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8日，徐州經開區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農民歌手朱之文起訴一名連續四年通過P圖、剪輯視頻造謠誹謗他的網民。

這場訴訟的背后，是一個草根明星被流量時代“圍獵”的縮影：從“北京豪宅”的謠言到對家人的惡意攻擊，朱之文用法律武器對抗的不僅是網暴者，更是網絡生態中扭曲的生存法則。

一、謠言漩渦：被“北京豪宅”與惡意剪輯裹挾的四年

朱之文被謠傳在北京霄云路8號擁有價值過億的“空中四合院”，甚至與埃隆·馬斯克的購房傳聞捆綁炒作。

對此，他多次澄清：2018年因參加節目需要，曾以每月3800元租住北京一處簡陋房屋，退租后未再購置房產。

面對記者追問，他苦笑：“那房子連熱水器都沒有，記者來采訪時都搖頭。”

被造謠房產豪宅還只是冰山一角，一名網民連續四年發布290余條惡意視頻，內容涵蓋對朱之文及其家人的侮辱性P圖：將他的頭部嫁接至他人身體、捏造其子“不務正業”、甚至對不滿周歲的孫子進行人身攻擊。

最離譜的一條視頻中，他被塑造成“躺在外人懷中的嬰兒”，配文“大衣哥返老還童”。

朱之文起初選擇沉默，認為“清者自清”。

但惡意內容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冒充殘疾人上門索要50萬元，威脅“不給錢就繼續發視頻”。

2024年5月，他委托律師團隊對290條視頻進行公證，其中29條播放量超5000次，達到刑事立案標準。

代理律師楊安明直言：“最高可判三年，這是對網絡暴力的重拳警示。”

二、朱之文的“不變”與“變”：農民歌手的真實生活

2011年，朱之文憑借《滾滾長江東逝水》從山東菏澤朱樓村的田間走向全國。

盡管商演邀約不斷，他堅持不接代言、不做直播帶貨，坦言：“怕產品出問題，壞了良心名聲。”

村中遍地“大衣哥農家樂”“之文菜園”等招牌，他一笑置之：“名字不是我的專利，鄉親們能用就用吧。”

朱之文拒絕搬離朱樓村，稱“祖祖輩輩的根在這里”。

他在院中養雞種菜，用劈柴燒火，甚至保留著用了15年的諾基亞手機。

對于子女，他只希望“兒子做個普通農民，女兒嫁個好人家”——這種樸素的價值觀與外界對其“年入千萬”的想象形成鮮明對比。

朱樓村成了“網紅打卡地”，每天數十人圍堵拍攝。

朱之文不得不在門口安裝監控，通過屏幕判斷來者意圖。

他無奈道：“以前過年愛出門轉轉，現在連院門都不敢出。”

即便如此，他仍堅持為家鄉直播推廣土特產，“不為賺錢，只為服務鄉親”。

三、困局背后：草根明星與流量時代的博弈

朱之文的困境折射出草根明星的集體焦慮：一方面，他們依賴公眾關注維持影響力；另一方面，過度曝光導致私人領域被徹底侵蝕。

他曾說：“如果網上再也沒有朱之文的消息，這樣的生活才是過到天上去了。”

在本次的網暴案件中，代理律師楊安明就指出，此案難點在于界定“網暴”標準。

盡管法律明文規定“侮辱誹謗內容播放量超5000次可追刑責”，但現實中大量灰色地帶仍存在。

本案中，被告丈夫曾試圖道歉賠償，但朱之文堅持“法律該怎么判就怎么判”。

其實，何止是網絡暴力，自從朱之文出名后，朱樓村村民借朱之文之名開設農家樂、直播圍觀，甚至有人以“大衣哥鄰居”身份索要錢財。

朱之文對此感慨：“以前窮時沒人理，現在火了，連殘疾人都來要錢。”

“十年落寞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這不僅是人性這種群體性的利益攫取，也暴露出流量經濟對傳統倫理的沖擊。

朱之文的訴訟，與其說是個人維權，不如說是對畸形網絡生態的宣戰。

當他站在法庭上說出“我不接受調解”時，對抗的不僅是某個網民，更是流量至上時代對人性的異化。

正如律師所言：“此案關乎所有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

或許，朱之文案的價值，在于提醒我們：當草根明星的光環褪去后，那個在院子里喂雞劈柴的農民，仍在固執地守護著最本真的生活信仰。

你如何看待朱之文起訴網暴者的選擇？若你是公眾人物，會如何平衡隱私與曝光？歡迎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