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青年亞歷2016年來到中國，他從零開始學中文，在豆瓣上寫日記，在上海創建中文寫作俱樂部……20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我用中文做了場夢》，用中文記錄下自己2016年—2022年的成長、迷茫和探索、失敗和快樂。這本書獲得2024年豆瓣讀書榜單“年度圖書”和“年度外國文學（非小說類）”NO.1，亞歷也獲評“年度作者”。

1月9日，豆瓣讀書聯合新經典，邀請亞歷回到豆瓣“老家”，和視覺藝術家、紀錄片《女人世界》導演楊圓圓，旅歐媒體人、播客《不合時宜》的主播王磬，一起聊了聊他們生活在別處的經歷。局外人的身份讓幾位創作者兼具內外游離的視角。他們都認為，私人的記錄同樣具有公共性，而通過堅持創作、保持對人的信任和對世界的好奇，我們就能夠打破隔閡，保持思想的流動。

以下為此次對談的文字回顧，完整版可在豆瓣讀書視頻號觀看。

局內的視角，局外的身份

王磬：今天我們這次對談，其實是一次三地連線。亞歷現在在意大利，圓圓剛從倫敦回到北京，而我在荷蘭，這也是一種流動生活非常具體、鮮活的體現，也很契合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在世界的漫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剛閑聊時，圓圓提到《我用中文做了場夢》這本書是你在2024年逢人就推薦的，它觸動你的地方在哪里？

楊圓圓：亞歷的這本書讓人笑中帶淚，我看到了很多昔日場景。亞歷2014年第一次來中國，而我2013年畢業后回國到北京，可以說共同見證過那個充滿希望的時期，中國電影有非常多可能性。我那時剛大學畢業，很多朋友都傾向留在海外，但我就覺得中國非常朝氣蓬勃，尤其是藝術行業很野生，所以回來了。經過這十年的變遷，我更深刻體會到時代脈搏的跳動，所以看亞歷的書非常感同身受。

早在沒看到書的時候，我就很感興趣，對異鄉人的寫作有親近感。亞歷作為一個外國人，文字幽默又不失犀利，且他用一種很細膩、有洞察力，并且充滿人性和善意的視角，來描述這幾年遭遇的各種情境和人。更寶貴的，他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這也讓我想到我們倆的相識。當時我們倆都受邀去同一場“一席”進行演講，當時沒能認識，但后來我看到他那篇推送文章，非常激動，主動到一席講者群加了亞歷，很想跟他聊聊。

亞歷：很多人講完就走了，但還好后來你聯系了我。我們隨口說“你來北京一起吃飯啊”，就是那種大家都會講的客氣話，沒想到一個月之后真的兌現了。

王磬：經歷了這幾年，大家都更珍惜能線下見面的機會。亞歷并不是空降到中國，記錄一些碎片，他的書呈現出來的質感是特別浸入式的，和我們一起在這里生活。許多讀者或許也會關注到，傳統上西方人書寫中國，可能是用外語寫作，翻譯過來才被中國的讀者熟知。然而這本書一開始就用中文寫作，亞歷的文字也嫻熟得令人驚艷，對讀者有種赤裸的真誠。

我記得你在里面寫到就是因為做了新聞，做了電影，不再抱有對客觀敘事的執念。我自己也是記者，寫作時會想，要寫多少自己的經歷才能反映出這片土地的真實情況呢？我非常佩服亞歷的處理方式，他就寫自己在這片土地上遇到的人和事，也特別動人。

王磬：亞歷這本書最近也得到了非常多好評，獲得了豆瓣年度圖書，你也獲得了年度作者。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呢？我們知道你的很多文字，最開始是通過豆瓣發布的，有沒有跟豆瓣的故事想要分享呢？

亞歷：看到豆瓣的評選，我有種回到老家的感覺。我用中文寫作的一切確實都是從豆瓣開始，2020年上半年，我一個人在學校里，很想打破跟外界的距離，就用豆瓣日記記錄我的日常。最初看的人也不多，但我還是堅持這樣寫好幾年。

后來我在中國各地流動，做不同的工作，總不知道下個月要在哪兒、做什么。但固定的寫作習慣讓我在流動中找到了歸屬感，我知道至少在豆瓣上有這些我可以分享內心世界的人，會覺得沒有那么孤獨。

