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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語錄

（2025年2月23日）

唯有真理的光照，才能學會謙卑，走出自我的偏狹，從而自由而不放縱，獨立而不狂狷，盡責而不懈怠。

——〔中〕羅翔《圓圈正義：作為自由前提的信念》

02

印太視域下印度東南亞政策的再定位

武香君，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助理研究

楊路，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講師

國際論壇

印度與東南亞地區自古就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印度的宗教與文化對東南亞地區產生了深刻影響。冷戰結束后，以納拉辛哈·拉奧政府的“東向”（Look East）政策為起點，印度開始在對外政策布局中將東南亞地區作為重要的一環。2014 年，納倫德拉·莫迪就任印度新一任總理后，提出“東向行動”（Act East）政策，推動印度更加積極地參與東南亞地區事務，與東盟及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取得系列突破。隨著中印關系逐漸呈現出“高開低走”態勢、美國 “印太戰略”的提出和實體化以及美國對印度在“印太戰略”推行中的倚重，印度對“印太”概念接受和支持程度較高，認為印太地區正在成為下一個世界地緣中心，印度將借“東風”一躍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東南亞作為“印太”指涉范圍的中心，是當前大國戰略博弈的前沿地帶，在此背景下，印度對東南亞地區有何新考量？其東南亞政策有何新態勢？未來印度的東南亞政策有何新走向？以上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印度東南亞政策的演進

冷戰結束后，國際體系兩極格局瓦解，為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開展合作消除了障礙，拉奧政府提出“東向”政策，開啟了印度與東南亞地區互動的新篇章。2014 年，莫迪政府提出“東向行動”政策，對原先的“東向”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整。這種演進蘊含了印度在大國抱負之下，立足印度洋，積極拓展周邊外交空間，謀求從地區到全球地位上升的政策邏輯。

（一）“東向”政策：實現印度—東南亞的再連接

冷戰結束后，印度不再將外交戰略的重點放在南亞地區，因為將南亞國家保持在戰略范圍內以實現其超霸地位，繼而擁有穩定周邊環境實現國家發展的路徑已然難以為繼。對此，拉奧政府選擇以經濟、商業、貿易作為外交的新支點，與其國內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改革相匹配；在地緣考量上則選擇東南亞地區作為新的戰略要地，提出了“東向”政策，積極發展與東盟和東南亞地區國家的關系。

在“東向”政策第一階段，印度主要以經濟參與為突破口和重點，輔之以多邊和雙邊參與，重建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

“東向”政策將經濟領域作為重塑印度與東南亞地區關系的突破點，一是因為印度在當時需要更為廣闊的市場發展自身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化之中，以繼續追求大國地位，而東盟本身在這一時期經濟發展迅速，確實能夠為印度提供前景廣闊的發展平臺；二是由于印度不僅是一個擁有 10 多億人口，超過 8000 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市場，而且印度與東盟經濟結構互補性較強，能夠為東盟的發展提供支撐。所以在雙方需求相契合的前提下，“東向”政策在初期以經濟參與為主要內容。

1992 年，印度取得東盟部分對話國待遇時，所涉及的領域也主要是貿易與投資。1993 年，印度拉奧政府向泰國、新加坡等國派出商業使團，建立雙邊商業聯系；此后，印度—東盟還建立起聯合貿易委員會、印度—東盟貿易委員會等，提升雙方貿易合作的機制化。由此，印度和東盟之間貿易額快速增長，從 1991 年的 35 億美元增至2000 年的 101 億美元。

在擴大東南亞地區經濟參與的同時，印度還積極加入東盟主導的多邊機制。1995年，印度正式成為東盟的對話伙伴國，實現了對 1992 年部分對話伙伴關系的升級。1996 年，印度加入東盟地區論壇（ARF）。在建立起一定合作基礎之后，印度將與東南亞地區的機制性關系拓展到次區域層面。1997 年，印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國、不丹、泰國及緬甸組建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2000 年 11 月，印度倡導的湄公河—恒河合作（MGC）成立，希望借由佛教文化及語言上的聯系增強印度在這一區域的軟實力。

在雙邊層面，印度這一時期通過頻繁的聯合軍事演習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聯系，以軍事外交的形式增強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影響及本國在地區安全維度內的存在。在 20 世紀 90 年代早期，印度就與印度尼西亞開展了雙邊軍事演習，此后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都進行了類似的雙邊軍演。

