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禁令那禁令

不如各管各的

2月17日最高層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后《》，各個部門都念了針對民企的稿子。

最高檢的一個稿子倒有點真料：辦理跨省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案件時，由辦案檢察機關提出審查意見，層報至省級檢察院審批決定。

這條如果落實下來，不敢說能杜絕，至少一段時間內應該有效果。畢竟目前財政最困難的還是市縣鄉，省級以上有保障，相對而言，外出打草谷的沖動，市縣最強烈。一旦需要提級審批，那省里不愿給地方背書擔責，應該是大概率。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自2020年一些地方發不出工資以來，遠洋捕撈已成為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主要手段。

因為那場轟動全國的八臺河到杭州抓人卻被杭州搶先下手、逼得八臺河不得不上網喊冤痛訴杭州地方保護案，2020年6月份，部里發出「異地辦案協作“六個嚴禁”」：嚴禁未履行協作手續跨區辦案、嚴禁在管轄爭議解決前擅自派警跨所屬公安機關管轄區域辦案、嚴禁未按規定報經批準佩帶木倉支跨區執行任務。

此后，這個禁令升級為更多禁令，但很明顯，幾乎沒有作用，后面幾年愈演愈烈。

此番檢方接棒警方將審查、批捕權限上收到省級，是在禁令失效之下，無奈將權力上收的結果。

但這很可能會極大增加省級甚至最高檢的壓力。因為《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規定，「國家機關之間對案件管轄有爭議的，可以進行協商，協商不成的，提請共同的上級機關決定，法律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那么，現在將權限上收至省檢之后，如果發生爭議，共同的上級便是最高檢了。

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市縣的司法治理已經不可信任了。

實際上，上海除了參加長三角互保聯盟，今年開春第一會營商環境大會，直接異地辦案的協作請求提到省級：「（市局）將嚴格規范異地執法協作，建立法制總隊牽頭審核工作機制，歸口接收異地公安機關刑事辦案協作請求，進一步加強審核把關，嚴防違規查封、扣押、凍結等問題。」

這意味著，一個小小的縣局（科級單位），哪怕派副局長（科級官員）到上海辦案，需要到正廳級的市局接洽辦理手續，我不知道門衛能不能放他們進去。

可以說，在國家層面無法控制各地打草谷的沖動時，地方只能出臺自保措施，甚至反擊：

最高檢的措施，除了上收權限，還明確了一個管轄原則： 地方各級檢察機關加強管轄監督，對涉企案件，堅持以地域管轄為原則、指定管轄為例外。

這對地方應該有些約束吧。

通報說，2024年，最高檢 派出工作組分赴江西、云南、甘肅、內蒙古、湖北、湖南等地現場閱卷、督導。

很明顯，浙江抓了江西赴江蘇遠洋捕撈隊的案子，背后有最高檢的支持。

而赴草原督導的案件，應該是《》一案。

但我覺得，這真不是什么值得拿出來貼金的案子。一個北京企業家，莫名其妙被抓到草原死了，就算平反了又能如何？人死了，企業跨了，于事何補？

外有市場壓力，內有司法掃蕩，這幾年，企業家都過的什么日子！

再說了，有些捕撈，也可能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這幾年寫家傳，印象很深的是浙江以北一個省份，有被本地搞了的上市公司老總，有被本地逼到跳樓的年輕創二代，有被關進去逼著自認金額的……

他們有苦喊不出，惟一能做的，就是寫下人生遭遇，讓后人知道曾經發生過什么。用少奇的話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現在一些民營企業家，就像小兒持金過鬧市，越有錢越危險。

我寫了300多部家傳，發現讀書人、紳士、企業家、地主出身居多；個別平民家庭出身的，則通過讀書、從軍等方式，升華出家族新命運、家風新基因。

家史即國史，現代國家鼓勵學生先講家史、次學國史。通過家庭記憶傳承，孩子汲取父輩記憶和智慧、經驗、教訓的力量，節節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終點，遺忘才是。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生命和文明積累的二傳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而記憶的中斷，便是文明傳承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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