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導演賈樟柯透露，電影《山河故人》將在今年的院線迎來十周年重映。本文選自賈樟柯的隨筆集《賈想Ⅱ》，回顧了他“逆社會時鐘”、“典型的傻叉文藝青年”的生活。

“我會寫下去，是因為很多事情尚未改變，我和他們還沒有和解。 看，這是我最喜歡的自畫像——典型的傻叉文藝青年。”

對現(xiàn)實的不滿始終是他創(chuàng)作的動力，如他所說，“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滿現(xiàn)實”。汾陽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國度，對他而言，或許不會有真正徹底的和解。期待這一次十年后的重映，一起再陪他做一次“傻叉文藝青年”。

▲ 賈樟柯

我上電影學院時已經(jīng)23歲了，同級的大部分同學都高中剛畢業(yè)，他們和我相差五歲。我知道我沒有多少青春可以揮霍了，23歲的人在我的家鄉(xiāng)早就結婚了，或許已經(jīng)有了小孩，那時像我這般年紀的朋友都喜歡留胡子，為的是一家三口，騎自行車穿行縣城時有個戶主的模樣。

在學校，我沒有了呼朋引伴的熱情，甚至沒有興趣去運動。我丟掉了清晨彎腰壓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習慣。人看起來安靜了下來，其實是現(xiàn)實讓我打不起精神，未來又讓人焦慮。

每到夜幕降臨，看同學們涌出校門與不同的際遇約會，就知道生活對他們來說還新鮮。我卻覺得自己老了，晚上自習室成了最好的去處，那里可以抽煙，就拎一卷兒500字一頁的綠格稿紙，拿一只筆坐在里面，點煙，落筆。自習室里人不多，個個模樣凄苦，一看就是電影學院少數(shù)幾個沒有愛情在身的人，我們落魄，象書生。

當粗寬的筆在同樣粗寬的綠格子紙上行走，漸漸就會忘我。忘我則無欲，也就勉強有了幸福感。他們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隨。每一次拿著筆面對白紙，思緒就不由地回到家鄉(xiāng)，那遙遠的汾陽——我的邊城，我的國。

我在那里長到21歲，曾試著寫詩畫畫。生活里的許多事像曠野里的鬼，事情過了他還不走，他追著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這盞孤燈下，讓我講出事情來。那時，我開始寫《站臺》，寫一個縣城文工團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團總有些風流韻事，80年代我從十歲長到二十歲。從那時到現(xiàn)在，中國社會的變化比潑在地上的硫酸還強烈，我搞不清我為什么會如此矯揉造作，內心總是傷感。

▲ 《站臺》（2000）劇照

每次落筆都會落淚，先是聽到鋼筆劃過稿紙的聲音，到最后聽到眼淚打在紙上的滴答聲。這種滴答聲我熟悉，夏天的汾陽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層雨就是這樣的聲響，發(fā)白的土地在雨中就會漸漸變黑。雨打在屋外的蘋果樹上，樹葉也是“沙，沙”的聲響。雨落蘋果樹，樹會生長，果實會成熟。淚落白紙，劇本會完成，電影也會誕生。原來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劇本寫完，五萬字，一百五十多場，粗算一下需要三個月拍攝才能完成，就想拍成電影遙遙無期了。好象美景總在遠處，失意的人總愛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戶眺望遠處，遠處北影明清一條街燈火輝煌。心煩意亂之時，披了軍大衣，溜進北影看別人拍電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聲傳來，定睛一看，李連杰背一個嬰兒，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時候票房的保證叫“拳頭加枕頭”，想到自己剛剛寫的那些文字，究竟會有誰愿意投錢變成銀幕上的真實，便又斷了拍片的念頭，心里暗想這些文字或許將來可以出書變成小說。一晃到了畢業(yè)時分，宿舍里更加空蕩，有人成群結隊去拍畢業(yè)作品，多數(shù)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個人守著六樓空蕩蕩的樓道反復來回，獨聽自己的腳步聲，這氛圍像柯恩兄弟的電影《巴頓芬克》。

▲ 《世界》（2004）劇照

春節(jié)臨近，照樣得歸鄉(xiāng)。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還沒修好，坐火車14個小時，輾轉回到汾陽。進了縣城就見兩邊店鋪都寫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歡心。我一個人在陽光下發(fā)呆，爸媽在廚房里炒菜。這樣煙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光。一家人圍坐，幾盤小菜，我講些外面的見聞。父親說：你回來的正好，縣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飛奔進縣城，看這些有幾百年年齡的老房子，想這些我從小在里面進進出出的店鋪馬上就要煙飛云散，心里一緊，知道我所處的時代，滿是無法阻擋的變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孫文一代，白話之于胡適等人，每個人有自己的時代，每代人都有他們的任務。而今，面對要拆除的縣城，拿起攝影機拍攝這顛覆坍塌的變化，或許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歲。