進入 21 世紀后，“東向”政策開啟第二階段。2003 年，印度時任外長賈斯旺特·辛哈指出：“‘東向’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以東盟為重心，主要關注貿易與投資關系。新階段的特征是將‘東方’的定義擴展到從澳大利亞及東亞，但仍以東盟為核心?！币虼?，在第二階段，印度除了繼續穩固與東盟關系，還借助東南亞眺望更廣闊的亞太地區。

一方面，印度繼續與東盟深化關系，2002 年正式建立印度—東盟“10+1”機制。2004 年，第三次印度—東盟峰會發布了《和平、進步與共同繁榮伙伴關系協定》，后續印度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5 年，參加首次東亞峰會（EAS），標志著印度的印度洋國家身份發生了質的變化，印度已經在亞太地區獲得扎實的立足點。2012 年，印度—東盟在雙方對話關系建立 20 周年、“10+1”機制建立 10 周年之際，共同發布了《印度—東盟愿景聲明》，將雙方對話關系提升至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雙方關系取得里程碑式進展。另一方面，借由這一立足點，印度開始與更多的亞太地區國家積極發展外交關系，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的關系都獲得了提升，實現了周邊戰略空間的大幅度拓展；特別是與美國的關系在“東向”政策第二階段實現了較大發展。

（二）“東向行動”政策：以增加印度區域影響力為目的的整體戰略

2014 年 5 月，莫迪出任印度新一任總理。他認為印度已經達到全球領導大國的門檻，有望在有限時間內達成該目標。莫迪政府期望印度具有更顯著的全球影響力和區域地緣影響力，實現該目標的策略之一就是使印度成為一支更重要的地區力量，由此莫迪政府對“東向”政策進行升級，在 2014 年 11 月印度—東盟峰會上提出了以行動為導向的“東向行動”政策。在“東向行動”政策中，印度致力于將行動空間進一步擴展，希望與東盟、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蒙古和太平洋島國增進關系，特別提到東盟是“東向行動”政策的“支柱”（anchor）。

在莫迪第一任期內，其推行的“東向行動”政策開始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東南亞地區，通過參與安全合作、互聯互通和區域一體化深度介入該地區事務，將印度的東南亞政策從早期零星、分散的行動，變成了系統的區域戰略。這一時期印度的東南亞政策格外關注安全議題，并且與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等國開展了互聯互通建設，這其中暗含著印度對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疑懼和防備，認為中國實力的上升及與東南亞地區關系的密切將逐步打通中國通過東南亞影響南亞的進路，滲透印度洋，增強中國在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戰略存在和影響，對印度的地區大國地位構成挑戰。所以這一階段印度的東南亞政策中包含了與中國開展競爭、淡化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意圖。比如，印度有針對性地公然就南海爭議進行表態，表達對菲律賓的支持，與越南在離岸石油開發領域合作。莫迪公開表明印度致力于在包括印度洋和南海的海洋空間中扮演主要角色。

相比“東向”政策時期的東南亞政策，莫迪政府的“東向行動”政策旨在進一步拓寬印度的戰略空間，在將東盟繼續作為政策實施支柱的同時，植入與中國在地區層面展開競爭的深層邏輯，在維系業已建立的印度—東南亞關系基礎上，有針對性、有選擇地加強與東盟和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確保在東南亞發揮地緣影響力，維持印度洋大國地位，穩步推行印度“全球領導大國”的戰略目標。

二、印太構想下印度東南亞政策的再定位

自美國特朗普政府以“印太”作為美國亞洲戰略的全新名稱并逐步致力于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打造為“最重要的中心”（principal hubs）以來，“印太”一詞在印度的對外宣示中也屢見不鮮，逐步實現與“東向行動”政策的融合，成為印度錨定其東南亞政策的最新指針。

2018 年 6 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會發表主旨演講，闡明印度關于印太地區的構想，提出印度將“印太”視為“天然的區域”而不是“戰略或僅包括有限成員的俱樂部”；莫迪特別強調東南亞地區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中心，東盟已經是并且未來也是印太地區的中心。他還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反復提及海洋之于印度的重要性，指出印度海軍為了印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積極構建伙伴關系，開展訓練、演習和善意行動。