再說到最近拿到的獎項，給我直接的影響就是強迫慶祝了一下。書上市后半年左右，我一直處于有些焦慮的狀態，夏天的宣發、頻繁的媒體采訪和錄播客、線下分享會，伴隨著快樂，我也會擔憂自己是否能做好這個工作，以至于沒能很好地享受這件事情。豆瓣的年度獎項讓我第一次真的停下來，回去看看，我做了什么，與大家有了怎樣的碰撞。

王磬：當創作者傾注心血的作品獲得認可與褒獎時，反而也是焦慮萌生的時候。也想問問圓圓，你的作品《女人世界》去年在國內上映，入圍了很多影展，背后也是好幾年的精心籌備，所以亞歷提到的這種經驗，作為創作者你會有共鳴嗎？

楊圓圓：之前路演面對觀眾的反饋，每一天的情感很飽和，又進行著非常高密度的對話，也參加像《不合時宜》這樣的播客，沒有時間去靜下來消化這一切。但在過去一個月，我終于有了些空閑時間，去回味和享受這一切。

此外，我還有一個深刻的感受，或許亞歷也體會過，就是作品即將面世前的那一刻，我會永遠記得那種告別感。當我們最后制作完成，在大銀幕上最后一次看到它時，我猛然意識到，這部我拍攝了六年的電影即將離我遠去，從此以后它不再屬于我，它不再可以被修改，它從我的《女人世界》將要走向四面八方，變成其他人眼中的《女人世界》。尤其我拍的又是一部紀錄片，記錄的是真真實實的情感、真真實實存在過的人，Coby在現實中已經和我們告別了。那是個很怪的傷感的時刻，但同時又期待它可以去和更多人見到面。后來有觀眾說，每次銀幕亮起，就像是Coby再活過來一次，我都很感動。

亞歷：如果要選擇那么一瞬間，對我來說是收到印廠的消息，看到那個工作臺，堆著一堆文件，發現電腦文檔真的被要被印刷了。拍電影你經歷了六年，我寫書短一些，這段時間里跟我一起琢磨這個作品的人有最多十幾個人，但在某種意義上我是唯一能照顧它的人。

王磬：像是母親生產的過程，歷經漫長的籌備與等待，在孩子即將離開你的身體的時候，它去到更大的世界，但同時也意味著你可能不能夠再保護它了，它需要接受更多來自觀眾和這個世界的互動，審視、贊揚。亞歷和圓圓你們兩位作為創作者的經歷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都在去年獲得豐收的果實。

“想在一個地方留著，就好好留著。”

王磬：觀察兩位的創作，都涉及到如何處理異鄉題材。亞歷的這本書是在中國生活、工作、旅居的六年，圓圓的這部《女人世界》，講述了一群生在美國的華人舞者，所以我很好奇，你以出生在中國大陸的導演身份去進入她們的生活，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異鄉人，在融入本地文化時是什么體驗？前面也說到讀亞歷的書很有共鳴，好像是互為鏡像，你可以分享這部分的感受嗎？

楊圓圓：在亞歷的書里，很多時候我都讀到他的真誠與善意，而且他非常實在。我記得描述到一個他不是那么喜歡的老外朋友的時候說：“生活在別處，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戰。我們選擇抗拒和怨恨，還是包容和好奇，會決定我們的生活體驗。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發現做不到，就回家。無論在何處，當老外都要做到一點：想在一個地方留著，就好好留著。”

我不是共鳴自己在異國，而是想到中國的時代變化，比如亞歷描述的一些社群，無論是寫作俱樂部，攝影筆、還是706空間，或是一些曾經存在但是后來消失了的地標。我曾經認識一些在中國生活的外國友人，他們大多在2008年奧運會前后來到中國，我們都是二十出頭的年紀，剛剛大學畢業。我和很多外國朋友都是因為搖滾樂相識，我也曾經有過樂隊，北京的D-22就如同我們這個搖滾社群的家。我有個外國朋友也是在中國開啟了電影生涯，還機緣巧合參與引進版《芝麻街》的制片工作；也有的也是帶著重啟人生的心態來到中國，嘗試各種職業，外教老師、健身教練、甚至進口牛排店的老板。那是非常典型的只有在那樣的黃金時代來到中國的人才可以碰上的機會。

