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曾被官方表彰、帶領村民致富的“模范書記”，如今卻被公訴方指控為“黑社會頭目”；一個是她九零后法官兒子，目睹十余名至親同遭羈押，卻毅然以辯護人身份走進法庭。究竟是合法的村務管理，還是強取豪奪的暴力壟斷？指控與辯護、質疑與程序……撲朔迷離的案件在河南南陽鎮平縣石佛寺鎮上演。本是全國反恐先進的“平安之地”，何以驟變成“家族式涉黑”？法庭外，“被害人”代理人難進門，律師四處奔走搜證；法庭內，分案審理風波再起。若控方真掌握鐵證，又為何遮掩證言？在先定罪名、后拼證據的種種質疑下，這場家族涉黑疑案能否經受公正審判？

文｜李宇琛

二〇二五年二月中旬，一位年輕法官走進淅川縣人民法院的大門。身材瘦削，面容斯文，看不出有什么異樣。他來這里不是因為審理哪個普通案子，而是要以辯護律師的身份，為自己的母親——一位被公訴機關稱為“黑社會頭目”的女子遞交手續。熟悉內情的當地人清楚，這位年輕法官九十年代出生，一家十幾位親屬紛紛被關進看守所，唯獨他仍身在外面。時至今日，他決定正式站到法庭辯護席上，去替母親發聲。

人們對這一幕有些難以理解：母親被視作涉黑嫌疑人，兒子卻恰好是司法系統的一名法官。有人把這事稱為一場荒誕戲劇：同一家庭中，幾乎所有至親都被控組成“家族式黑社會”。這名法官在此之前雖也為母親多方奔走，卻始終沒有公開介入審判程序。

直到最近，他發現案件出現了另一個轉折——淅川法院宣布“為保障庭審質量和效率”，要對案件“分案”審理，拆分出部分被告獨立開庭。他據此認為，這種分案存在程序違法，也可能妨礙對案件真相的完整調查，因而決定親自站出來，提交委托手續、閱卷申請和會見申請，并同時向法院提交質疑分案合法性的書面意見。

他在法庭外遞完材料，就平靜地離開，大多數旁觀者對他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姓畢，常被周圍人稱為“九零后法官”。有人了解他家的基本情況：他的母親名叫冀廷梅，曾是河南南陽鎮平縣石佛寺村的一名村支書，在當地鼎鼎有名，卻在二〇二一年底被指控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此案不僅牽涉到她，還把同一個家族的十余名親屬一網打盡，包括她的丈夫、外公、大舅、小舅、小姨，以及若干遠房的叔叔、表叔。外界形容這是一樁極為少見的“大家族涉黑”。

再往前看，冀廷梅在村里干了十幾年書記，帶領村民興辦集體玉器市場，立下不少功勞。可現在，官方一紙指控把她推上了“黑老大”的位置。這座“玉雕之鄉”近年陷入漫長的刑事博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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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年輕法官的舉動讓人聯想到他母親過去的“雙面形象”：一面是曾經的模范村干部，帶著老百姓致富，另一面卻被官方定位為“心狠手辣、壟斷市場、欺壓百姓”。他本人過去對外保持克制，很少在公共場合發表過多意見。如今，迫于對案件程序的擔憂，他選擇了公開進入辯護人行列。旁觀者見狀，才開始重新審視這起案件里所有錯綜復雜的矛盾。

據知情者透露，淅川法院原本想將案件“改變管轄”，但不知何故遲遲未獲上級批復。后來法院直接作出決定，以所謂“保障庭審效率和質量”為由，將部分被告另行分案，一些與冀廷梅同時被羈押的親屬，被單獨拿出來先行審理。這個操作在司法實務里并非聞所未聞，但通常需要合法合理的前提。

年輕法官寫了書面意見，指出此舉有違一案整體審理的原則。他擔憂分案會令關鍵證據在不同法庭間相互割裂，不利于還原案情。畢竟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本就嚴苛，需要完整的證據鏈支撐，否則很容易讓事實被人為拆解。如今他接連提交意見和申請，足見事態對他而言已無路可退。

一位了解內情的村民說，這位法官家里遭逢大變，只有他一人還自由，換作他人或許早已不堪重負。可他卻能堅持冷靜，也不怎么四處“喊冤”，只是在抓住每一次程序機會時，就做該做的事。