印度以其印太構想為框架，重點突出地對其東南亞政策進行了再定位。印度的印太構想包括六大要素，可以概括為——包容性、東盟中心性、基于規則的秩序、對?？展虻钠降仁褂?、貿易自由化與互聯互通。這六大要素集中體現了印度印太構想中嵌入的平衡色彩：對包容性、東盟中心性和貿易自由化的重視，體現了其對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承諾——印度無意將“印太”打造為對抗性的權力政治概念；對基于規則的秩序、?？展蚱降仁褂煤突ヂ摶ネǖ膹娬{，則體現了印度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中其余成員關于印太的構想具有一致性。遵循這一基準，印度的印太構想在逐步具體化的過程中，不僅突出東盟在其印太地區認知中的中心地位，強調印度與東南亞地區存在寬廣的海上合作前景，而且明顯加強了與美日澳等國的戰略協調，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成為美國以“印太戰略”為核心搭建的對華遏制陣營中的重要支柱。

（一）印度將東南亞地區作為開展印太海上合作的重要伙伴

經過美國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苦心孤詣”的運營，“印太”被塑造為一種新的地區身份，而不僅僅是地理范圍的一個概念，印度在接受了“印太”設定后，將本國的戰略重點從關注自身在南亞大陸面臨的各類邊界威脅，轉向海上空間，認為未來許多挑戰很有可能在海上發生，并且這一領域也是很多挑戰的源頭。印度在 2019年 11 月出臺了“印太海洋倡議”（the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IPOI），該倡議以莫迪 2015 年提出的“薩迦構想”（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SAGAR）為基礎，提出“印太”是若干道連續的半圓弧形結構，最內圈的弧形由與印度共享印度洋的南亞國家構成，外圈的弧形有兩道：一是由在印度西邊的海灣國家構成，二是由在印度東邊的東南亞國家構成。同時認為印太地區大國競爭呈現出政治—外交—經濟—戰略四維結合態勢，所以“印太海洋倡議”重點闡述了印度關于安全、發展和能力建設相關的海上議題領域構想，提出印度支持開放、自由和包容的印太秩序構建，并且致力于和志同道合的國家通過切實合作建立新的伙伴關系。

這一倡議集中展現了印度在接受“印太”概念后在對外戰略中開始以海上領域為重點的轉向，體現了印度從海洋地緣的視角審視自身戰略環境，以東南亞地區作為重要外環，將該地區作為其在海上領域開展經濟、安全、能力建設以及資源共享等合作的重要伙伴。

（二）印度將東南亞作為牽制中國的重要地區

東南亞地區在“東向”政策時期曾是印度展望更遼闊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地，是為印度破解孤立、實現外向連接的“希望之地”，而選擇認可“印太”概念、成為美國“印太戰略”支點國家之后，東南亞地區成為印度參與大國競爭、實現自身大國抱負的博弈地帶。

無論是美國的“印太戰略”還是印度的印太構想，都蘊含著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對中國進行遏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一關鍵點的契合使美印在東南亞地區增強了戰略協調。在經濟實力與軍事現代化程度方面，中國與印度在戰略和能力層面上的差距不斷拉大，印度認為中國能夠在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施加更大的經濟、軍事影響力。一直以來，上述區域都是印度海陸地緣環境的“基點”，也是莫迪政府實現“領導型國家”的重要依托，因此印度愈發認為需要對中國進行牽制。而由于難以逾越的實力差距，印度單憑自身很難對中國進行有效牽制，美國主推的“印太”地區新敘事則為印度實現以上目的提供了重要機遇，加之拜登政府選擇延續特朗普時期“印太戰略”的核心布局，對印度“委以重任”，“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戰略基石地位繼續穩固，印度得以借力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形成一股牽制中國的合力，而這股合力在東南亞地區正好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國的地區影響力。近年來，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持續增強，美國亦寄望通過“印太戰略”對沖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因此，在印度接受“印太”概念并與美國及其盟友加強戰略協調性的基礎上，莫迪政府對東南亞地區重視程度頗高，對東南亞政策給予了更多精心設計，對比原先的“東向行動”政策，在其中越發明顯地嵌入了更多遏制中國的內容，形成了印太構想之下的印度東南亞政策。