在亞歷書中能看到這些人的影子，還有他自己跟一百多個外國人在懷來酒店住了半年，擔任群演的經歷，這簡直就像是一部電影的素材，足以再拍一部引人入勝的電影。

楊圓圓：亞歷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很多，被迫的遷徙和流動。如果說換一個性格的人，可能會用一種很悲苦的方式去描述。但是亞歷看待事物的樂觀、堅韌與幽默是非常難得的。同時他又把這些場景的荒謬狀態，以一種非常人性化的視角在去描述。

王磬：幽默是亞歷講故事的敘事選擇，但并不意味著消解了事情本身的嚴肅性和公共性。他寫作切口是小的，講述方式是輕松的，但背后的重量沒有減輕的。所以想問問亞歷，你這種詼諧幽默的語調，是一種有意而為之的選擇嗎，你呈現出的這種狀態和生活中有差別嗎？

亞歷：寫作中所謂的幽默是對我真實生活的一種加工，有些事可能在當下會讓我難受，或者無措。我通過寫作重新經歷事件，帶一個新的濾鏡，似乎就變得可以接受，也愿意分享的。哪怕是一個很枯燥的事情，比如我要在北京辦事兒，居住證明之類的。這個過程肯定有很多的小麻煩，心情也是比較沉重的。因為我真的要辦這個事兒，我不是在看故事，它真的是我的生活。

我想通過寫作去重新回顧一下這段經歷，為它尋找意義，或者尋找新的敘事，我可以看到各種人物和他們的狀態，寫作中的幽默會讓我走出這個煩惱的心情。嘗試走出我自己，從上帝視角去重新看發生了什么。同一個場景，用特寫看可能是悲劇，但全景看就是喜劇。寫作是重新去看到我可能錯過的部分，我可以把它們找回來，給我的生活經歷增加更多的維度。

王磬：這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也特別有建設性的視角。當你拉遠，作為創作者去看，你經歷的這些曲折起伏，自會有新的意義。

離開了家，你才會看見家

王磬：過去十年我多數時間生活在歐洲，這些年總會遇到人問我，你為什么來歐洲。這很好回答，我來上學，然后留下來生活。他們又拋來下一個問題，你什么時候回去。這個問題我就很難回答。即便我把當地語言說得很流利，也有穩定的生活，但因為我來自不一樣的文化土壤，有不同的面孔，他們就會預設總有一天你會回去。我知道圓圓成年后一直搬到過很多地方生活，你對“生活在別處”這種狀態是怎么看待的？

楊圓圓：我覺得保持一種內外游離的視角對我的創作很重要，希望能夠站在更長的時間軸，或者說更寬廣的版圖上去看待我們。所以2013年我從英國畢業回來后，申請了國內外的很多駐地項目，在重慶、西寧、巴西、奧地利等等，我的作品一直都與移民故事和20世紀歷史相關。2018年，我到美國駐地，本來是想在檔案館探尋20世紀演藝界華裔女性的歷史，以為自己的探尋只會在故紙堆中，沒想到真的能在現實中遇見了這樣一群華人舞者，人生被她們帶著走，有六年時間在做《女人世界》這個作品。最近電影終于完成了上映，我也準備開啟自己下一段的人生篇章——帶著家人搬到倫敦，這個我已離開十年，曾經讀書度過青春回憶的城市。

《女人世界》海報

18歲到倫敦讀書的時候，第一次覺得好像離開了家，你才會看見家，到現在我35歲，搬回倫敦，有一種奇妙的回老家的感覺。家到底在哪里，好像是一直在變化的事情。作為創作者，我們也可能會面對相似的困境，當你在國外的時候，別人對你的作品會有預設，帶有臉譜，強烈的中國符號，期待你做出一個中國藝術家該做的作品。

王磬：作為中國或第三世界國家的藝術家，在西方語境中求生存、乃至發展，要進入他們的主流話語時，往往會面臨被標簽化的過程。在讀亞歷的書時，發現他對中國的流行文化非常之了解，他看《歡樂頌》學中文，看畢贛的電影，聽陳粒的音樂。所以讀起來一點不會感覺到文化隔閡或理解障礙。所以我很好奇，亞歷在什么時候會感受到身為異鄉人融入的困難？還是說你已經克服了這個問題？

