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

早期生涯與政治萌芽

姚文元于 1931 年出生在浙江諸暨的一個文人家庭，父親姚蓬子是上海文壇的知名文學家，曾與魯迅、郁達夫、老舍、茅盾等文學大家有過合作 。

在 193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因從事秘密工作被叛徒出賣，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抓捕，在獄中選擇向中統投降，放棄革命。

在家庭濃厚文化氛圍的熏陶下，姚文元自幼飽讀詩書，展現出了在文字方面的天賦。他對文學的熱愛近乎癡迷，常常沉浸在書籍的世界里，汲取著知識的養分。

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才華，姚文元在學生時代便嶄露頭角，其文章觀點獨特、言辭犀利，在校園中就已小有名氣。這一時期的他，積累了扎實的文學功底，為日后的文字生涯奠定了基礎。

大學畢業后，姚文元投身文化工作，先后在中國作家協會、《解放日報》社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任職。在工作中，他的文學才華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撰寫的文章風格大膽，極具激情與煽動性，逐漸在文化領域嶄露頭角。

1957 年，他發表了批判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這篇文章讓他獲得了眾多領導的關注，甚至毛主席都親自接見了他。這次經歷成為了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也讓他開始逐漸走進權力的中心，為他之后在政治舞臺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姚文元

初涉政治舞臺：與張春橋的交集

1955 年，對于姚文元來說是人生中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批判胡風的浪潮。

胡風是我國著名的文藝人士，在建國前就廣泛參與 “左聯” 的文藝創作，建國后擔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務 ，是文藝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與胡風早年關系不錯，姚文元年幼時也因對文學的熱愛，不自覺地崇拜胡風，甚至曾想拜胡風為師，只是未被同意。

但在批判胡風的浪潮中，姚文元憑借自己對胡風作品的熟悉，撰寫了多篇批判文章。

其中，發表在《文匯報》上的《分清是非，劃清界線》引起了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的高度重視。

張春橋當時正急于在批判胡風時物色一位 “筆桿子” 過硬的人，姚文元的出現讓他眼前一亮。姚文元的文章觀點鮮明、言辭犀利，且極具煽動性，不僅帶動了上海整個宣傳部門批判胡風的浪潮，使得上海成為批判胡風的典型，張春橋也因此得到上級表揚。

胡風

從此，張春橋開始對姚文元多加提攜，不斷給他 “出點子”，指導他如何批判胡風。在張春橋的支持下，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一篇接一篇地發表，在文壇上逐漸嶄露頭角。

這次與張春橋的交集，成為了姚文元政治生涯的重要開端。之后，姚文元被調到張春橋主管的《解放日報》，擔任編委。在張春橋的影響下，姚文元逐漸從一個單純的文化工作者，開始涉足政治領域，為他日后成為 “四人幫” 成員埋下了伏筆。

關鍵一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5 年初，中國的政治局勢正悄然發生著變化。江青與張春橋在上海秘密策劃，決定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個任務，最終落到了姚文元的身上。

在江青和張春橋的授意下，姚文元開始了長達數月的秘密寫作。整個過程高度保密，除了他們三人，幾乎無人知曉。姚文元深知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它不僅僅是一篇普通的文藝評論，更是一顆投向政治舞臺的重磅炸彈。他查閱了大量資料，對《海瑞罷官》進行了深入研究，試圖從中找到批判的切入點。

經過反復修改，九易其稿，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于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文章一經發表，便如同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了千層浪。

姚文元在文章中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到的 “退田”“平冤獄” 同 1961 年的 “單干風”“翻案風” 聯系起來，說這是當時 “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焦點”，武斷地認為《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 。

這篇文章的發表，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大討論。由于文章點名批判吳晗，而吳晗在當時的學術界和政治界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廣泛關注。

不同觀點的人們紛紛加入到這場討論中，一時間，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場討論逐漸演變成了一場政治批判運動。

毛主席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這就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了嚴重的政治色彩，成為 “文化大革命” 的導火線。而姚文元，也因為這篇文章，成為了政治舞臺上的焦點人物。

他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大報刊上，他的觀點，也被一些人奉為圭臬。這篇文章成為了他走向中央權力核心的重要跳板，為他日后成為 “四人幫” 成員，進一步參與政治陰謀奠定了基礎。

“文革” 風云：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的風暴席卷而來，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5 月 28 日，中共中央發出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姚文元憑借著之前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的 “出色表現”，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

這個小組最初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來在文革推進過程中，逐漸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領導，成為了 “文革” 的實際指揮機構。

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姚文元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由此進入了中國政治舞臺的核心圈層，開始在更大的政治舞臺上興風作浪。