三、印度東南亞政策的新態勢

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剛開始數月后就推出了“印太海洋倡議”，集中描述了印度的以海上領域為重點的印太構想，彰顯自身印度洋國家的身份，并且對東盟的重要地位予以確認。由此，印度在深化既有的和東南亞地區的外交、經濟、軍事關系的基礎上，突出海上領域的重要性，著力全方位擴大印度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一）以“印太”為媒，為印度—東盟戰略關系注入新內容

在印度的東南亞政策中，發展好與東盟的關系一直處于核心地位。在 20 世紀 90年代初“東向”政策實施初期，印度就以獲得東盟對話伙伴國地位為重要抓手，不斷擴大與東南亞地區的聯系。隨著近年來“印太”概念熱度攀升，印度主動在雙方關系中注入印太相關內容。

首先，印度突出強調東盟在其印太構想中的中心地位，積極發掘雙方印太設想的共同點，以期進一步夯實雙方在印太地區深化合作的基礎。2019 年 6 月，東盟發布《東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AOIP），對東盟的印太構想進行正式闡述；印度在同年 11 月推出“印太海洋倡議”，之后開始重點發掘自身印太構想與《東盟印太展望》的契合點。2020 年，雙方發布了第三個也是最新的 2021—2025 年伙伴關系行動計劃（Plan of Action, POA），將《東盟印太展望》作為促進東盟—印度合作的指導性文件，重點在四個關鍵領域中加強協調和交流，即海上合作，互聯互通，聯合國 2030 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以及經濟等其他可能的領域。在 2021 年 10 月舉行的第 18 屆東盟—印度峰會上，雙方發布了《東盟—印度為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就〈東盟印太展望〉進行合作的聯合聲明》（ASEAN-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n the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重申了《東盟印太展望》的目標和原則，特別指出《東盟印太展望》和“印太海洋倡議”在促進和平與合作領域共享基礎性原則。

其次，印度全面提升與東盟在海上領域的戰略合作關系，契合印度在“印太”概念下以海上領域為重點的對外戰略轉向。印度和東盟以對話伙伴關系 30 周年為契機，將雙方戰略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海上領域為重點，將合作向縱深推進。一方面，在 2023 年 9 月召開的第 20 屆東盟—印度峰會上，東盟和印度發布了《東盟—印度海上合作聯合聲明》（ASEAN-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Maritime Cooperation），闡述了印太地區當前面臨的海上問題，提出“藍色經濟”（Blue Economy）是地區包容和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驅動力；認為東盟和印度通過東盟領導的地區架構加強海上合作對于確保印太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極具重要性。這一文件為印度與東盟未來開展海上合作列出了具體的合作領域，雙方的海上合作不僅包括打擊人口販賣、武器和毒品走私、海盜和針對船只的武裝搶劫、恐怖主義等安全議題，還包括治理非法捕撈、海洋污染等眾多領域。另一方面，印度深諳東盟對多邊主義的青睞，在原先印度主導的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之外，尋求更多的次區域層面參與。比如將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印 尼 — 馬 來 西 亞 — 泰 國 三 角 增 長 區、新加坡—柔佛—廖內三角增長區、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東盟東部增長區等印太范圍內的次區域多邊機制納入雙方合作與開發構想中，尋求在未來實現協同發展。

（二）以“藍色經濟”為深化印度—東盟經濟關系的新著力點

在冷戰結束后旋即實施的印度“東向”政策中，經濟領域是突破口也是重點，2010 年，東盟—印度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目前，印度已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2022 年印度—東盟貿易總額達到 1130.7 億美元，相比 1998—1999 年期間印度與東盟貿易總額僅為 59.3 億美元已經實現了巨大飛躍。但實際上，1130.7 億美元的貿易總額僅占當年東盟貿易總額的 2.94%，雙方經貿關系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東盟—印度自貿區的發展也并沒有達到預期，印度對東盟貨物貿易逆差增長明顯，雙方為此在2019 年進行了自貿協定的審議。這與印度經濟國家化水平較低、熱衷保守主義的對外經貿政策密切相關，印度雖然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但是其對外貿易額經常處于全球第 13—15 位，與其經濟體量極不匹配。2019 年，印度退出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進一步限制了印度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