回家，又是孤燈。寫作真的像長跑，從第一個字到最后一個字，從第一個人物出場到他的命運終結，這個過程要你一筆一劃寫出來。沒有人能夠幫你，就像在長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給你加油喝彩，但腳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過去。寫劇本也一樣，就見桌上的稿紙展開撕掉，再展開再撕掉，終于寫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長友的兒子，小武”。這片名的筆法學自文革時候的《人民日報》文章，文革時揪出“反動派”要抓住他的人脈，而這變革時代，變革的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個片名雖好，但長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語劃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小武》（1998）劇照

寫完之后懷揣劇本，騎自行車去了郵局。在長話室里等國際長途，接線員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資朋友，跟他說我要拍《小武》，問他是否有興趣投錢。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讓我把劇本寄過去再說。從長話室出來，才發(fā)現(xiàn)我的縣城到底是現(xiàn)代化了，郵局居然也有了傳真機，便痛下決心花費五百，把劇本傳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掛電話，香港朋友說他喜歡《小武》，決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號開拍，就像女人不會忘記生孩子的日子，這日子永生難忘。四月的縣城還冷，劇組一行燒香磕頭。我在煙霧繚繞的街頭跪下，敬天地鬼神，往來神仙，祖師爺唐明皇，朱元璋及盧米艾爾兄弟。這儀式讓我確定，這一次真要將文字變成電影了。《小武》拍完，我在這條道上走的還算順利，于是兩千年順勢拍了《站臺》。到底難脫革命文藝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臺》都是關于我家鄉(xiāng)的故事，便琢磨著再拍一部，湊個“故鄉(xiāng)三部曲”，遠的學一下高爾基《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近的學一下巴金《家》《春》《秋》。

▲《站臺》（2000）劇照

進入新世紀，電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鋪天蓋地的盜版DVD，讓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分享電影文化。接著DV盛行，獨立電影一時熱鬧起來。韓國全州電影節(jié)為了實踐新技術，在全球選了三個導演，給錢我們用DV拍三十分鐘短片，命題作文叫《空間》。

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礦礦區(qū)，感受那些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礦，工廠，宿舍，散落郊野，它們過去曾經(jīng)繁盛輝煌，如今走進新時代卻萬分落寞。推開工人俱樂部的大門，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過去群眾集會時的熱鬧，如今灰塵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見孤獨年輕人，來來往往獨自前行。他們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時代，那時候我們呼朋喚友，大酒大肉，出入城鄉(xiāng)橫行霸道。而這些孩子戴著耳機，穿一身運動服，在街道上匆匆而過。網(wǎng)吧里一片鍵盤聲，他們用電腦與世界連接，而彼此咫尺相鄰，卻從不互相說話。他們有逍遙的生活，也有無法逾越的限制。

我想好了，就在這城市里拍一部電影，拍年輕人。

▲《任逍遙》（2002）劇照

凡事皆有機緣，回北京長途車上，偶翻報紙發(fā)現(xiàn)東北發(fā)生少年搶劫案。少年搶劫知道此去危險，想為母親寫幾句話，卻不知如何落筆，便抄了任賢齊《任逍遙》的歌詞，算是寫給母親的知心話。我沒聽過這首歌，但這一筆讓我感慨萬千。一下長途車，便奔到音像市場買CD回家聆聽。聽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動少年心：英雄莫問出身太淡薄。這一句就像在說我，一個縣城小子也拍出了電影。對，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滿現(xiàn)實。

這“故鄉(xiāng)三部曲”的確是我不滿現(xiàn)實的結果。汾陽，躲在呂梁山里的我的邊城，那里的日日夜夜，無數(shù)難忘的人和事兒，讓我落筆下去變成了電影。這電影又是我的國，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東畫報出版社愿意出版“故鄉(xiāng)三部曲”的劇本和相關評論，在此謝過。還要感謝好友簡寧。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問，喜歡藝術究竟為何？其中原因從未交待，我愿自供。

我會寫下去，是因為很多事情尚未改變，我和他們還沒有和解。

看，這是我最喜歡的自畫像——典型的傻叉文藝青年。

▲《山河故人》（2015）劇照

文字丨自《賈想Ⅱ：賈樟柯電影手記（2008—2016）》，賈樟柯，臺海出版社，2018-01

圖片丨選自電影《站臺》（2000）、《世界》（2004）、《小武》（1998）、《任逍遙》（2002）、《山河故人》（2015）劇照

來源|楚塵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