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季就離開了學校，算是初中畢業了。回想起來，初中不滿兩年的時間，我們在學校還真沒學到什么東西，真的是白白浪費了近兩年的大好時光。當時我們還是十五六歲的孩子，竟然成了革命小闖將，期間經歷了階段性的停課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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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一篇“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社論又把上山下鄉運動推向了高潮。那時的四個面向只剩下了面向邊疆面向農村了，所有知識青年都要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我們這幫所謂的初中畢業生，也別無選擇，只有上山下鄉一條路了。

當時上海市下鄉的去向有: 云南、貴州、江西、安徽、吉林、內蒙古和黑龍江，開始待分配的是上海崇明農場和江蘇大豐農場，離上海很近。后來晚走的，就沒這么幸運了，要去很遠的邊疆生產建設兵團或到偏遠農村插隊落戶。

春節過后，街道和學校催得越來越緊，要求我們盡快做出選擇，不能再無限期地拖延時間了。我當時只有十六歲，糾結猶豫了好幾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去“棒打狍子瓢舀魚”的北大荒還是去“頭頂香蕉、腳踩菠蘿”的多彩云南。我父母聽人家說去農村插隊很苦，要自己做飯吃，不讓我去農村插隊落戶。好在我家根紅苗正，家庭沒有出身問題，能去兵團能去國營農場。我家二樓鄰居家的一位大哥哥就不像我這么幸運了，他的祖父是大資本家，他想去兵團或農場，都過不了政審這一關。

一連又糾結了好幾天，我父母也到處打聽，問別人到底是去南方好還是去北方好。多數人說東北冬季寒冷，最低氣溫達到零下四十多度，耳朵都有凍掉的，上海人適應不了那樣的環境。也有人說云南有毒蛇，被毒蛇咬一口就沒命，還有那里瘴氣很大，肝炎病人多，瘧疾流行，去哪也不能去云南。這下我們一家人更沒主意了，我爸就讓我去找我的同學張學文，張學文的媽媽是我們的班主任，還是學校的教導主任，他爸是機關干部，他家應該有門路。我爸說張學文去哪，就讓我跟著去哪。

起初我媽不同意讓我去找張學文，因為張學文是男生，我是女生，半大不小的男生女生在一起，怎么也不方便。我媽還擔心別人會說閑話，更怕我吃虧。為這事，我爸我媽有了我記事起的第一次爭吵。最終我媽妥協了，她領著我去了張學文家。

張學文的母親非常熱情，給我們端茶讓座，等我媽說明了來意，張學文的母親苦笑著說，他們一家也在為孩子的下鄉問題猶豫不決。我媽就對她說：“吳主任，您見多識廣，我家囡囡和你家學文上小學時就是同學，您就多費心，學文去哪就讓我家囡囡跟著一起去哪，我們實在是不曉得去哪里好的呀?！?/p>

過了幾天，張學文就到我家來了，他說聽之前去黑龍江的同學來信說那里確實冷，最低氣溫零下三十多度，生活也很艱苦，他決定去云南的勐臘國營農場，問我去不去？張學文還說，云南的生活環境到底怎么樣，他只是聽同學說了個大概，具體情況他也不是很清楚，好與壞只能聽天由命，到時候可不能抱怨。

我和父母商量了一下，父母都同意我跟著張學文去云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勐臘縣國營農場。第一時間，我父母給我準備好被褥和新衣服，該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聽說那里蚊蟲多，我媽還專門給我買了萬金油（清涼油）和蚊帳。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張學文通知我具體的出發時間了。幾天后，張學文卻給我送來了一張醫院的診斷書，診斷書上說我腿受傷了，張學文還告訴我沒事別出門，街道干部來了就裝瘸。原來這是他爸托關系開具的診斷書，是想推遲下鄉的時間，以便更充分地了解去哪里下鄉更好一些。當然，張學文也有和我類似的診斷書，好端端的他也成了“瘸子”。

這一招還真管用，一拖再拖，到了1969年的秋天，我們才乘坐火車離開了上海，奔赴祖國的西南邊疆。列車到達昆明后，我們在昆明住了一晚，然后又乘坐帶拖掛的大卡車繼續前行?？偣矚v時十余天，我們總算到達了目的地—勐臘縣國營農場，我和張學文分在了同一個分場同一個生產小隊，我們成了國營農場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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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臘農場的生活環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糟糕，居住的是簡易的草棚，除了第一頓接風晚飯還算豐盛以外，以后的日子里別說吃肉了，真的是連個油花都很難見到。好在我們都帶了蚊帳，還有一些零食，多虧父母想得周到。

生活的苦還能克服，勞動的苦我們一時真的是難以接受。

勐臘農場并不是種植農作物農場，而是栽種橡膠樹的農場，我們的任務是平整土地，挖樹穴（栽種橡膠樹的樹坑），當時雨季已基本結束，馬上就進入旱季了，栽樹要在雨季的雨天進行，雨天栽樹苗成活率高，不用專門取水澆灌。旱季不適合栽樹，我們新來的知青就天天跟著老工人去挖樹穴，也有一部分人去砍壩燒荒（主要是砍樹清理灌木植物）。一天下來，我的手掌就磨起了水泡，雙臂累的酸痛，回到住處，連吃飯的力氣也沒有了。