隨著印度接受“印太”概念，以海洋地緣為視角調整對外政策，面對與東盟關系中的 “經濟短板”，印度開始以“藍色經濟”為重點，試圖改善在經貿領域難以實現突破的窘境。2019 年 2 月，印度政府發布了《2030 年新印度愿景》（The Government of India’s Vision of New India by 2030），其中將“藍色經濟”作為國家經濟增長的十個核心維度之一，位列第六。2020 年 9 月，《印度的藍色經濟：政策框架草案》（India’s Blue Economy: A Draft Policy Framework）發布，文件詳細闡述了印度的“藍色經濟”構想，提出印度的“藍色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子集”，包括“整個海洋資源系統、人造海上經濟基礎設施和印度司法管轄權內的海洋與海岸區域，有助于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并且和經濟增長、環境可持續性及國家安全密切相關”，提出印度充滿活力的“藍色經濟”應以從非洲東海岸到西太平洋的“塞舌爾—新加坡—薩摩亞軸線”為基礎。

東盟則在 2021 年 10 月的第 38 屆東盟峰會上通過了《東盟領導人藍色經濟宣言》（ASEAN Leaders’s Declaration on the Blue Economy），強調東盟需要就“藍色經濟”形成共識，并明確“藍色經濟”所涵蓋的合作與活動范圍，就此加強成員國之間以及與域外伙伴的合作。在 2022 年 12 月，東盟和印度召開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中斷 3 年之久的“東盟—印度藍色經濟工作坊”（ASEAN-India Workshop on Blue Economy），就可持續利用海洋資源、應對海洋垃圾問題、促進海岸線和海上旅游業發展和可持續性海上互聯互通建設等進行了交流。2023 年 9 月，東盟發布了《東盟藍色經濟框架》（ASEAN Blue Economy Framework），對東盟“藍色經濟”的愿景、框架目標、原則以及具體領域進行了說明（見表 1）。這實際上為印度與東盟開展更加具體和深入的“藍色經濟”合作提供了相對明晰的路線圖，雙方也在《東盟藍色經濟框架》發布兩天后共同發表了《東盟—印度海上合作聯合聲明》，詳細列出了東盟與印度就“藍色經濟”開展合作的領域（見表 1），展現了雙方在海洋領域加強全方位合作的意愿。

（三）以海上軍事合作為重點，強化印度與東南亞地區的軍事聯系

印度與東南亞地區的軍事互動在“東向”政策時期已經開始，自莫迪政府 2014年執政以來，加強軍事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在印度整體對外戰略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印度積極響應美國的“印太戰略”，認同其中暗含的遏制中國戰略思維，以維護所謂“開放、自由和包容”的印太地區為由，在海上安全領域顯著加強能力建設。2022 年，印度海軍預算中用于購買新的軍備平臺與設備的費用增長了 45%，2023 年印度軍費預算中增幅最大的也是海軍。這一趨勢明顯體現了在印度的東南亞政策中，開展海上領域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成為了印度強化與東南亞地區聯系的重要舉措，以增強印度與東南亞地區的關系。

一方面，在多邊層面，印度積極在東南亞地區開展新的海上軍事演習項目，增強印度在東南亞地區的海上軍事存在感。2019 年 9 月，印度與新加坡、泰國舉辦了三邊海軍聯合演習（SITMEX），首次三邊海軍聯合演習由印度海軍主持，在印度布萊爾港（Port Blair）進行；2020 年演習由新加坡海軍主持，2021 年由泰國皇家海軍主持，這兩次聯合演習均在安達曼海域舉行。2023 年 5 月，印度與新加坡聯合主持了首次“東盟—印度海上演習”（ASEAN-India Maritime Exercise, AIME），演習分為港口和海上兩階段，包括來自印度、新加坡、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越南的共 9 艘艦船和來自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 6 架飛機，以及超過 1800 名人員參加。

