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能頂半邊天!”這是毛主席對中國億萬勞動婦女崇高的評價!
從革命歲月“頭可斷志不可屈”的劉胡蘭,到新中國成立后的首位女性副總理吳桂賢,億萬中國女性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譜寫了“巾幗不讓須眉”的贊歌。
但在1958年,周總理乘車途徑長安街時,在發現有女交警執勤后,卻向北京市政府建議取消女交警的建制。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周總理做出了這一決策?那取消女交警建制這項決策最終有沒有落實?
1958年,周總理接見首批中國女交警
常言道“要致富,先修路”,從1949年擔任總理一職,到20世紀70年代委托鄧小平主持恢復全國交通,周總理的這一生為共和國的交通事業可謂操碎了心。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和國的交通事業百廢待興。一次周總理總理外訪,不懷好意的美國記者詢問:
“西方國家的路都叫公路,中國為什么叫馬路?”
周總理機敏地答道:“因為中國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
盡管當時周總理憑借著隨機應變,化解了這場外交危機,但在此之后,周總理便把全國的交通問題視為了國家的頭等大事。
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落幕,中國累計新修公路1萬公里,看到國家的現代化交通事業初具成效,周總理內心十分高興。
20世紀50年代,不少國家工作人員訪問蘇聯,考察蘇聯的交通建設工作。
當時莫斯科、列寧格勒街頭留著卷發,英姿颯爽的蘇聯女交警,給不少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8月,蘇聯傳出,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可能會在次年訪華的消息后,便有人向周總理建議:
中國是否可以借鑒蘇聯,設立女交警制,一來表明社會主義中國男女平等,二來也是對蘇聯外交工作人員的尊重。
盡管周總理對這一安排心存疑慮,但考慮到當時赫魯曉夫主動訪華,這是外交界前所未有的大事,于是批準可以在北京從基層挑選三名女交警進行嘗試。
當時共和國對女交警的選拔十分嚴格,要求必須有警察相關工作經驗,年齡在18-22歲之間,身高1.6米以上,相貌端正。
一番篩選下來,僅有葉淑珍、鐘華、盧學珍三名女交警從60多名參選人員中脫穎而出。
經過近3個月的嚴格培訓,這3名女交警在1957年11月26日正式在天安門附近的街道上走馬上任,并立刻成為了《北京晚報》等各大媒體的頭條。
得知首都從此有了女交警的周總理,立即接見了這三人,對她們為首都交通秩序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周總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改變了首都設立女交警的主意呢?
不到一年時間,為何周總理建議取消女交警建制
在葉淑珍、鐘華、盧學珍這三名女交警順利走馬上任后,她們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成為了中國第二批上崗女交警的老師。
在師徒相傳的“開枝散葉”之下,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北京市內的女交警數量就達到了166名。
在這些女交警的治理之下,身為新中國首都的北京市交通秩序井然,英姿颯爽的女交警,也令外國人看著感到耳目一新,稱贊中國男女平等的社會風貌。
可就在北京女交警的事業蒸蒸日上之際,1958年8月卻發生了意外。
1958年7月31日,赫魯曉夫如約訪華。在同毛主席會面期間,赫魯曉夫提出了同中國共建“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要求。
但“聯合艦隊”的要求被毛主席嚴詞拒絕。因為赫魯曉夫提議,在蘇聯援助中國建設海軍的同時,也必須分有一部分中國海軍的指揮權。
赫魯曉夫的這一提議,無疑是想把中國也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要求解放軍海軍分出部分指揮權的做法,更是觸碰到了中國的主權底線。
在毛主席拒絕這一要求后,中蘇兩國的昔日友誼開始出現裂痕。不到一年之后,赫魯曉夫便單方面撕毀援助協議,撤銷了所有的援華專家。
北京設立女交警,在當時有受蘇聯影響的強烈國際背景,在中蘇外交遇冷之后,效仿蘇聯的女交警制,處于一個空前尷尬的位置。
1960年9月,在北京市交警的定期體檢中,人們也發現女交警建制可能存在的弊端:154名女交警中,竟然有8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關節炎和靜脈曲張。
這些女交警身上的“工傷”,和她們長期久站的工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常年在北京天安門一帶乘車經過的周總理,看到風里來、雨里去的女交警,也十分心疼。
直到1961年,一場交通意外,讓北京市迎來了一次交通建制大改。
這一年6月15日,周總理準備乘車前往釣魚臺,會見越南方面代表范文同。
可就在車輛行駛在阜成門附近時,一輛無證駕駛的卡車,卻忽然來一個大轉彎,橫在了周總理的專車面前。
幸虧周總理的司機楊金明反應敏捷,他立即一個急剎車,讓車有驚無險地停了下來。
案發過后,周總理接連怒斥這輛卡車過于“荒唐”,警衛員們也暗中慶幸楊金明剎車及時,按照當時那輛卡車的體量,如果周總理的車撞上去,后果不堪設想。
周總理以此為契機,提議對北京市交通進行新一輪的整改。在提建議時,周總理說道:“我經常在長安街附近看到女交警,她們整日風吹雨淋,身體怎么吃得消?還是取消這些交警的建制吧!”
在周總理的建議下,首都女交警曾一度退出歷史舞臺。
那么,這些被取消建制的女交警,究竟去了哪里?
被取消建制的女交警,后來結局如何
在1961年,國家雖然取消了北京女交警的建制,但這并非是將這些女交警開除,而是重新給她們安排了工作。
就拿北京的初代女交警:葉淑珍、鐘華、盧學珍三位姐妹花來說,葉淑珍做了內勤,鐘華成了勞改局的管教干部,盧學珍則成為了一名護士。
至于其他的上百名女交警,國家也各有安排,對于她們在擔任女交警期間的“工傷”,國家也給予了及時的醫治和補償。
而取消了女交警建制之后,另一個問題也隨之出現:這是否動搖了男女平等的根基?
但實際上,正是因為我國對男女平等在當時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認識,才做出這一決定。
我國的平等并非是無視客觀現實,盲目的“機會公平”,而是致力于人人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公平”。
也正是因為1958年中蘇決裂后,中國學會了“以蘇為鑒”,而不再是“以蘇為師”,中國才敢于修訂一些當時蘇聯遺留下不合理的交警制度。
直到改革開放之后,由于首都的交通工作日益繁重,我國便再次重新恢復女交警制度,讓靚麗的“警花”再次出現在北京的街頭。
女交警制度本身的存留,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制度究竟是否真正符合中國的國情,讓百姓獲得切實的利益和福祉,這正是我國一切改革的初衷!
參考資料:
中國警察網:2021-10-28:初代交警什么樣?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06-01:周恩來乘車在阜成門曾遇險 非司機駕卡車幾乎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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