律師們對他的態度比較理解，因為他們也感到同樣的壓力：案件偵查端和檢察端羅列了幾十條指控，把正常的市場收費、村委的執行措施全寫進起訴書里，只要與冀廷梅相關，就往黑社會上湊。律師認為很多指控經不起推敲，但要讓法庭真正采納，需要充分的質證，需要一個公正的程序，更需要檢方對偵查環節的瑕疵進行監督，而不是一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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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廷梅案之所以在鎮平乃至南陽范圍內引起眾多關注，一部分是因為她曾是當地政府宣傳的“優秀村干部”。據縣、市層面過去的報道，她在二〇〇三年當選石佛寺村黨支書時，村里只有幾十塊錢存款，欠債好幾萬。村干部四處想辦法，有的想干脆賣地換點現金，但她堅持以長遠發展為目標，打算借鑒北京潘家園的商業模式，把村集體土地變成專業的玉雕市場。她從家里拿出不少錢，又到處籌措資金，再配合村干部們共同進行市場建設。

村辦市場建成后，由村委牽頭收攤位租金和管理費，用于解決公共支出，也給村民帶來穩定收益。村里后來還為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按月發補助，替村民繳納新農合和養老保險，對考上大學的學生發放獎勵。這些事情在當時被譽為“鄉村振興的標桿”，石佛寺村也成了鎮平乃至南陽的示范點。

這座村子從負債累累到“富裕村”，用十幾年完成了巨變，卻在幾年之后，被冠以“黑社會窩點”的稱號。官方的起訴書指出，冀廷梅以各種手段壟斷村里的土地資源，違規開展玉石市場建設，再通過威脅、恐嚇等強迫交易，將市場管理費等收入納入“私囊”。她的親屬也在不同領域互相掩護，長年盤剝商戶。許多讀到這份材料的村民并不認同，因為他們知道，石佛寺鎮不僅有這一個市場，也有其他民營或合作性質的市場，競爭相對充分。要說“壟斷”，談不上。要說“強迫交易”，大部分人也稱自己是自愿交費。

律師團隊搜集了六七百份證言，絕大多數商戶都表示并沒有受到冀廷梅或村委的暴力威脅。他們寧可排隊等攤位，也愿意來這個市場，因為安保和衛生做得還算到位。這些說法與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拿到的“受害人口供”大相徑庭。警方多次發布通告，呼吁所有“被害人”站出來“揭發冀廷梅及其家族的惡行”，并表示已經掌握大量確鑿證據。一時間，兩種截然相反的面貌讓人摸不著頭腦。

更讓外界側目的是，鎮平縣是全國著名的防恐重點區。當地流動人口復雜，外來少數民族商戶長期在此經商。政府層面過去多次表彰鎮平在社會穩定和反恐上取得的成績，從未提及這里存在什么頑固惡勢力。若一個“黑社會”在此多年坐大，怎會不被發現。或者說，發現了卻一直沒下手，這種矛盾同樣讓許多人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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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〇二一年十二月開始，冀廷梅家族的大規模抓捕行動在石佛寺鎮引起轟動。十幾位直系和旁系親屬先后被羈押。據偵查機關的說法，這些親屬大多與冀廷梅一道行事，其中最關鍵的幾人同為村干部或市場負責人，一部分人在玉器市場擔任收租、安保或日常管理工作，也有人在另外的市場做經營者。該案隨后進入批捕、起訴階段，期間偵查人員兩次發布通告，征集更多“違法犯罪線索”。有人懷疑，這樣的征集是否屬于“先定性，后搜證”。

幾十位律師被家屬或同案被告聘請，組建了多支辯護團隊。他們跑遍石佛寺鎮乃至周邊區域，在市場里“擺攤”，一一采訪那些說自己愿意澄清事實的商戶。有人坦言，“收取管理費肯定有，也曾跟管理方吵過價，但算不上威脅，更不是強迫。”也有人私下表露害怕，“公安反復找我做筆錄，非要引導我說那些‘被迫繳費’的話，我不愿亂說，但他們一直不放人。”律師聽到這種表述深感不安，又無法獲得相關詢問過程的完整記錄，常常呼吁這些商戶保留錄音錄像或尋求法律途徑維權。大量存在的爭議之處，使得案件審理變得撲朔迷離。

