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漂白》叩問人性深淵，以風格化暴力撕開罪惡偽裝，讓正義之光更加閃耀。

文｜黎河

當《漂白》的終章落幕，這場終局審判不僅是對罪惡的清算，更是對“漂白”命題的終極叩問。鄧立鋼一夜之間精神崩潰身體癱瘓，最終被輪椅推上刑場；石畢面對鐵證如山，坦然承認連殺十九人的滔天罪行；吉大順作惡多端，在判決前夕因癌癥病死獄中；而想要逃脫的宋紅玉在黃鶯“復活”的幻覺中崩潰時，終日活在受害者冤魂的陰影之下……

劇集以近乎寓言式的筆觸宣告：罪惡或許能篡改身份、偽造溫情，卻永遠無法抹去靈魂的污漬。彭兆林追兇十余年的執念，甄珍從受害者蛻變為執法者的覺醒，以及最終“漂白四人組”的覆滅，都是《漂白》在刑偵題材領域的又一次大膽探索，它也以其獨特的敘事手法、風格化的視聽語言和深刻的人文關懷，為同類型劇集創作提供了新的范本。

從扁平到立體，

基層警察有了具象化表達

長期以來，熒屏之上的警察形象，常常被模式化、符號化，或被塑造成高大全的“英雄”樣板，或淪為情節推進的“工具人”設定，鮮少展現其作為“人”的復雜情感與內心掙扎。而《漂白》則勇敢打破了這一創作藩籬，以刑警隊長彭兆林這一角色為切入點，力求塑造一個血肉豐盈、情感飽滿的基層警察形象，將他們的堅韌、責任與人性溫度細膩呈現。

一場追捕行動中，面對駕駛貨車瘋狂沖撞的犯罪嫌疑人鄧立鋼，彭兆林因一念之差，錯失了最佳抓捕時機，導致鄧立鋼及其團伙僥幸逃脫，兩名戰友也因此身負重傷。這次失誤，如同揮之不去的陰霾，深深籠罩在彭兆林的心頭，讓他陷入深深的自責與悔恨之中，甚至因此被上級約談，面臨退出專案組的壓力。

彭兆林，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完美英雄”，他有著刑警的果敢與敏銳，卻也并非無懈可擊。他亦有普通人的脆弱與掙扎，每當夜深人靜，午夜夢回之時，支離破碎的案發現場便如同噩夢般侵襲著他的意識，受害者家屬的追問，更時常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讓他常常從噩夢中驚醒。他更有對家人的愧疚。為了追查真兇，彭兆林將自己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常年奔波于千里追兇一線，面對妻兒，他心中也充滿了無法彌補的虧欠與遺憾。

然而，正是這些“不完美”的底色，賦予了彭兆林這一角色以血肉豐盈的質感，也使得他的英雄形象更具人性的溫度與深度。他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他近乎“偏執”地兌現著對每一位受害者家屬的承諾，事實上折射作為“英雄”的警察對職業責任的樸素忠誠。

更進一步，《漂白》對警察群像的塑造，同樣著力于“去魅化”的現實主義表達。劇中，彭兆林與刑警隊同事之間的互動，充滿了濃郁的煙火氣，他們并非是無所不能、單打獨斗的孤膽英雄，而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是并肩作戰、協同配合的戰友，是生死與共、情同手足的兄弟。

這些看似瑣碎、略顯“粗糲”的細節，卻恰恰構成了基層警務工作的真實圖景，賦予了刑警群像以真實可信的生命力。他們不是無所不能的“神探”，而是依靠團隊協作、集體智慧來破解謎題的普通人；他們也會疲憊，也會焦慮，也會有生活中的煩惱，但肩上沉甸甸的警徽，心中熊熊燃燒的正義之火，卻始終支撐著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守護著城市的安全與人民的幸福，成就著不平凡的偉業。

風格化的“暴力”，

更能讓人看清故事的張力

劇集開篇，令人毛骨悚然的碎尸案現場赫然出現：幽暗逼仄的下水道、猩紅刺目的血跡、支離破碎的殘肢斷臂……《漂白》以近乎“暴力”的方式，瞬間將觀眾拽入劇情陰暗壓抑的基調中。然而，導演并非僅獵奇式展現“暴力奇觀”，而是審慎地將“暴力”作為風格化敘事語言。

在呈現犯罪現場時，劇集有意降低畫面色彩飽和度，采用陰冷肅殺色調，輔以緩慢鏡頭運動、碎片化剪輯手法及極具壓迫感的背景配樂，營造令人窒息氛圍，將罪惡殘酷性與追兇緊迫感融為一體。這種風格化“暴力”并非為博眼球、制造感官刺激，而是為深刻揭示罪惡本質做鋪墊。

更進一步，《漂白》在鏡頭語言運用上充滿豐富隱喻色彩。刻畫反派鄧立鋼的“狠”時，導演常運用特寫鏡頭，聚焦其陰鷙眼神、緊繃面部肌肉及嘴角意味深長冷笑，并巧妙輔以陰暗壓抑光線，強化其內心陰暗扭曲與冷酷無情；展現刑警隊長彭兆林的“韌”時，則多采用舒緩而富有力量感的長鏡頭，捕捉其在漫天風雪中奔波于城市街巷、在茫茫人海中執著追尋的身影，并常運用自然光，以明亮溫暖光線，凸顯其內心光明堅毅與永不放棄信念。一暗一明，一冷酷一堅韌，善惡對抗、正邪較量在無聲鏡頭語言中躍然屏上，直抵人心。這些風格化鏡頭語言巧妙運用，本質在于深刻撕開罪惡偽裝，讓觀眾透過迷霧，直面“漂白”虛妄，看清罪惡猙獰面目，深刻理解正義價值與意義。

