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一個貧苦家庭，父親是黃包車夫，母親則幫傭補貼家用。即便生活拮據，父母仍在她 6 歲時送其進私塾讀書。然而，命運弄人，9 歲時，父親因勞累過度病倒，家庭失去經濟來源，還背負了高額債務，董竹君不得不輟學。

13 歲那年，為了償還債務，董竹君的父母無奈將她抵押到青樓，成為一名 “清倌人”，也就是只賣唱不賣身。

憑借天生麗質的容貌和楚楚動人的氣質，即便不茍言笑，她也吸引了眾多客人，很快成為青樓的 “頭牌”。老鴇見她是棵搖錢樹，多次慫恿她賣身，均被她嚴詞拒絕 。

1914 年，董竹君結識了夏之時。彼時，夏之時因革命活動常來此地，他被董竹君的美麗與才情深深吸引，而董竹君也被夏之時的抱負和氣質所打動，二人逐漸傾心。

不久后，夏之時的原配夫人因肺病離世，他向董竹君提出帶她離開青樓。

董竹君心動不已，但她深知女性在婚姻中平等的重要性，于是向夏之時提出三個條件：一是不做小老婆，要以正妻之禮相待；二是婚后送她去日本留學，讓她有機會學習知識；三是回來后一起管家，夏之時管外面的事，她管家里的事。夏之時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些條件 。

在夏之時的精心安排下，董竹君成功逃離了青樓。15 歲的她與夏之時舉行了婚禮，正式結為夫妻。婚后不久，他們便東渡日本，開始了留學生活。

在日本，董竹君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努力補習日文，還接觸到了各種先進的思想和理念。

1917 年，董竹君結束了在日本的留學生活，跟隨夏之時回到了四川合江老家。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幸福美滿的生活，而是一個封建守舊的大家庭。夏家的長輩們對董竹君這個出身青樓的兒媳充滿了偏見和歧視，處處刁難她 。夏之時也在安逸的生活中逐漸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曾經的革命熱情，整天沉迷于花鳥魚蟲、麻將大煙，對董竹君和家庭越來越冷漠。

面對這樣的生活，董竹君感到無比壓抑和失望，但她并沒有選擇沉淪。隨后，她開始積極尋找創業的機會，希望能夠在經濟上實現獨立。

1923 年，董竹君在成都東勝街創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她親自設計廠房，購置織襪機，還聘請了專業的師傅來培訓女工。織襪廠主要招收附近的貧苦女子，為她們提供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

董竹君不僅關心女工們的工作，還關注她們的生活和成長，時常教導她們要努力學習，掌握一技之長，爭取在經濟上獨立，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尊重 。在她的努力下，織襪廠的生意蒸蒸日上，成為了當地的知名企業。

1926 年，董竹君又在隔街的桂花巷創辦了飛鷹黃包車公司。她借鑒了國外的管理經驗，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公司的車租較低，還承擔車子的修理費、車夫的制服費，車夫生病、受傷，公司也會負擔醫藥費。有時車夫付不出租車費，還可以減免或分期付清。這些措施深受車夫們的歡迎，大家都愿意拉 “飛鷹” 的車子，公司的生意十分興隆 。

然而，好景不長。1929 年，四川局勢急劇惡化，各路軍閥混戰，為了擴充勢力，紛紛設立造幣廠，導致幣值大幅貶值，物價飛漲，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董竹君的織襪廠和黃包車公司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生意一落千丈。董竹君不得不關閉這兩家公司和工廠。

回到四川后，夏之時不僅對董竹君的創業事業冷嘲熱諷，還對她和孩子們動輒打罵，甚至提出要將兒子過繼給他人，這讓董竹君忍無可忍。

1929 年，董竹君終于下定決心，帶著四個女兒離開了夏之時，回到了上海。然而，回到上海后的生活并不輕松。作為一個單身母親，她既要照顧孩子，又要面對生活的種種壓力。

為了生計，她嘗試過各種生意，開辦過紗管廠，卻因時局動蕩和經營不善，最終以失敗告終。賠到后來，她甚至一度涉足賭場，企圖靠賭博翻本，擺脫困境，但結果卻是越陷越深。

就在董竹君陷入絕望之時，她的二叔鼓勵她重新振作起來，再次創業。在二叔的支持下，董竹君開始籌備開辦紗管廠。她四處奔走，尋找投資，學習管理經驗，為紗管廠的開辦做著充分的準備。

