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大陸在重要場合和敘事中，啟用“武裝臺灣”這個用語替代以往“對臺軍售”，以定位美國與臺灣當局在軍事領域的勾連配合的性質。“對臺軍售”這個用語用的相對少了一些，而且“對臺軍售”這個用語的內涵更加明確限定在軍火交易范疇之內。筆者理解，這種變化可不是修辭的簡單調整，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中國大陸方面對美國操縱與臺灣當局軍事勾連關系的定性的變化，其內涵至少有三個方面：

一是戰略目的不同。以往在中美整體友好、美實行對華接觸政策大框架下，美方與臺灣地區軍事勾連一般秉持維穩思維，主要意圖是平衡兩岸軍力，著力重心在協助臺軍常態化建設，以支援臺灣當局拒統，阻撓中國統一。現在則演變到在對華戰略競爭、加力“以臺制華”大框架下，美與臺軍事勾連明顯秉持致亂思維，在臺灣海峽塑勢、塑局，塑危、塑戰，著力重心轉到推動臺軍進行臨戰條件下的整軍備戰與戰略運用。也就是說，我們已經不能僅僅從臺軍建設與戰力發展層面理解新形勢下美國與臺灣地區.的軍事合作關系，更要從戰略運籌層面認知美國的各項舉措與行動。例如近年來各方廣泛關注的美軍現役人員長駐臺灣地區問題，公開報導的數量已突破100名。一般認為，這些人的任務是訓練臺軍部隊掌握美式武器、提高戰術技術水準、改進臺海作戰方案等。但實際上，美國的全部意圖已不限于此，更有配合美對華戰略部署和行動方面的意涵。按照美軍的理念，從戰略上看，派駐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安全部隊援助部隊的意圖和任務由低到高分四個層次：第一是接觸層：在競爭領域進行武裝沖突門檻下的活動，目的是暴露敵對方的行為并抵制敵對方的影響力;第二是鈍擊層：在沖突中，將具備戰斗能力和以作戰為導向的部隊部署到前沿區域，以阻止敵對方的侵略行為或削弱對方的任何目標;第三是支援層：能夠提供強大兵力并取得戰爭勝利的部隊;第四是國土防衛層：能夠全面保衛國土的部隊。從這個四層次結構看，美軍成規模駐臺屬于接觸層，是戰略性行動。而在烏克蘭，美軍、北約軟介入部隊已經達及鈍擊層，并且出現向支援層發展的跡象。所以，認知美國在臺灣地區的所謂軍事顧問行動，不能僅僅局限在顧問層面本身，更要看到戰略運籌層面，看到其戰略威懾、戰略塑造等意圖。

二是具體內容升級。以往美與臺軍事勾連的核心內容主要分布在武器裝備銷售、情報資訊合作、維穩戰略協調等方面，而近些年則逐步演變到一定程度上機制化、常態化的聯合威懾、聯合塑勢、聯合應變、聯合作戰、聯合訓練等層面。這種勾連合作關系的體系更加完整，程度更加緊密，互動更加順暢，即時性更加強勁，臨戰實戰色彩更加濃厚。而且，與以往最突出的武器裝備交易相比，時下“美臺軍事勾連”其他方面內容的重要性明顯上升。也正因為如此，如果仍然用“對臺軍售”“美臺軍事合作”這樣的用語，便會使人誤以為美國僅僅是軍火商，臺灣地區是使用者，雙方是軍貿關系，是錢與錢的交易;會使人淺顯和窄化認識“美臺軍事關系”，看不到其全貌，識不破其真相，知不盡其全部內涵。如此一來，就會輕視甚至忽視美國軍事支援臺灣地區更深刻的層面，更長遠的影響，更嚴重的危害。

三是軍售標準突破。美國以往在售臺武器的先進性、進攻性、敏感性等方面長期設置的一系列門檻、限制不斷突破，而且，還恢復了上世紀60年代即中斷的對臺軍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軍貿與無償和有償軍援并舉，使得雙方軍事關系向名副其實的高等級“盟友伙伴”級別快速升級。2022年12月15日美國會通過、23日時任美國總統的拜登簽署的2023年度“國防授權法”授權美國總統在未來五年內動用“總統提款權”給予臺灣100億美元軍援。2023年7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拜登首次動用“總統提款權”給臺灣提供3.45億美元軍事援助，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首次以美國自身庫存來協助臺灣（地區）對抗中國(大陸)”的行動。2023年12月，首批軍援物資抵臺。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對臺灣當局發展進攻性武器也予以放行并且提供包括技術、裝備、零部件及技術人員等在內的襄助，這也可以看作突破對臺軍售標準的標志性事件。這就造成民進黨當局在發展中遠端地對地導彈等這類進攻性武器方面的行為方式，由以往遮遮掩掩、高度保密，發展到公開發布、公開計畫、一定程度公開展示的程度。也正是因為如此，長期秘而不宣的一些遠端“自制”武器，包括射程1200至2000公里的“雄昇”亞音速巡航導彈、“擎天”超音速巡航導彈、“擎天-2”中程彈道導彈以及“騰云”遠端察打一體無人機等，要么公開展示，要么暗示存在，要么半公開，總之以條件許可的最大化方式顯示其存在。

此外，大陸方面用“武裝臺灣”這個提法，還應當有進一步揭示其危害的用意。即借助俄烏沖突從長期醞釀、突然爆發到慘烈進程中的一系列鮮活的事實，更有力地揭露美國在國際上制造矛盾、利用分歧、擴大對立、設置陷阱以及塑亂塑戰、拱火促戰的行徑和危害。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鄭劍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講座教授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學習研究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