那天傍晚收工回到住處，洗漱完畢，我剛在食堂打完飯準備回宿舍，張學文突然走過來，遞給我兩副線手套和兩根香腸，不好意思地說：“徐潔，沒想到這里的生活條件這么差，這里的勞動強度這么大，真對不起，我沒能幫上你什么忙，反倒連累了你……”

聽了張學文的話，我心里很溫暖也很感動，趕忙笑著說道：“已經給你家添了很多麻煩，我很感激你和你父母的，以后不許再說這樣的話。這里條件雖然苦一些，比起到貴州農村插隊的同學，我們已經很不錯了?！?/p>

來到勐臘農場以后，張學文處處都關心我照顧我，我發自內心地感激他。農場的生活雖然苦一些累一些，可我們有工資，有食堂。我的一個女同學去了遵義地區的一個小山村插隊落戶，比我們還苦，只能掙工分分口糧，據說一年的分紅還抵不上我們一個月的工資。

第二年春天，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組建完成，勐臘農場隸屬云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我們完成了從農場工人到兵團戰士的轉變。兵團戰士雖然不穿軍裝不配發槍支，我們還是天天上山刨挖樹穴，可大家都很高興，特別是我們這些新來的知青更是興奮，我們為兵團的番號而驕傲，為我們的身份而自豪，我們成了光榮的兵團戰士。成立兵團后，我們連隊又陸續來了不少上海知青。

1972年冬季，我和張學文的探親假批了下來，回上海探親的途中，我們遭遇了很多困難，要是沒有張學文的幫助，憑我的力量，我真的很難回到上海。就是因為那次一起回上海探親，我對張學文產生了強烈的好感，也對他產生了依賴。我倆雖然同歲，他好像比我成熟很多，就像我的大哥哥。

之后的日子里，張學文一如既往地關心我，照顧過，那時連隊有規定，不提倡兵團戰士過早談戀愛，以免影響橡膠事業的發展。到了1974年6月份，上級突然撤銷了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的建制，我們又成了名副其實的農場工人。雖然我們的待遇沒有什么變化，可大家的心情還是莫名其妙地失落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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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7年夏天，張學文成了我們生產隊的副隊長，我也被安排到農工小組負責種菜養豬。種菜養豬雖然也不輕松，可比上山割膠的工友要輕松很多，最起碼不用半夜就起床頂著滿天繁星去膠林割膠，也不用頂著烈日到膠林除草松土搞養護。

有一次張學文起大早駕駛隊里的拖拉機幫我們去拉芭蕉葉喂豬，下山時拖拉機失控側翻在路壕里，張學文被壓在下面，導致左肩胛骨和左手臂骨折，送到縣醫院救治。那期間，我晝夜守護在他身邊，盡心盡力照顧他的生活。張學文有些不好意思也很感動，他好幾次對我說過感激的話。

其實，要不是我在農工組種菜喂豬，張學文也許就不會遭遇車禍，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知道張學文是在幫助我，也都知道我倆的關系，那時我倆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只是我覺得我家是普通工人家庭，他父母都是干部，我覺得配不上他。

因為張學文的傷沒好利索，第一年恢復高考，我倆都沒能報考。1978年夏季，我倆一起參加了全國統一的大中專院校招生考試，結果我倆都差一點沒被錄取。張學文就鼓勵我不要灰心，我倆一起備戰下一年的高考。

1979年春天，距離高考還有幾個月的時間，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如三月春風，吹遍了云南大地，吹遍了農場的各個角落。第一時間，知青們都爭先恐后地辦理回城手續，都擔心以后政策有變動不能回城。

當時我和張學文也無心復習功課了，猶豫了好久，最后還是辦理了回城手續，我倆于1979年5月初回到了上海。辦理完落戶手續后，我倆一起去招生辦報名，結果我倆都超齡了，不符合報考年齡，導致無法報考。

高考無望，我接班頂替我母親的崗位到第二針織廠當了車間工人，張學文被安置到商業部門工作。工作穩定下來，我倆就領取了結婚證，舉辦了隆重的婚禮。朝夕相處了十年，我倆終于修成了正果。婚后第二年，我和張學文一起報考了電大，圓了我們的大學夢。

時間過去了幾十年，好多事情我都漸漸淡忘了，唯獨在云南勐臘農場的那十年知青生涯，我至今還記憶深刻，張學文對我的關愛和照顧，我都記在了心里，永遠都不會忘記。就是因為他的善良和真誠，我倆才走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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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知青歲月雖已漸行漸遠，可知青時代是一代人的共同記憶，知青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知青情結已深深地鐫刻在了一代人的心里。知青文章所表述的是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懷舊情感，我寫了近千篇知青題材的文章，看似千篇一律，可每個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每一個人，五官大致相同，可每個人的思想靈魂是完全不一樣的。知青時代已經翻篇，功與過自有后人評說。我之所以一篇接一篇地編寫知青題材的文章，一是為了喚醒知青一代人的記憶，二是為了讓后來人對那個時代有所了解。歷時的史冊上，也會為知青時代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

作者：草根作家（感謝徐潔老師真情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