二〇二四年八月，淅川縣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庭前會議。當時就鬧出一樁離奇事件：有四五位“被害人”商戶委托了代理律師，一早趕到法院，卻被法警攔在法庭門口，說他們沒有接到通知，不得進入。還有一位商戶本人根本連法院大門也進不去。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本就有權參加庭審和庭前會議，可眼前的阻攔把他們拒之門外，一些想要陳述或者當面說明情況的人只能在大門口徘徊。更有律師被法警“請”出法庭，理由并未說明。有觀察者懷疑法院故意阻止被害人及代理人表達不同觀點，法院方面則表示會再行“通知”。

這一番爭議未能及時平息，接下來的審理又因各種程序問題被一拖再拖。公安機關方面未停止對證人的“核查”，甚至在律師辦公室隔壁對證人做筆錄，或是到市場直接找商戶“詢問”。律師擔心這會干擾證人的真實表達，頻繁發布聲明質疑偵查機關不當取證。與此同時，當地不少商戶因市場被查封或無人管理，只好另謀出路，甚至有人遠赴外地做生意。石佛寺村的好幾個玉器市場陷入半癱瘓狀態。村里收不到管理費，一些福利項目也難以繼續。這樣的僵局讓很多人怨氣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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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評價這起案件有個顯著特色：從“模范書記”到“黑老大”的反差，屬于典型的標簽化錯位。在輿論里，“一心為村民謀福利”與“欺壓百姓暴力斂財”兩種印象都強烈，卻無法輕易兼容。

熟悉該案的人指出，“標簽化”最主要的危害是會讓偵查或輿論忽視案情本身的復雜性，只要某些信息可以印證“這是個壞人”，就會被無限放大，其他不利于此標簽的證據則被抹除。律師多次質疑偵查環節存在的“選擇性呈現”，可偵查機關指責他們混淆視聽。一些證人陷入恐懼或厭煩，干脆避而不見，導致事實越發難以查清。

此外，石佛寺鎮有其特殊性。該地此前被稱作“全國最大的玉雕生產銷售集散地”，又是反恐維穩重點區域，地方政法部門投入了大量資源治理治安。據公開資料，鎮平縣近年沒出現過大的暴力恐怖活動或重大群體性事件，一度被譽為平安建設的榜樣。一部分村民問，如果真有黑社會長期存在，相關部門為什么先前沒有任何警示，如今卻一下子端掉十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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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當地人再次被一個焦點吸引：那就是冀廷梅的兒子、九零后法官，正式提交辯護手續的消息。人們關注點不止在于“親屬辯護”，還在于他本人也是司法系統內的人。他對同事或朋友提及此案時多次表示：若真存在黑社會，應遵循法律嚴懲不貸，但前提是所有指控要有扎實的證據，尤其是“組織性”“經濟性”和“非法控制地域”這些關鍵標準，必須在法庭上得到嚴格審查。他懷疑母親以及她的親屬被無限度“標簽化”，普通的家族聯系就變成“涉黑組織”，正常的集體收益就當作“強迫交易”，說不定背后存在的是舉報或政商糾紛。

他沒有公開攻擊任何部門，只是不停地強調程序正義的重要。他還列出辦案機關多處疑點：公安帶走證人長時間詢問，有時沒有通知律師；庭前會議不允許被害人律師進場；指控時把凡是村里管理行為全寫成涉嫌違法。他說，這些做法傷害了司法公信，也妨礙了親屬們的合法權益。如今又碰上法院搞分案，仿佛進一步割裂關鍵信息，進一步制造不便。一旦庭審不能集中審，容易讓當事人無法交叉質證。

在他提交書面材料的當天，法庭助理告訴他，合議庭成員外出，得過幾天再研究。他只得先行離開。周圍有人評價，在司法體制內，主動為家人當辯護人并不多見。法官介入此案，也等于給這起轟動一時的“涉黑案”又增添了新的戲劇色彩。他的做法像是一種程序內的較真，與此同時，也有人擔心，此舉會給他個人帶來職業風險。