另一方面，在雙邊層面，印度與越南、菲律賓、印尼、文萊等國均加強了在海上軍事領域的合作。印度與越南的軍事合作在規模和密度上都較為突出，兩國通過機制化的防務對話、訓練和演習等保持密切合作。其中海上軍事領域的合作是印越防務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的合作形式既有常規的防務對話機制、海上聯合演習、艦船互訪等，還有通過印度的“國防信貸額度”（Defense Line of Credit, LoC）項目開展的軍備援助。2019 年 3 月，第一屆“印越海上安全對話”（India-Vietnam Maritime Security Dialogue）舉辦，2023 年 5 月，雙方舉行了第三次“印越海上安全對話”，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印越海軍和海岸警衛隊之間的合作。2021 年 8 月，印越在南海海域進行了雙邊的海軍軍事演習，次年越南派出兩艘艦船參與印度發起的“米蘭”多國海軍演習（Milan）。2022 年 11 月，印度的兩艘艦船——什瓦里克號（INSShivalik）和卡莫爾塔號（INS Kamorta）——到訪越南胡志明市；2023 年 5 月，德里號（INS Delhi）和薩特普拉號（INS Satpura）訪問了越南峴港。2020 年 12 月，印度通過 1 億美元的“國防信貸額度”項目，啟動了為越南邊防司令部制造高速護衛艇的項目，除了直接交付和在印度制造的護衛艇，剩余有 7 艘在越南制造，2022 年該項目順利完成，一共為越南提供了 12 艘護衛艇。2023 年 6 月，印度國防部長拉杰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和越南國防部長潘文江（Phan Van Giang）舉行了部長級會談，期間辛格宣布，印度將向越南贈送庫克里級導彈護衛艦吉爾班號（INS Kirpan），作為“增強越南人民海軍能力的一座里程碑”。

2019 年，印度和菲律賓在南海海域連同美國和日本舉行了四邊海軍聯合演習；2021 年 8 月，印菲兩國在南海海域進行了雙邊海軍演習；2022 年 1 月，菲律賓與印度簽訂了 3.75 億美元的布拉莫斯導彈（BrahMos missile）購買協議，這是印度布拉莫斯導彈的第一筆出口訂單，菲律賓時任國防部長德爾芬·洛倫扎納（Delfin Lorenzana）認為，這一世界最快的超音速巡航導彈能夠有效提升菲律賓的海上威懾力。2024 年 4 月，第一批布拉莫斯導彈交付菲律賓。

2018 年印度和印尼將雙邊關系提升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并舉行了代號為“海洋力量”（Samudra Shakti）的首次雙邊海軍演習，至 2023 年，該演習已經舉辦了四次，2023 年 5 月第四次軍演在南海海域進行。2023 年 2 月，印度辛杜卡薩里號（INS Sindhukesari）潛艇到訪印尼首都雅加達，這是印度潛艇第一次?？坑∧?，此舉被認為在兩國關系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潛艇能夠有效增強一個國家的海上控制、海上實力投射能力，是海上拒止體系建設的內容之一。允許印度潛艇到訪印尼，表明印尼對于印度海軍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逐步放松戒備，是雙方互信增強的重要體現，明顯展現了兩國在印太地區加強海上安全合作的意愿。

近年來，印度還加強了和文萊之間以海上軍事交流與合作為主要內容的軍事外交關系。2021 年 1 月，兩國續簽了為期 5 年的防務合作備忘錄，為雙方深化既有的防務合作、開辟新的防務合作項目奠定了基礎。目前，兩國主要的軍事合作形式有：定期的軍官交流與培訓、海軍艦船和海岸警衛船互訪、訓練與聯合演習以及互相參加兩國舉辦的防務展。2021 年 8 月，印度護衛艦什瓦利克號和卡德馬特號（INS Kadmatt）到訪文萊穆阿拉港（Muara），雙方海軍開展了過航演習（Passage Exercise）。

四、印度東南亞政策展望

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以來，展現出對“印太”概念的高度認同，在接受自身作為印太地區重要國家這一身份的基礎上，借助“印太戰略”的聲勢，在印太地區開展積極的多領域、多維度外交，對東南亞地區的關注有增無減，且重點在海上領域加強與東盟和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體現了印度在地區外交中的活躍姿態。這既源于東南亞地區對印度有著無可爭議的地緣戰略價值，是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重要場域，亦是印度一貫對中國防范心理的展現。近年來，中印關系降溫明顯，印度以印度洋“凈安全提供者”自居，以“印太”之名強化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標榜遵守《聯合國海洋法》等國際海洋公約，在海上安全領域重點與南海聲索國開展軍事互動，多次在南海海域進行軍事演習，并在 2023 年 6 月首度公開支持菲律賓在 2016 年南海仲裁案的所謂“合法性”，這其中劍指中國的意味尤為濃厚。