他積極參與到 “文革” 的各項活動中，與江青、張春橋等人緊密勾結，成為了 “四人幫” 的重要成員。他們打著 “革命” 的旗號，四處煽動群眾，制造混亂，企圖搞亂全國，以實現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1967 年初，姚文元伙同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制造了震驚全國的 “一月風暴”。他們先是策劃奪取了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大權，隨后又組織召開了 “打倒市委大會”，批斗了上海市委、市府的眾多領導人，使得上海市委、市府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權力完全落入他們手中。

這一系列行動被毛主席高度贊揚，認為是 “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并號召全國學習上海 “造反派” 的經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月風暴” 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引發連鎖反應，各地紛紛效仿，掀起了一股奪權的狂潮，使得全國陷入了更加嚴重的混亂和動蕩之中 。

在 “文革” 期間，姚文元充分發揮自己的 “筆桿子” 作用，通過撰寫文章、發表言論等方式，為 “四人幫” 的反革命活動搖旗吶喊。他的文章充滿了煽動性和攻擊性，常常斷章取義、歪曲事實，對許多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進行無端的批判和誣陷，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他的這些行為，不僅嚴重破壞了文化界的正常秩序，也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在批判 “二月逆流” 時，姚文元積極參與其中，對陳毅、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進行污蔑和攻擊，試圖削弱他們在黨內和軍內的影響力。他的文章和言論，成為了 “四人幫” 打擊異己、迫害忠良的重要工具。

結黨營私：“四人幫” 的形成

1973 年 8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繼承了九大的 “左” 傾錯誤，王洪文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開始緊密勾結，逐漸形成了臭名昭著的 “四人幫”，其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1974 年，在 “四人幫” 的操縱下，全國開展了 “批林批孔” 運動。他們打著批判林彪、孔子的幌子，實際上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

姚文元積極參與其中，利用自己掌控的輿論陣地，組織寫作班子撰寫大量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他們批所謂 “現代的儒”“黨內的大儒”，將周恩來 1972 年以來進行的調整工作污蔑為 “復辟倒退”“右傾回潮” ，妄圖重新打倒一大批黨政軍領導骨干，以便他們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毛主席最初提出 “批林批孔”，目的是為防止所謂 “復辟倒退”，防止否定 “文化大革命”，但他很快察覺了江青一伙借機進行奪權活動的企圖 。

1974 年 7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指著江青等人，向在場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發出警告：

“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

這是第一次提出 “四人幫” 的問題。然而，“四人幫” 并未就此收斂，在中央籌備四屆全國人大期間，他們變本加厲地大搞幫派活動，妄圖組閣。

毛主席針對江青等人的陰謀活動，再次警告來長沙 “告狀” 的王洪文：

“江青有野心”，“‘四人幫’不要搞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

盡管毛主席多次批評 “四人幫”，但他們依然陽奉陰違，繼續在政治舞臺上興風作浪。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打壓異己，迫害干部群眾，在全國范圍內制造混亂，嚴重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之中 。

妄圖篡權與最終覆滅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中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 “四人幫” 卻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最高權力的絕佳時機，開始了更加瘋狂的行動。江青四處活動，企圖掌控毛主席的文件和資料，以此來獲取政治資本；

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妄圖切斷黨中央與各地的聯系，由他們來指揮全國 ；

姚文元則利用手中的輿論工具，炮制各種文章，為 “四人幫” 的奪權制造輿論氛圍 。他們還操縱一些人給江青寫 “效忠信”“勸進信”，甚至公然提出要江青 “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 。

然而，“四人幫” 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抵制，也讓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

他們深知，“四人幫” 的存在已經嚴重威脅到黨和國家的安全，必須采取果斷措施予以解決 。經過慎重考慮和反復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他們決定對 “四人幫” 采取隔離審查措施 。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行動開始。華國鋒、葉劍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知姚文元列席。當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達會議室時，分別被宣布實行隔離審查；

同時，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執行同樣的決定 。

作惡多端的 “四人幫” 被一舉粉碎，這場驚心動魄的斗爭以正義的勝利告終。

消息傳出，舉國歡騰。長達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終于結束，中國迎來了新的曙光。“四人幫” 的覆滅，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黨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

姚文元作為 “四人幫” 的重要成員，在 “文革” 期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利用自己的 “筆桿子”，制造輿論混亂，迫害大批干部群眾，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

1981 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犯有 “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20 年，剝奪政治權利 5 年 。

1996 年 10 月，姚文元刑滿釋放，2005 年 12 月 23 日，因患糖尿病病亡 。

他的一生，從一個文學青年走向政治野心家，最終身敗名裂，成為了歷史的反面教材，其行為和結局也時刻警示著后人，權力應為民所用，任何妄圖破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都將遭到歷史的審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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