從旁觀視角看，這里自有一份荒誕：一個自稱“全國反恐先進”的地方，弄出了個“根深蒂固的家族黑社會”；一個曾被官方表彰的村支書，被指控作惡多年；一個表面富裕、治安不錯的村鎮，面臨大范圍經濟停滯；眾多商戶失去生計，只能眼睜睜等著這場漫長訴訟結束；再加上如今出現的年輕法官兒子，為母親奔走呼號，一切仿佛進入了無解循環。民眾并不清楚，案件最終會走向何處，法院判決時究竟會站在哪一邊，也有人說只要經得起嚴格的質證和監督，有些錯誤總能被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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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淅川縣人民法院的門口，能看到人來人往，有律師抱著文件匆匆而過，有自稱被害人或證人的群眾隔三差五來打探消息。最初的開庭因故推遲，后續還有若干程序要走。究竟是確有其罪，還是涉嫌錯誤指控，外人難有定論。公訴方堅稱他們有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冀廷梅及家族人“把持一方、以商養黑、以黑護商”，律師則稱這個案件是“典型的先入為主，再強行拼湊證據”。

年輕法官在不算高的樓前遞交手續那一刻，有人看見他面帶一點疲憊，也有一種堅定。案件并未進入實體審理的尾聲，真相遠未水落石出，但他似乎認定“堅持到底”才是唯一選擇。他的母親在看守所靜候結果，村里不少商戶也在默默等待。有人抱怨這場官司耽誤了太多生計，有人期盼法庭能給個說法，讓市場恢復。也有人想不通，既然說她黑，那么這些年村里人領的福利，是誰的功勞。

這些問題沒法簡單回答。無論案件最終結果如何，這場前后矛盾的表象都值得人們記住：行政表彰與黑社會指控可以同時出現，長期未曾爆發大規模糾紛的小鎮也會成為“涉黑重地”，村集體創收和暴力斂財竟只隔著一紙定性。辯護律師們在市場“擺攤”，公安在律師隔壁“核證”，被害人代理人被拒之門外，當事法官兒子只能在提交意見時表示“程序不該如此”。這些荒誕背后，就是這起案件的現實。旁觀者心里不免自問：多少操控和偏見潛藏在程序中，又有多少理性和公允能守住底線。

不知道多少時日后，淅川法院會做出怎樣的裁判。外界希望是真正的依法審理，而不是一場先定罪名再填充細節的演出。對于鎮平縣這個玉石之鄉、反恐重鎮，過去和現在的反差本身已讓人感到唏噓。如今“九零后法官為黑老大母親辯護”這樁消息，再次給案件增加焦點。或許最終的法槌落下時，才能為人們還原究竟：是一個整村被欺壓的悲劇，還是一次“標簽化”誤導下的冤案。那一刻恐怕還未到來，而圍繞程序正義和事實真相的交鋒仍在繼續。

有人說這是滌蕩鄉村亂象的正義風暴，也有人說這是對一位實干型女書記的政治陷害，意見紛紜，難見共識。唯有在明亮的法庭里，一個個證據充分展示、質證、辯論，才可能做出相對客觀的判斷。只是不少人擔心，若程序再三受阻，若證人、被害人都無法在法庭暢所欲言，真相會不會依然沉沒。對于這個問題，公開渠道里還沒有明確答案。人們只能盼著司法系統內的秩序能給出保障，也看年輕法官和他的律師同伴是否能把這樁“家族涉黑案”拉回到理性的軌道。

石佛寺鎮依舊在這個冬末時節顯得安靜。穿行在半荒廢的攤位間，能看見有的攤戶留下堆積的玉石毛料，還貼著曾經的定價表。若一切從前的繁華終究難以恢復，這里將長期陷于空置。只是，那位遞交辯護手續的年輕人并未放棄，他堅持認為把事情擺上審判桌，總要有個究竟。

村民們說，也盼著有朝一日能見到一個合情合法的結局，讓村里的老人安心，讓做買賣的人安生。他們記得這位女書記當年的種種好處，也聽到檢方指控的各種“罪狀”，都在默默等一場司法清算。結局究竟如何，沒有人敢作保證。也許只有等待。等待那薄薄的庭審筆錄，和厚重的人心對撞，看能否拼出一個更接近事實的圖景。

寫于2025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