就在董竹君幾乎陷入絕境之時，一位名叫李嵩高的四川富商向她伸出了援手。李嵩高聽聞了董竹君的經歷，對她的堅韌和勇氣深感欽佩，決定資助她兩千元，幫助她東山再起。

1935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法租界的華格臬路，董竹君的錦江川菜館正式開業。開業初期，困難重重。沒有營業執照，她就四處奔走，托關系、找門路，終于辦好了執照。

憑借著獨特的菜品和優質的服務，錦江川菜館很快在上海灘嶄露頭角，生意日益興隆。一時間，各界名流紛紛慕名而來，這里成為了上海灘的社交中心。

就連大名鼎鼎的卓別林到訪上海時，都特意點名要品嘗董竹君親手烹制的香酥鴨，這讓錦江川菜館的名聲更加響亮 。

隨著生意的火爆，董竹君開始考慮擴建飯店。然而，在租界獲得牌照談何容易，這需要巨大的人脈和財力。

就在她為此發愁時，上海灘的三位大亨 —— 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也成為了錦江川菜館的常客。有一次，杜月笙前來用餐，等了十分鐘都沒有排上座位，他頓時火冒三丈，要求店員把老板叫出來。

當他見到董竹君時，卻被她的氣質和談吐所折服，不僅沒有生氣，還主動提出要投資幫助她開分店 。

經過深思熟慮，董竹君最終還是決定接受杜月笙的投資 。

在杜月笙的幫助下，錦江川菜館的分店順利開業，生意蒸蒸日上，董竹君他們賺了不少錢。

1936 年初，董竹君趁著這個勢頭，又開辦了錦江茶社。她以公開招聘的方式為茶社配置女服務員，這一做法在當時的上海灘引起了轟動。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董竹君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不僅響應為戰爭捐款的號召，還在上海邁特赫斯特路的麗都花園開辦了 “暑期錦江餐廳”，將盈利所得全部捐獻給抗日前線 ，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著抗戰。

然而，隨著戰局的惡化，上海很快淪陷。董竹君意識到，留在上海已十分危險，為了保護自己和女兒們的安全，她毅然決定帶著四個女兒流亡菲律賓。在異國他鄉，她們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生活習慣不同，這些都給她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但董竹君并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她努力適應著新的環境，艱難地維持著生活 。

在菲律賓期間，董竹君時刻關注著國內的戰局和局勢發展。

1945 年，隨著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結束。董竹君得知這個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帶著女兒們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回到上海后，董竹君發現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社在戰亂中遭受了嚴重的破壞，生意也一落千丈。但她并沒有因此而氣餒，而是迅速投入到了店鋪的整頓和恢復工作中。她重新裝修店面，招聘員工，改進菜品和服務，努力讓錦江重新煥發生機 。

1951 年，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為了支持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董竹君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將自己辛苦經營多年的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社合并為錦江飯店，并將其無償捐獻給國家 。

當年，董竹君離開時，沒有帶走兒子夏大明，一方面是因為夏大明被過繼給了夏家大伯，她無權帶走；另一方面，夏之時把兒子看得極重，也不可能允許她帶走。這一別，便是 15 年。

夏大明在懵懂中，只知道媽媽和姐姐們突然消失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聽信了夏家人的蠱惑，開始怨恨母親，認為是母親拋棄了自己 。

夏大明接受了老式教育，雖然天資聰穎，但在缺乏父母關愛的環境下，他的成績始終平平，父親夏之時也因沉迷于鴉片，對他的學習不管不顧。董竹君曾派人去看望夏大明，得到的回復卻是兒子覺得自己被拋棄了，不愿回到母親身邊。后來，夏大明在高二時棄筆從戎，加入了青年遠征軍，前往緬甸駐守 。

在戰爭的歲月里，夏大明經歷了生死考驗，也逐漸成長。而董竹君始終牽掛著兒子，當她得知夏大明身處戰爭前線時，心急如焚，千方百計動用自己的關系，將兒子調到了上海 。

15 年后，母子再次重逢，夏大明心中的怨恨在與母親的相處中逐漸消散，他了解到了母親當年的無奈和艱辛 。

此后，夏大明重新開始學習，在南通學院獲得了農科學歷。他受到母親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積極參與革命工作 。

后來，他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在北京農機學院（現中國農業大學）任教，一直工作到 1983 年離休 。

晚年的夏大明，深入研究歷史，搜集證據，為父親平反，同時，他也承擔起了照顧母親的責任，在母親晚年給予她物質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陪伴。

1997 年，97 歲高齡的董竹君走完了她傳奇的一生。臨終前，她囑咐家人在葬禮上播放《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這首歌承載著她與夏之時的回憶，也代表著她對那段感情的深深眷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