未來一段時間內，印度的東南亞政策將會在印太構想下融合印度更加務實的大國地位追求，在保持自身戰略自主性的同時，加強與美西方國家的協調，加入更多與中國競爭并意在對華遏制的底色，呈現以下值得關注的發展動向。

第一，印度在東南亞地區的參與將呈現更加進取的姿態。這是因為，一是從印度國內政黨格局變化的角度，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印人黨已經實現在印度國內的勢力回升，在 2024 年大選中取勝。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政府實現第三次連任，這有利于印人黨政府在外交領域保持改革連續性，為其采取更為進取的措施提供有利保障。在 20世紀 90 年代末期的“東向”政策實施中，印人黨政府就明顯展現出了在國際事務中的活躍態度，在 1998 年以核試爆顯示大國雄心并且在同時期的地區外交領域中也更為積極。因而，伴隨印人黨在國內政黨格局中繼續保有優勢，印度東南亞地區進行更積極和進取的參與勢在必行。二是，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中的印度東南亞政策清楚展現出其對海上安全領域的重視，特別增加了與東盟、東南亞部分國家在傳統軍事外交層面的合作，與東南亞國家圍繞海上軍事能力建設開展的各類交流與合作基本得到了這些國家的認可。以布拉莫斯導彈為例，除了成功出售給菲律賓，越南和印尼也積極就布拉莫斯導彈的購買和印度進行了商談。印度東南亞政策中增加了軍事這類高政治敏感度議題的比重，表明了印度致力于塑造與東盟和東南亞國家更深的政治互信，進一步密切與東南亞地區的聯系，擴大印度在周邊地區的影響力，為其大國夢的實現提供助力。同時，在軍事外交領域取得的成功會進一步提振印度在東南亞地區進行軍事參與的信心，在整體上促進莫迪政府在第三任期以更自信的態度參與東南亞地區安全秩序的塑造。

第二，借力美國“印太戰略”，印度獲得了在東南亞地區更廣闊的參與空間。美國的“印太戰略”經歷了由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持續具體化，尤其強調“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核心作用，突出印度的支柱國家地位，直接明言：“發展好美印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必要，而且對實現印太（地區）的戰略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印度通過積極參與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為主的美國印太地區制度安排，加強與美國及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政策協調，在安全之外的氣候變化、清潔能源供應鏈、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領域也獲得了新的合作機會。加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升級過程中已經開始擴展到四國之外的國家，如在 2020 年 3 月舉行的第一次“四加”（QUAD Plus）線上會議，邀請了韓國、新西蘭和越南的代表參會，2020 年正值越南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2022 年 2 月召開的“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一致同意將“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為包含伙伴國的機制，并討論了如何與其他多邊組織更好地開展合作，比如與東盟。因此“四方安全對話”未來的合作對象有可能包括東盟及東南亞國家。囿于印度自身的實力，其原本較難在上述領域和東南亞地區開展有效的合作，但借由“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提供的平臺，印度能夠作為一支主要的力量參與其中。目前，“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所涵蓋的議題領域已經囊括從安全到氣候、能源、數字經濟、公共衛生等多個領域，借由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印度有可能實現在東南亞地區更廣泛的參與。

第三，印度將借助“全球南方”議程與東南亞地區開展更多維的合作。2022 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印度對“全球南方”的熱情重新被點燃，莫迪政府不僅重新與不結盟運動加強了聯系，而且積極尋求與“更廣泛的‘全球南方’”國家擴大接觸。2023年 1 月，莫迪政府邀請了超過 120 個國家參與“全球南方之聲”峰會（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越南、泰國、柬埔寨、老撾、菲律賓和東帝汶等東南亞國家參加了峰會。僅間隔 10 個月，莫迪政府就舉辦了第二屆“全球南方之聲”峰會，重點與參會的 100 多個發展中國家探討資源有效利用、減貧、糧食安全、氣候、發展中國家債務等問題。莫迪政府積極在“全球南方”議程下開展外交實踐，為印度與東南亞地區國家深化合作提供了新的渠道。隨著莫迪政府對“全球南方”外交投入更大熱情，并且高調競爭“全球南方”領導者的地位，在這一議程之下開展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恰好迎合了東南亞一些國家慣有的“平衡外交”策略。根據 2024 年伊西斯—尤索夫伊薩克研究所東盟研究中心的《東南亞現狀調查報告》，印度已經連續 2 年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下，東盟除歐盟和日本之外第三信任和愿意選擇的“第三方”力量，排名在澳大利亞、英國和韓國之前；而在 2022 年，印度在這一問題中獲得的支持率僅為 5.1%，位列最末。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整體上對印度加強在本地區的存在持積極態度，認為印度是中美戰略競爭態勢下，一支能夠為地區平衡帶來正面影響的力量。所以印度在“全球南方”議程下開展的實踐可能會受到東南亞地區的歡迎，為印度—東南亞關系的進一步深化帶來積極影響。

