政治體制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全球布武所設計的，美國的海外領土管理記錄也沒有太多可取之處。

以上述基礎為思考起點，小塔夫脫的克制主義外交政策上具有兩個鮮明特點，即避免戰爭和反對全球帝國。這體現在小塔夫脫對聯合國和北約的反對上，也體現在對海外駐軍和對外援助的謹慎上。

以聯合國為例，聯合國的否決權意味它不可能調解大國之間的糾紛。大國必然會在聯合國之外建立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賦予美國否決權則意味著在違背美國民眾意愿的情況下，美國必須屈服聯合國的裁決。這同樣是美國國內政治制度不可接受的強迫。

小塔夫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是一個更為全面的例子。一方面，與張伯倫以時間換戰備空間的思路不同，小塔夫脫認為德國和意大利難以對美國安全產生任何嚴重影響。德國的軍事實力充其量只能止步于英吉利海峽。這場歐洲戰爭最終會以英德之間的妥協而停止。

另一方面，美國的政治體制不是為長期的戰爭狀態所設計的，一旦陷入長期的例外狀態，不利于美國憲政的健康發展。（用今日流行的話來說，例外狀態或者緊急狀態長期化）為了一場對美國威脅不大的戰爭讓美國陷入長期的緊急狀態是得不償失的行為。美國完全可以在不參與戰爭的情況下對英國實行援助，促使英德停戰。

小塔夫脫的外交思想當然存在爭議。但從美國的現狀看，小塔夫脫的想法確有先見之明。今日的美國已經被繁重的全球帝國義務所壓垮，廣泛的海外駐軍反而削弱了美國集中捍衛自身安全的能力。大規模的外國援助成為了毀譽參半的官僚主義迷宮。

正如柯克在1967年所總結的那樣，“在國際事務中，新政主義者的行為猶如堂吉訶德對抗風車一般徒勞無功。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在其自身心中也從未明確過，談論著永久和平與‘四大自由’；夢想建立一個以美國為藍本的全球民主秩序；臆想出各國的刻板印象，并試圖與這些虛幻的形象結盟或對抗。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家利益原則逐漸被忽視。當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們沉浸于烏托邦式的幻想時，其他國家——無論是盟友還是對手——依然遵循不可抗拒的國家利益原則行事，為自己謀利，而使美國的利益受損。”

特朗普是不是小塔夫脫

從個人的品行和經歷看，小塔夫脫和特朗普堪稱天平的兩端。前者出身政治世家，后者被認為是闖入政治世界的局外人；前者被描繪為參議院里冰冷的政治機器，后者以高度情緒化和朝令夕改聞名于媒體；前者三次競選總統候選人失敗與其不擅長演講關系密切，后者則憑借大師級的演講和動員能力兩度當選美國總統。然而，在特朗普自大和浮夸的性格之下，在那些討好和趨炎附勢之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全面復刻了小塔夫脫的思路。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國際開發署全面暫停就是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剛一上任就要求全面暫停美國的對外援助項目，以審查是否符合本屆政府的目標和美國利益。今日美國的對外援助當然有一部分是民生工程的善舉，但更多則用來構建一整套全球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出系統。以民主和自由為名，無數的NGO和建制派政客成為了這一國際網絡的利益共同體。

小塔夫脫反對的就是這種對外援助。它只會讓美國陷入到一種不可能的普世主義幻想中，產生大量的浪費和腐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主要是為了保護美國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必要時才應該發動戰爭，我們沒有理由僅僅為了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發動戰爭，或者保護他們的自由，除非這種保護對我們自己的防御是必要的。”

特朗普要求歐洲為自身安全承擔更多責任的提法也與小塔夫脫的海外駐軍看法一脈相承。特朗普削減歐洲駐軍的理由就是美國對歐洲的過多關注影響了美國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歐洲人則躲在美國的保護下，放棄了自我捍衛的責任。歐洲各國長期的低軍費GDP占比是武備松弛的最明顯征兆。在冷戰早已結束的情況下，歐洲的安全不是美國的責任。