亞歷：歸屬感不來自正式的身份，而是精神上的情感連接。我認識一個70年代末出生在北京的外國人，一直生活在這里，但是他跟一些人聊天，到某些特定話題還是會被說：“你說的不算，畢竟還是個老外，你沒法知道”。我也有類似經歷，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對方也可能說“哎老外就會這么說”。我仍然被按照“老外”的框架去理解。我承認這是很讓人挫敗的事情，因為在對方心里我沒能真正融入。不論你靠得多近，總有你跨不過的那一步，你只能做到你的最好，至于他認不認可你，給你一個什么位置，都很難說。

我也有過很沮喪的時刻，但通過寫作，以及辦寫作俱樂部，我感覺自己成功地跨過了這個距離，我找到了我的讀者，和愿意一起分享創作的人。他們不會先入為主地看我的身份，而更在乎純粹的精神連接。這讓我感到一種希望，就是在這片土地仍然有很寶貴的時刻，無法武斷地說異鄉人的融入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有一個讀者改寫了我書里的話，他說“我們當了一本書的朋友，之后我們要好好生活”，我在書里寫的是，和上海鄰居“當了一個春天的朋友”。你要說融入我不知道，這是別人判定的事，但是我們當了一本書的朋友也挺好的。

楊圓圓：書里靠后的部分，亞歷和唐先生在火車上相識，甚至去了他老家過年，差點成為他們的歐洲旅行團團長。哪怕他會說外國人都是吃肯德基長大的，但是人與人的善意可以彌合很多隔閡，一股暖流涌動其中。

亞歷：有時候我們過于關注那些人和人之間的不同，那些聊不到一起的地方，而沒能意識到有一些能聊到一塊兒的那一小點也是很寶貴的。

王磬：這本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跨越隔閡、與人連接”，也想問問亞歷，你的書寫過很多人，書出版之后，他們看見自己作為書中的人物出現，有沒有收到一些有意思的反饋？

亞歷：寫這些朋友是對我們共同的經歷的一種致敬，和那些在生活里跟你擦肩而過的人，也因此增加了新一層連接。唐先生在經營一家服裝公司，有時候不小心發給我服裝訂單，明顯是消息發錯了。還有在電影學院的室友，他后來跑到英國，我有些讀者也在英國，他們居然見面一起聊我的書。

王磬：你現在帶著新書暫時回到意大利老家，聽說你父親會用翻譯軟件去看豆瓣的一些短評，那這本書的出版，或者你回家，對于你的家人、在意大利的朋友意味著什么，你們的關系有沒有發生變化？

亞歷：我爸暫時停留在翻譯豆瓣的條目和內容簡介，他可能還沒搞明白短評，但是他會看到分數，還有多少人“讀過”，他會看每天新增的量，比我還清楚。比如他晚上下班回來，會說最近是怎么了，之前每天新增二三十個，怎么現在是五十個。我這些年在中國生活，他在意大利，共同話題不多，但是他會關注我的情況。我們昨天吃晚飯，我媽問我明天有沒有事情，我爸就會搶答，說有這個活動，因為他看到我轉發了海報。這很有意思。

包括我的書被擺在客廳的一個所有客人都可以看到、很給他們面子的角落，我也很驚訝，有的親戚朋友也真的想要一本書，但這是中文，他們也看不懂，我帶回家的書本來就不多，很快送出去了。大家還會問我什么時候出意大利語版，這就是新的壓力。所以我想早一點走，不然天天都有人問我。

圖源：亞歷豆瓣廣播

王磬：親戚朋友的這種關切還挺有普遍性的，即便他們看不懂這本書，但出書這事兒本身就挺值得驕傲。我也想問圓圓，你在異國生活了這么久，在經歷了這些創作和異鄉生活之后，對家的理解會不會跟之前有不一樣？

楊圓圓：我第一次感受到“故鄉”的分量，是已經到倫敦讀書時。我所懷念的，不一定是我切身經歷過的那個北京，但那卻是一個讓我思念的地方，我第一次特別強烈地感受到我跟北京的關系。而成為母親后，我突然開始想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這件事。在這之前的好多年，我好像一直在做一個游離內外的人。因為做紀實性的創作，我常在穿針引線，去當那個搭橋的人，去當那個紐扣，努力地把自己融入不同的場景或群體，或融入我想講的故事，偏偏不太會想到自己。但這幾年，我才開始強烈地想，我們的生活應該怎么樣，我們想過什么樣的生活，我們想要去哪里生活，我想要去哪里找到我們的家。

