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朔風

最近特朗普政府大搞贏學，白宮聲稱在特朗普的帶領下美國每天都在贏，這讓中國網友們大跌眼鏡。

去年開始，國內鍵政圈中出現了一門顯學，即“日耳曼贏學”。這套理論認為，以英美為代表的日耳曼人實際上是野蠻的，所以也有人稱他們為“日耳蠻”。他們發明了一套贏學敘事，來反復證明自己一直在贏。中國目前面臨的大多數輿論問題都在于按照他們為了“贏”而制定的績效標準去辯經。所以不要按照他們那套來，要建立自己的贏學閉環。

長期以來，“贏”在國內互聯網中都屬于高頻鍵政詞匯，日常被神友，殖人，逆民1450等群體用來陰陽怪氣嘲諷國內正向新聞。“日耳曼贏學”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對上述魔怔群體的對沖。本來這只是國內鍵政圈子的自娛自樂，沒想到特朗普和白宮身體力行給世人證明什么叫贏學，中國網友這下真是贏麻了。

日耳曼贏學之所以能廣泛傳播，關于在于人們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日益不滿。尤其是年輕一代開始意識到，美國這套基于規則的世界秩序和相關的價值觀實在過于虛偽，那些復讀著西方理論的傳聲筒，更是十分無恥。在世界局勢越發動蕩復雜的當下，批判揭露西方宣傳的言論注定會越來越有市場。

作為一種網絡鍵政理論，日耳曼贏學也有著簡單粗暴的內在缺陷，但它并非像一些人批評的那樣是什么民粹思維。積極意義在于，”閉環贏學“對美西方宣傳神話的揭露和戳破切中時弊直達要害；缺陷在于，一些人認為中國也需要建立”閉環贏學“，這又掉進了西方話語權體系設置的另一個陷阱里。

日耳曼贏學的初發點是反對西方的話語霸權，但這套理論的大量話術，又是來自對西方另類右翼各種理論的嫁接。相信看過我們之前討論西方另類右翼文章的讀者到這就能發現一個問題，西方另類右翼群體作為白人至上主義者，本身就是特別在乎”贏”的群體。那我們能用一個特別在乎”贏”的群體創造的理論話語來批判贏學嗎？

為了理解這其中的矛盾，我們需要回到法農的殖民理論。法農作為一個杰出的社會學和精神病學家，在幾十年前就敏銳的發現了一個復雜的問題。殖民者對被殖民地的影響，不僅是財產土地和人身自由，更作用于精神上面，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精神塑造，有長遠而可怕的影響。

即使在非洲的殖民地獲得獨立之后，這種精神影響依然如同可怕的詛咒一樣持續。在舊的文化被破壞之后，非洲國家建立的所謂“現代化”秩序中，正包含著西方殖民者用行動教給他們的東西，也就是現代化意味著暴力。當下非洲的混亂與沖突，很大程度也來自于殖民者延續至今的詛咒。

中華民族從1840到1949的苦難無疑是沉重的，雖然相比文明徹底被摧毀的那些民族，我國的命運已經好太多，但一個世紀的半殖民地歷史依然對我國文化造成了深遠影響。我國人民群眾對于科學技術的重視，很大程度正來自于這段歷史。

雖然舊的殖民體系解體了，但是經濟文化的新形式殖民卻依然猖獗，這自然也影響了之前的一代人。日耳曼贏學的支持者們意識到了來自西方思想的虛偽與束縛，想要打破這套體系，然而正像法農所看到的，他們有意無意的學習了文化殖民者的話術——

日耳曼贏學的大量話術來自英美的保守主義學者和新右翼思潮，他們逆練了這套理論，把白人至上理論更換了大量的代詞，來攻擊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他們在國內的精神買辦幫閑。

從法農的理論看，這種逆練西方話語體系的現象也許是無法避免的。不要說網絡鍵政，想要去話語依附的正經學者們也避免不了。像對我國古典學很有影響的兩位學者，劉小楓和甘陽，都是學西方哲學的（劉小楓學的嚴格來說是神學），并不算是研究中國古典的專家。劉小楓在后期提出的“國父論”和本土化轉向，讓我國的自由主義者們陷入迷茫憤怒的狀態，對劉小楓進行直接的人身攻擊。但是如果縱觀他們的思想來源，實際上大量來自于西方古典學而非本土古典文化。再考慮這些研究者和西方保守主義起起落落的趨勢，我們可能會發現國內外處在一種微妙的同步狀態。

同自然科學一樣，我國人文科學長期以來也是學西方的。現在我們開始意識到，人文科學這種東西不像自然科學，并非是學習國際經驗就能解決當下的問題，那我們就必須思考另一個問題，要不要重復造輪子？