這一如小塔夫脫在1951年的《美國人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所說的那樣，“我們固然重視保衛西歐的安全，然而，除非歐洲各國不僅能夠提供大部分的軍事力量，還能展現出充分的關注度與主動性，并最終承擔起主要責任，否則這將超出我們的能力范圍。”特朗普只不過是用更為民粹化的語言說，“歐洲人占了我們的便宜。”

類似的一致性例子還有很多。沒有什么比“美國優先”這一宣言本身最能體現小塔夫脫的精神實質。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是各路學者和政治家廣泛批評的內容。沃爾特這樣的防御現實主義者會認為特朗普的貿易壁壘反而削弱了盟友提高共同防御的貢獻能力；博爾頓這樣的新保守主義者直接破口大罵特朗普摧毀了戰后美國所構建的國際秩序基礎。從損害美國盟友的利益到特朗普是一個瘋子，各種說法層出不窮。這些說法在本質上都可以歸納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破壞了美國二戰以來所產生的全球影響力。

在特朗普看來，正是這種全球美國，或者說追求全球自由霸權的美國才是今日美國衰弱的原因。冷戰的勝利導致美國建制派和思想界陷入單極獨霸的意識形態狂熱之中，認為美國可以將自己的制度普世化。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這種荒謬想法的頂峰。為了某種莫須有的意識形態使命，新保守主義者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發動了一場對美國幾乎沒有利益的戰爭。

“美國優先”就是要和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的全球美國進行對抗，這是美國重新收縮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必由之路。對作為正常國家的美國而言，加拿大、墨西哥、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是其安全利益核心之所在。換言之，只要牢牢控制住這些國家，其他地區的戰爭難以對美國產生重大影響。

在這一視角上，建制派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謾罵不足為奇。這等于完全推翻了建制派從二戰以來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觀。他們只能通過將特朗普貶低為非理性甚至是非人化的存在證明自己的正常。特朗普極具爭議性的性格為他們提供了無數的攻擊素材，可惜這種蚍蜉撼樹的行為只能稱之為自我安慰。

《外交政策》的專欄作家邁克爾·赫什這樣寫到，“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說特朗普只是隨心所欲地制定政策，比如他似乎不道德、而且完全不符合歷史的計劃，即驅逐巴勒斯坦人，將加沙變成中東的“里維埃拉”。但事實上，特朗普一直堅持認為華盛頓無權照顧世界——這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末，當時身為房地產巨頭的他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整頁廣告，上面寫著：‘全世界都在嘲笑美國政客，因為我們保護著不屬于我們的船只，這些船只運載著我們不需要的石油，而這些石油的目的地是不會提供幫助的盟友。’”對特朗普這樣持有長期堅定信念的人而言，美國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像小塔夫脫說得一樣，放棄全球霸權。

跨大西洋同盟何去何從

自特朗普二次當選之后，絕大部分政治學者和建制派被迫承認他們一直貶低的MAGA運動，或者說國家保守主義運動，可能不是一時的潮流。這場運動究竟能否將美國恢復為正常國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JD·萬斯的講話給了跨大西洋同盟當頭一棒，直接將歐洲建制派震得半身不遂。歐洲的輿論反應不可謂不激烈，一時之間歐洲團結河歐洲戰略自主的陳詞濫調再次泛濫在媒體的每個角落。

整整一周過去了，歐洲幾乎沒有在任何具體問題上達成一致。自相矛盾的消息頻出。今天媒體宣布歐洲人在討論派遣三萬名維和士兵的方案，明天另一家媒體就爆出法國和意大利在這個問題上拖后腿。