王磬：身為創作者的優勢就是把過程中的矛盾曲折變為創作的素材，我來自中國，長期生活在歐洲，直到前陣子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待在紐約，也是那時我才意識到，當我再去想到“家”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很快想到的會是荷蘭。在紐約非常擁擠的地鐵，非常想念荷蘭相對平靜和穩定的狀態，紐約一方面豐富的都市生活，但一方面也是隨處可見的、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有很多無家可歸者沿街乞討，也有非常棒的流浪藝術家。雖然我生活在荷蘭的時候，我會經常抱怨說荷蘭天氣很不好，食物也難吃，但離開它的時候會想念。

別讓他們定義什么是當下

王磬：前面亞歷說想盡快離開意大利，那你接下來可能從事一些什么方面的創作，中國還會不會是你的主題或素材呢？

亞歷：創作是我生活的結果，我先生活了，才有非虛構平臺和出版公司聯系我。我現在也堅持寫個人專欄，每個月更新兩篇文章，去同步當下的生活狀態，像以前豆瓣日記的形式。至于更長遠的寫作，我曾經考慮過去寫一寫意大利，我跟意大利的關系，包括成長和現在回來的一些感受，離開了這么多年，我跟這個地方的關系顯然改變了。但確實很難說計劃著要去寫什么，再看吧。

楊圓圓：創作真的如此，無法被計劃。也有觀眾問我《女人世界》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我說它不是蓋樓，不是建筑師畫一個藍圖接著添磚加瓦，有時候就是一個念頭，這個念頭帶著你往前走，你走上真實人生的旅途，然后遭遇到真實的人，建立真實的情感，然后故事開始發生。

王磬：亞歷記錄的方式是非常當下的，不是回憶多年前的所思所想，在圓圓的作品中也看到當下跟歷史的之間有趣的張力，《女人世界》里包括了許多檔案梳理的工作，華人舞者群體在歷史上是怎樣的狀態，但更重要的還是她們當下的狀態，她們仍然在跳舞，仍然在旅行。所以我想跟兩位探討，在我們這個時代記錄當下它的意義是什么，它為什么重要？

楊圓圓：我一直很關注記錄媒介的變化，一百年前人與圖像的關系與現在是截然不同的，曾經的照片是非常被珍視的，但在手機拍照的時代，到處都是奇觀。更何況說到最初，一切創作的起源難道不都是人試圖給自己的存在留下印記嗎，山頂洞人為什么要在墻壁上留下手印，因為他們想給自己的存在留下印記，這是創作的源頭。

亞歷：我在寫作的過程中，很多時候是無法想象所寫這些東西所謂的意義的。我特別記得公眾號第一推我那篇文章時，有很多人留言，會有身在海外的中國人留言，說從我的經歷中看到了自己。還有很多人說謝謝你記錄了我們這些年，或說你寫的東西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自己。你寫的東西對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意義，當讀者跟你發生共鳴，你就跨越了隔閡，不再孤獨了。在我們的生命中，孤獨是種常態，但文字能暫停這種狀態，讓我們感到人和人之間的連接。這是我覺得書寫當下、書寫我們共同經歷的價值。

王磬：身為記者，我經常感覺自己的感受和記錄都太過于當下了，被即時即時新聞卷進去，長此以往會忘掉自己的坐標。所以我對當下產生了一種抗拒，這個當下對我來說每天都在變，記錄也有意義，但是一天只有二十四個小時，當我的精力很有限的時候，我完全是被卷著走的狀態。所以后來也決定離開新聞的一線，不再做即時報道，而是做一些更深度的長篇的東西。

但今天聊下來，我意識到我們可以自己去定義“當下”，它不一定是即時新聞，更應該是你每天的所思所想，你遇到的人，在你心里掀起的波瀾。在仍然鮮活的時候把它們記錄下來，然后有你自己的主體性，這個當下是非常值得，也非常有必要去記錄的。如果每個生活在當下的人都能真誠地去記錄，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整體記錄也會更完整、更全面。

也有讀者朋友問到，記錄過于私人的話，是否會妥協掉一部分公共性呢？

亞歷：我覺得作為人的體驗是公共性的，即便書寫私人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寫得很真誠、很真實，自然地也會跟別人有關。情感體驗和心理反應是私人的，但寫到一定深度，也具有作為人的共性。例如我這本書的下半部就是相當具有公共性的，是我們大家都經歷過的這些年。我相信作為記者也會有共鳴，你要去寫那個具有普遍公共價值的事情，新聞報道的追求是寫直接跟別人產生聯系的話題，我不覺得如果進入更私人的領域，我們就無法跟別人產生連接或者共鳴。私人的也是公共的。