思想上的很多東西有點像《文明》系列的奇觀，一局游戲中有一個國家率先搶占了之后，其他國家就沒辦法造了。在當下的環境里，我們不太可能重新發明自由主義或者是保守主義，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理論中混合了不少了產生時西方社會的偏見和文化特性，當你把這套東西學過來的時候，幾乎一定會吸入某些先入為主的偏見。所以我們確實也存在重新發明輪子的需求。

最為理想的情況是在這樣的思潮基礎上進行革新，使其更多面向解決當下的，本土化的問題，但是這很難做。后續研究薩義德《東方學》的學者中不止一個人提出，要戰勝東方主義需要的并不是發明一個東方中心的西方主義，那和當下的東方主義視角也沒什么區別，而是要擺脫這種中心性。

只是說起來容易，至今這樣的構架依然沒有什么特別成功的案例。在日耳曼贏學問題上，我們能看到網友對于西方虛偽宣傳的反思，但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一起被移植了過來。

不可否認的是，美利堅合眾國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繭房，這個繭房遮掩甚至制造了許多悲劇，無論怎么批判都不為過。只是問題在于，你批判它是為了什么呢？如果是為了反對這套理論，反對被PUA，那非常正當。但是一些朋友覺得建立自己的贏學閉環可以減少精神內耗，這就很難說正確了。

當下流行一種觀點，認為績效主義是精神內耗的來源。而在日耳曼贏學中，贏又和績效主義掛鉤。績效至上確實會破壞人的主體性，但這不是日耳曼贏學造成的，更準確的說法是，績效主義是當下資本主義運行的核心要素之一。

保守主義和另類右翼理論被借用來構建日耳曼贏學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理論也主張反內耗，且喜歡把內耗的鍋推到左翼頭上。只是有的問題說破了就很不好看了。

當下保守主義理論的復興，除了大環境的大趨勢之外，保守主義理論家得到了不少贊助也是客觀事實。而金主很多都來自于硅谷的新興右翼。類似馬斯克和彼得蒂爾這些人，雖然政治觀點上可能有小的分歧，但是商業運營模式上，簡直是績效主義的化身，一切都為了績效出發，不管是馬斯克還是貝索斯的管理方式，那可比中國人夸張多了。只是國外的右翼一般不提這些，畢竟說出來會破壞右翼之間的團結。

再說黑暗啟蒙右翼，尼克蘭德是個人工智能狂熱愛好者，他最近正在歡呼deepseek加速人工智能競賽；柯蒂斯雅文更是個績效勝利愛好者，他想象中的公司制國家模式本質也是績效優先的；至于外網最著名的男權博主安德魯泰特，雖然他也說著不要內耗，但是他的宣傳中依然包含著各種財產和身材焦慮；歐美和右翼交往甚密的健身圈子更是用類固醇來實現績效。

所以，說績效主義是什么日耳曼人針對其他國家人的陰謀實在脫離現實。現代社會中沒哪個秩序內的民族能不受到績效主義的影響，哪怕印度人也不行。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過，當下歐美傳統保守主義的回歸是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反抗，從這點來說我們是喜聞樂見歐美老保打新保。但也不能因為傳統保守主義看起來比新自由主義更像人就被帶溝里。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冷戰時代，各路保守主義大儒費心費力幫西方陣營在理論上和蘇東陣營對線，最終雖然蘇聯解體，但是冷戰勝利的那個美國絕非是保守主義大儒希望的，什么尊重傳統和常識，都是不存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就完事了。

這與其說是某種背叛，不如說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所建立的經濟思潮，讓18到19世紀的不列顛保守主義運行，實在有點系統不兼容。從歷史來看，保守主義失敗和被背叛的次數，遠多于社會主義面對的類似問題，這也是筆者對這套理論抱有懷疑的原因之一。固然，反對逆向民族主義是好的，甚至可以說是當下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是學習一套西方的非主流理論，然后更換一下人稱代詞，這對我們的作用實在是令人懷疑。

畢竟保守主義又不是新出現的東西，它的歷史不管怎么說也算是很長了。每次保守主義剛要宣布勝利，都會發現保守和常識成了某些人的工具，最終陷入無守可保的尷尬場面。特朗普的獲勝，恐怕也是這樣的情況的再度重演。

話說回來，績效主義的確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內耗，也讓第三世界國家飽受逆向民族主義困擾，日耳曼學在這點上確實批評到了實處。在資本主義一切為了資本收益最大化的情況下，人的本體性已經蕩然無存，內耗是必然的。而內耗的形式很多樣，我國的卷是一種形式，美國的homeless和賣血維生也是一種，要是美國人民真的沒有那么嚴重的精神內耗，特朗普先生就不可能打贏二番戰。所以相信美國人因為拒絕績效和閉環贏學沒有大規模精神內耗，也只是美好的幻想罷了。