整個歐洲如同無頭蒼蠅一般四處亂轉，各種奇思妙想更是如同雨后春筍般在歐洲大陸上涌現出來。齊澤克將歐洲戰略自主的期望建立在對啟蒙遺產的無條件忠誠上就是這種奇思妙想的最新結果。這種想象是如此缺乏現實性，以至于齊澤克本人都認為自己的結論是悲觀的，需要等待奇跡的發生。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萬斯在慕尼黑，給老歐洲判了死刑》中已經指出，歐洲白日夢般的戰略自主是自身結構性困境的結果。這就是為何歐洲數十年來毫無進展的原因，這就是為何特朗普勝選四個月以來歐洲毫無準備的原因。這種自暴自棄反過來成為結構性困境之殘酷的寫照。

更具諷刺性的是，幾乎所有文章的最終救星皆為加強與中國的戰略聯系。沃爾特開出的藥方就包括“如果我是他們，我會首先邀請更多來自中國的貿易代表團，并開始開發替代SWIFT國際金融支付系統的方案。歐洲大學應該加強與中國機構的合作研究，如果特朗普和馬斯克繼續破壞美國的學術機構，這一舉措將變得更具吸引力。通過重建歐洲自己的國防工業基礎，結束歐洲對美國武器的依賴。派歐盟外交事務高級代表卡拉斯參加下一屆金磚國家峰會，并考慮申請加入。”

從離岸平衡的角度看，沃爾特的想法體現了現實主義思想家的含金量。唯一的問題是，考慮到歐洲現有的政治現實，這些措施都缺乏實踐性。其背后依舊是殘酷的結構性困境，歐洲人根本給不出讓中國反對俄羅斯也反對美國的溢價。

對歐洲而言，這種結構性困境意味著其被迫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接受這樣一些變化。第一，俄羅斯在歐洲話語權的全面恢復。尤其是在中東歐，特別是波羅的海和巴爾干半島地區，俄羅斯的政治主導力將迅速增強。即便歐洲人在臺面上自我麻痹和裝聾作啞，俄羅斯也將作為房間里的大象，成為現實決策更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二是大國政治的回歸。如同國際刑事法院一般，以規則為基礎的價值觀同盟和國際秩序將若華為歐洲人的小玩具。歐洲價值觀的虛假優越性持續被大國現實博弈所忽視。特朗普和萬斯對歐洲右翼民粹派系毫不猶豫的支持是價值觀同盟破產的最真實寫照。

第三，歐洲衰弱已成定局。在新一輪中美俄（主要是中美）的博弈中，歐洲的價碼愈發減少。戰略自主如同地平線般永遠可望不可及。在這個新的多極化地緣政治游戲中，歐洲國家只能如同萊茵金屬公司總裁所說的那樣，“坐在小孩那桌”。

可能有敏銳的讀者注意到，筆者在這里幾乎沒有談及烏克蘭。或許某些人抱有將烏克蘭變成俄羅斯的阿富汗這種神奇的想法，但在大多數嚴肅的國際政治觀察家眼里，烏克蘭早已不是問題的重點。萬斯的講話意味問題不再是烏克蘭，而是整個歐洲。

在歐洲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情況下，親烏克蘭陣營最終只能開始苦澀的反思和相互指責。特朗普變本加厲的美烏礦產協議僅僅只是開始。直到美國對烏克蘭全面施壓時，所有人才會承認為什么俄羅斯認為這是一場與美國談判才能結束的戰爭。

特朗普不是張伯倫，普京也不是希特勒。特朗普的“親俄”觀點更多是常識的回歸。烏克蘭從一開始就是俄羅斯地緣政治利益不可退讓的核心部分，甚至老布什1991年在基輔演講時也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視為自殺性民族主義。任何強調《聯合國憲章》中關于主權獨立說法的人，都可能忘記蘇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能夠作為一個國家擁有三個聯合國席位的現實主義故事。更不用指出，又是哪些國家更多違反聯合國決議。

這種略帶憤世嫉俗的提法令很多建制派難以接受。美國放棄全球霸權的同時，古老的地緣政治力量平衡游戲一定會再度上演。如同小塔夫脫所理解的那樣，自由主義霸權幻夢終究只是一種幻想，歐洲的動蕩更多是力量平衡重新調整的結果。

現在，歡迎所有人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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