楊圓圓：而且正是因為更加私人，才更容易與其他的讀者產生共情。閱讀是一個從點到點的過程，就像今天的主題“在世界漫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漂浮在世界的狀態。亞歷描述自己去寫這個書的過程，他先是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然后在某個時間點他決定跳出來去回看，像是在用一個其他的視角去回顧自己的經歷，我們都是在時代中當中的人。We live in time. We all live in time, and we‘re connected.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存在。

不要陷入絕望

王磬：亞歷在后記提到“世界公民”，我最開始接觸到這個概念差不多是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我從貴州小城去北京上大學，在鳥巢做奧運會的志愿者，那個時候整體氛圍特別開放蓬勃，城市上空飄蕩著《北京歡迎你》這首歌。我們每天早上被校車拉著去鳥巢工作，晚上在胡同里給游客做向導，街上是各種膚色的人，大家都非常的熱情，好像是一個開放的世界正在徐徐地升起。

但近年來世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看到興起的民粹和反全球化浪潮，有一些不那么如人意，我很好奇你們兩位的觀點，作為某種程度上符合著世界公民特征的人，你們對于時代變化有怎樣的感受？在一個似乎日漸封閉和沖突迭起的年代，如何能保持流動？

楊圓圓：歷史經常會重復，時間似乎以一種螺旋的方式往前推演，我們現在經歷的這些事情，其實都可以從一些過往的遭遇中找到影子。《女人世界》里回溯了美國的排華法案，基于對華人的刻板印象，華人沒法離開唐人街工作，她們如何能堅持自己的主體性。

Coby身上特別本質的，就是帶著活在當下的堅韌和善意去面對生命中的每一刻。我們怎樣在這個時代依然去努力，試圖搭建橋梁去看到彼此的相同之處，更多努力地擁抱，產生共振，依然對這個世界抱有好奇，這可能是這個時代很重要的事情。

亞歷：我們在河北做群演那段時間，在一個小縣城住了五個月。這里的居民看到滿街老外就被嚇到了，跟我們產生了不太愉快的互動，導致我們一度不太能出來，受到封閉，很物理上、字面上的封閉。

但有一次，我們這群外國人去踢球，那個場地的前臺就來攔住我們說，有些人想跟你們一起踢球，是當地人，留了聯系方式想約一場球。一開始我們肯定也被嚇到，說是不是要打我們，但還是答應了，很小心翼翼地彼此提醒說，我們今天一定不要出事，要保持文明，踢球也要注意點，不要讓對方受傷。結果踢得很開心，還跟其中一個人做朋友，他帶我們去KTV。

這是我們在那里最初兩三個月無法想象的畫面，因為這些本地人在我們的印象里變成了很抽象的有敵意的存在，只有當我們偶然跟具體的人的有了碰撞，才打破了這個魔法。如何保持流動這個問題很大，但我能想到的一個答案，也許是對人保持信任，很多時候是信任讓我們走出封閉。

王磬：其實我們說到這種所謂的流動，根本上還是人的流動、思想的流動，對具體的人保持信任，然后不陷入犬儒的狀態，不陷入一種絕望的狀態，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醒。保持創作，堅持做事，也是不絕望的表現。那也有讀者問到，你們有沒有什么習慣可以更好地進入創作狀態，以及如何能保持穩定輸出呢？

亞歷：大家不用把創作當成多么神秘的事情，其實創作也是一種上班，最好的督促寫作的方式就是截止時間，跟出版社或者平臺約定好，這讓我很有動力。如果一直想我該寫這個，還是那個，但都不去寫，這不是好的狀態。

楊圓圓：我的工作是很長的創作周期，不同的工作狀態，起初像獵人或者倉鼠，不斷地搜集東西，之后把搜集到的素材像串珠子一樣創作，所以保有熱情很重要，你要相信你想講的故事，為什么是你來講，為什么是這個故事，為什么決定在這個時代講。有了這樣的信念就不會被輕易地打倒。

長期如此，總有倦怠的時候，就要做自我調節，把兩種狀態來回交織。另外我記性不太好，日常做筆記很重要，記了很多小細節，當你真的去搭建作品結構時，又會在某一刻決定把所有一切都忘記，全部推翻。

文字整理：Hyaci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