《漂白》不僅巧妙憑借極具風格化的視聽語言，實現感官刺激和思想深度的平衡，更在敘事結構上大膽創新，采用“雙線并行”敘事模式，達成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

一條線索聚焦刑警隊長彭兆林為代表的警方偵破行動，展現警方抽絲剝繭、排除萬難、步步緊逼鎖定真兇的曲折過程；另一條線索聚焦鄧立鋼為首的犯罪團伙，細致刻畫其精心策劃、分工明確、步步為營的作案過程，以及逃亡中為“漂白”身份、茍延殘喘、機關算盡的模樣。兩條線索如湍急河流，時而并行不悖，各自奔流，展現罪惡猖獗與正義堅守；時而交匯碰撞，激蕩起伏，預示善惡終極較量，形成極具戲劇張力與敘事節奏感的“貓鼠游戲”般結構。

劇中，鄧立鋼為首的犯罪團伙由鄧立鋼、吉大順、石畢、宋紅玉四人組成，表面以兄弟姐妹相稱，情同手足，但溫情表象下隱藏著令人發指的血腥罪行。在一場令人不寒而栗的戲份中，鄧立鋼舉起酒杯，面露邪魅笑容，輕聲吐出三個字：“我愛你。”這句話并非愛情表白，而是死亡威脅與精神PUA的恐怖結合。鏡頭快速閃回，呈現鄧立鋼此前對團伙成員施加的種種暴力虐待與殘忍懲罰：拳打腳踢、死亡威脅、利益捆綁、親情阻斷……團伙成員們面露驚恐，卻敢怒不敢言，只能強顏歡笑，戰戰兢兢地回應：“我也愛你。”這一場景以高度凝練的風格化表達，瞬間將鄧立鋼在團伙中專橫跋扈的絕對控制權威與心理壓迫感展現得淋漓盡致。

從影調到結構，從視覺到心理，暴力在《漂白》中既是敘事的發動機，也是被解剖的客體。它拒絕讓觀眾沉迷于廉價的解恨快感，而是用風格化的影像迫使我們直視一個冰冷真相：當暴力被藝術解構時，人性的深淵才真正顯影。

“漂白”之問，

角色的成長弧線恰能證明人性之光

罪惡是否可以被“漂白”？

劇中，以鄧立鋼為首的犯罪團伙，不惜重金“漂白”身份，企圖徹底洗白過往的罪惡，過上安穩平靜的生活。然而，編劇卻以一種冷峻而決絕的筆觸，通過劇情的層層推進與人物命運的最終走向，向觀眾宣告了罪惡無處遁形、絕無退路的必然結局，也給出了擲地有聲的回答：罪惡，絕不可“漂白”！

鄧立鋼的“狠”，看似無懈可擊、冷酷至極，實則不過是色厲內荏的恐懼化身。宋紅玉，本應是值得同情的弱者，卻一步步滑向罪惡的深淵，最終成為可悲可嘆又令人警醒的反面角色。這些反派角色的悲劇性命運，在于他們試圖以惡制惡、以暴制暴，妄圖通過“漂白”來掩蓋罪惡，最終卻深陷罪惡的泥潭，被罪惡所吞噬，成為永遠無法掙脫的“惡”之囚徒。

與反派人物的沉淪與毀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劇中正義一方人物在追兇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成長與蛻變。

刑警隊長彭兆林，在長達十年的千里追兇之路上，并非一帆風順，他曾因在抓捕行動中判斷失誤而陷入深深的自責，也曾因案情膠著、線索中斷而倍感焦慮，更曾因與真兇多次擦肩而過而內心充滿掙扎與痛苦。然而他從未動搖、從未放棄，始終執著而堅定地追尋真相。他的堅持，展現了一名人民警察對職業職責的深刻理解與忠實踐行，也詮釋了“十年飲冰，難涼熱血”的英雄本色與精神內核。

而甄珍則代表著另一種令人動容的成長路徑。她最初只是一個青澀懵懂、無助彷徨的普通高中女生，卻不幸淪為犯罪分子的綁架目標，身心遭受重創。然而，她逐漸走出心理陰霾，完成了從受害者到正義守護者的華麗蛻變，最終也成長為一名堅韌果敢、嫉惡如仇、守護正義的人民警察。她的成長，不僅體現從弱小到強大、從迷茫到堅定的轉變，更展現年輕生命經歷苦難挫折后迸發的強大生命力和對自我價值的實現追尋。

總體來講，該劇的創作內核始終牢牢錨定正義的不可動搖。它以基層警察十年如一日的堅韌不拔，生動展現正義的力量與價值；以極具風格化的視聽語言，增強故事的藝術張力；更以正反兩派人物的命運走向與成長弧線，完成對罪惡的深刻審判和對人性的深度叩問。

當下刑偵題材劇集創作日趨同質化、套路化，《漂白》是一次令人欣喜的創新突破，也是值得肯定的有益探索。它最大的啟示在于將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置于創作首位，以寫實的筆觸描繪社會現實，以真誠的情感打動觀眾心靈。也唯有如此，文藝作品才能映照社會生活的真相，傳遞人間的溫暖與希望，并最終發出屬于時代的正義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