拜登和那些民主黨人當然也搞贏學，只不過無非是他們和主流媒體關系好，文章寫的更花團錦繡一些罷了。特朗普這邊就更簡單粗暴直接。但是哪怕拜登那邊更懂新聞學，到大選的時候該有的問題靠贏學還是掩蓋不住的。說到底花拳繡腿都沒什么用。

雖然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西方左翼比右翼更深入一些，但是它和右翼相信回歸傳統和常識一樣，都難以解決當下的根本問題。現代性和人類本體性的根本問題，不是罵幾句資本主義是壞蛋，或者是說幾句擁抱常識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是圍繞人類社會數百年的問題，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社會運行模式。

保守主義選擇訴諸于傳統，但是說到底我們不可能讓人類社會回滾版本到農耕社會，而曾經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也并不比堯舜禹的三代之治更有說服力；西方左翼也有很多嘗試，但是結果我們也都看到了。面對這樣的困局，西方很多人選擇相信這樣的“現代生活”就是最好的安排，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可是事實正在宣告，大廈已經開始崩塌。

面對這樣復雜而殘酷的問題，一部分陷入絕望的保守主義者，提出了文明衰落論，最典型的是斯賓格勒，他的《西方的沒落》影響了很多保守主義者和魔怔人，不過這本書在創作之初并不是很受歡迎。在1920年，斯賓格勒和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社會學家進行了一場辯論，斯賓格勒并不是個能言善辯的人，而那位社會學家則用辯才和論據批判了斯賓格勒的論點。這位社會學家的名字大家都不會陌生，他就是馬克斯韋伯，對當代社會學有極大影響的人物之一。

把管理學之中的績效主義歸結于某個具體的人，肯定是一種不靠譜的行為，但是韋伯先生無疑是對當代績效主義有巨大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論證了新教倫理的開放性是如何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雖然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論證實在是過于諷刺了，畢竟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都是幾乎不存在的東西。

但是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論證模式都是主流。因為這些資本主義強國更發達，所以他們的文化制度什么的，一定都是最好的，成為了白人優越論的新燃料——畢竟總比顱相學看起來靠譜一點。這樣頗為輝格史觀的論證模式現在來看實在是缺乏邏輯性，往往容易和經濟與科技的某些績效指標混合起來，直到今天依然有大量績效指標被強行拿來論證所謂的白人優越性。這樣來看，反對績效主義確實是有其理由的。

歷史自然有其發展規律，但這并非是輝格史觀式的，因為某某因素做對了，所以我們一直能贏。人類隨著社會發展進入工業化是某種必然，但是具體誰先實現工業化，則是充滿了巧合。如果考慮各種因素，英國的煤礦埋藏較淺這個因素可能比制度影響大多了，這就是歷史的諷刺性。從今天看來，強行證當年的大英如何先進文明只會讓今天的帶英輸的更慘。

我們現在可以心平氣和的討論這個問題，嘲笑那些觀點的愚蠢，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而大不列顛的工業是每況日下，說不定再過幾年，汽車都造不了了。思想是不能脫離物質基礎的，這個簡單的現實總是被無視，畢竟社會學告訴我們，因為社會發生了變革，所以過去的矛盾轉化了，導致現在的人反而不太清楚為什么要變革，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了無數次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假設，如果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變革如果做的更好，能否保留更多的傳統，更有文化上的自信？這是很有趣的思想實驗，也是很多網絡小說的題材靈感，但是當年的仁人志士們，并沒有這樣假想的空余。中國在當年的苦難之中能走到今天，并不是理所應當的。當年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顯然是過了頭，可是也只有在我們今天的環境之下，我們才能進行這樣的反思。至于某些人發明的印度人不在乎績效的奇談怪論，筆者實在是不認為當年印度死在英國侵略下的數億民眾能有如此豁達的心態。

說回當下。特朗普先生的贏學足夠簡單粗暴，就是先拋出一個話題來，然后號稱自己施壓獲得了勝利，讓自己的選民感覺到勝利就好。事實是，特朗普上任以來雖然在內政外交不斷出拳，但是實際解決的問題遠沒有宣傳的那么多。不管贏學與傳播學再怎么勝利，現實中的問題依然是客觀存在的。美國人民還是得被折騰，反對被西方宣傳PUA精神內耗是一碼事，但是用類似的理論掩蓋實際問題，那又是另一個方面了。

至于日耳曼贏學，雖然有些暴論，但無疑是個很有趣的嘗試。我們的輿論場中，確實有太多人以西方話語和價值唯尊，太多的逆向民族主義在輿論場回響，日耳曼學總歸是一種反擊。

只是我們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要的絕非是請另一波洋人的思想換一身衣服，而是真正的基于本土，基于我們自己的傳統去思考。那種并非是保守主義想象中一成不變的高貴傳統，而是隨著歷史演進一直改變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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