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黨比作一個家庭，沒有毛主席，這個家要散，同樣，這個家也必不可缺少周恩來。

周總理永遠是在緊急情況下，出面解決問題的人，沒有他這個家真不行！

一、在黨和紅軍的緊急時刻，周總理推薦了毛澤東同志

學過歷史都知道，歷史課本白紙黑字寫著：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我們也很清楚，遵義會議最關鍵的一點是重新讓毛主席掌握指揮權。

但歷史課本沒有寫清楚，毛主席確實是掌握了指揮權，但并非是最高指揮權。

遵義會議明確“軍事行動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毛澤東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個會議決定毛主席雖然參與了軍事決策，但只是恩來的幫助者。當時的毛主席僅僅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既沒有推舉毛澤東為總書記或“在黨內負總責”，也沒有讓毛澤東成為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最高的軍事指揮權是周總理掌控，他才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但此刻是黨和紅軍存亡的關鍵時刻，正如周總理對博古所講：“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周總理心甘情愿當副手，極力推舉毛澤東成為實際領導人，在實際軍事指揮上，“正職”周總理一切行動聽從毛主席指揮，出現了“副職”的毛澤東，常常替代“正職”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情形。

毛主席之所以能通過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關鍵在于周總理的推薦。

二、在新四軍的緊急時刻，周總理保證黨的領導權

葉挺做新四軍的軍長，其實并不順暢。

在新四軍成立之后，葉挺雖為軍長，但不能不處處聽命于項英。一個非中共黨員而又在新四軍中毫無根基的葉挺，和項英在很多時候意見并不統一！

葉挺后來說：“居士不適于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所謂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廟外人士”。居士去當方丈，本已不合適，何況管的是一個大廟子！這就是暗示一個非黨員不適于當新四軍軍長。

1938年10月21日，葉挺在百般無奈之中，離軍出走，向蔣介石辭職。蔣介石非常高興，他正愁葉挺站在中共那邊，不聽他的話，如今，可以名正言順地安排自己人了。

毛主席非常著急，因為一旦新四軍軍長安排了國民黨人，新四軍的領導權就不在我黨這邊了。

此刻，毛主席又想到的是周總理，電報要周恩來出面解決。周總理收到電報后，一面向蔣介石表示，中共堅決反對另任新四軍軍長，一面緊急約見葉挺。由于周總理和葉挺的關系較好，葉挺聽從了總理的勸說，回新四軍任職。

如此這般，老蔣才作罷，讓我黨保住了新四軍的領導權。

三、在非常時期的緊急時刻，周總理保住了鄧政委

非常時期，鄧政委也受到影響，被安排去了江西。其后，周總理竭力創造條件，讓鄧政委重新回到中央工作。

周總理病重，快離開人世了，仍舊想著鄧政委，想見一見鄧政委，一直問：“小平同志來了嗎？”

鄧政委還沒來的時候，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說：“你們要支持鄧小平工作。”

鄧政委來了后，周總理也當著大家的面，握住鄧政委的手，盡可能大聲地喊：“你這一年啊，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這是周總理想告訴其他人，鄧政委確實是人才難得，可以擔當重任。周總理用盡生命中最后一絲力氣，表達了對鄧小平的巨大支持，向黨作最后的推薦。

由于周總理的推薦，鄧政委才有了復出的機會。我們想一想，如果沒有后面的“撥亂反正”，讓非常時期重新回正軌，中國的未來又將走向哪里呢？

真的，仔細觀察歷史，我們會發現，每逢黨的危難時刻，必將是周總理出面斡旋！周恩來，真的是一個偉大而不朽的名字，他對于建國、建軍以及后續的改革大開放，都有著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