結語

冷戰結束后，為了國家發展、重塑周邊外交環境，印度將視線東轉，開始加強對東南亞地區事務的參與，從“東向”政策到“東向行動”政策，印度以東南亞地區為跳板，實現了戰略空間的拓展。經過 30 年左右的發展，印度與東盟、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基本都實現了深化與升級，雖然尚且無法與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和綜合影響力相比，但不可否認，印度在東南亞地區已經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伴隨著美國主導推動的“印太戰略”熱度持續升高，印度作為該戰略的支柱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價值，莫迪政府抓住機遇乘勢而為，以印太國家的身份審視外部環境，在許多關于“印太”地區的官方聲明或發言中，都強調東盟在“印太”地區的中心性，積極提升和東盟的戰略關系，以海上領域為重點發掘雙方的利益契合點，大力加強海上領域的全方位合作。這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與美國“印太戰略”強調對東盟中心性的尊重、在海上領域加強與東南亞地區合作基本保持了一致，顯示出印美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協調，以及對東南亞地區的拉攏態勢，以期實現在印太范圍內與中國開展競爭、牽制中國甚至壓制中國的真實目的。

所以，在對“印太”概念形成認同的基礎上，印度有意從區域、次區域、雙邊層面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借力美國“印太戰略”的賦能和“印度制衡論”的聲勢，將自身包裝為印太“開放、自由和包容”地區秩序的塑造者，以此獲得在印太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內更廣闊的戰略空間，為實現自己的大國夢增添助力。面對印度的積極參與態勢，東南亞地區持相對樂觀的態度，這無疑有利于印度東南亞政策的推進和印度—東南亞關系的發展。印度以上的政策動向給中國周邊戰略環境帶來挑戰和復雜影響，需要謹慎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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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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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觀察

駐緬甸大使馬珈出席瀾湄“甘莫基、耶甘基村太陽能微電網供電供水工程”結項儀式

2025年1月14日，駐緬甸大使馬珈出席瀾湄合作專項基金支持的緬甸德林達依省太陽能微電網供電供水工程結項儀式。該項目惠及兩村540戶2700人，實現24小時供電并解決飲水問題。馬珈表示中國將繼續助力緬甸發展。緬方代表感謝中方支持，稱項目是三方合作的典范，促進了當地手工業、教育衛生事業發展。雙方均表示將維護好設備，增強項目效果，慶祝中緬建交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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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為什么會失敗》

作者：〔美國〕德隆·阿西莫格魯/〔美國〕詹姆斯·A·羅賓遜

譯者：李增剛

出版社：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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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觀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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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3日）

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從2017年創始初期穩扎穩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于2022年改組為《智本青析》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在2019年創辦“大外交青年發展與實踐啟航項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中心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決策咨詢公司，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組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至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青坊談、最有影響力人物訪談、21世紀中國外交天團、學人專訪等）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和全球范圍內的“大中華菁英圈”，開啟“Smallibrary·小書屋”全球青年閱讀挑戰計劃（該計劃于2022年創辦《智庫書屋》欄目），運營新知太學（網絡）書院（該書院于2022年創辦《線上共讀》欄目）；2023年，成立全球創業研究中心、全球灣區研究中心、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數字經濟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香港大外交學會（GDYT HK）”，創辦“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國際人才交流平臺等。GDYT從2021年以來，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政策分析與思想交流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新型國際問題青年智庫建設與發展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區域國別學術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采訪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講座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系列活動、“GDYT與國際知名學者對話”等等。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含高級）、特約研究員（含高級）、助理研究員、編譯評議員、時政評論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人）的樣本標桿青年智庫，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指導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為政府、企業、智庫、高校、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都有提供過咨詢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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