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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王德峰《中西文化差異的淵源》講座 2014

越來越多人開始對中國古典學問表現出研究的興趣。這種興趣當然很好，也很有意義，可以充實我們個人的精神生活。但是國學對于今天的中國，其意義絕不僅限于此，它還關系到我們這個民族在當下如何選擇未來。

百年中國向西方學到了什么

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推動我們做了兩件大事。我們學習和借鑒了西方政治制度，比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議制；我們也學習和借鑒了誕生于西方的經濟制度，即現代生產關系的體系——市場經濟體制。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從「五四運動」的時候開始，就是學習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向西方學習的文化運動，從西方找來了「老師」，不僅僅是「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且引進了西方的哲學，比如康德、黑格爾的哲學。也就是說，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向西方也學習了很久，也有一百年了。

這一百年來向西方的學習，對中國的進步有巨大意義。當然這個進步的標準是西方設定的，因為我們是被迫接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就是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前提，就是必須引入市場原則，引入資本邏輯。

盡管我們有過一段不短的計劃經濟時期，但它仍然屬于資本的時代，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社會。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計劃經濟時代仍然是商品經濟時代。我們不是產品交換，而是商品交換，所以價值規律一定起作用。價值規律一旦起作用，剩余價值規律也會發揮作用。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全面接受了市場原則，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從而引發了整個中國社會巨大的轉型。

我們遇到了什么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中國人努力地學習資本的邏輯。我們以為通過進一步讓市場經濟健康完善，就會為中國帶來可持續的進步。可是現在我們遇到了很大的問題。概括來說，是這樣兩個基本的問題。

基本問題之一，今日之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無論是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少數成功者階層，還是多數弱勢群體，沒有一個社會階層有生命幸福感，沒有一個階層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整個民族沒有精神家園。我們從一個物質上普遍不滿足的時代，進入了一個精神上普遍不安寧的時代。

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和中國未來社會的精神基礎，不能長久地處于價值真空狀態。

基本問題之二，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并沒有因為資本邏輯的引進，而最終形成一種理性的社會秩序。獨立的個人彼此之間按照理性做基礎的契約原則打交道，這一點直到今天也沒做成。這種不成功，體現為今天的中國社會處于信任解體的邊緣。

一個最基本的現象，我們都看到了、體會到了，就是普遍的信任危機。窮人與富人之間互不信任，政府與百姓之間互不信任，社會公共機構之間互不信任，甚至家庭內部的成員之間也互不信任。各種丑惡的社會現象層出不窮，有些社會現象的丑惡程度令人發指、不可思議。

我們再度出現了如孫中山當年所說的「一盤散沙的中國人」這樣一個局面。而且這個「沙粒」，不再是以家族為單位。中國有句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也叫「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但是這個門還是家門，它還是家。家庭內部有它倫理的法則，有它道德的價值。今天這個以家庭或者家族為單位的「沙」也已經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義的個人。

所以兩個基本的問題就擺在當下中國人面前，一個是沒有精神家園，一個是社會處于信任解體的邊緣。

內心世界的迷茫，精神家園的真空，家族內部的分解，利己主義的個人。

「法治不立，秩序紊亂，各圖僥幸，群情不安」。梁漱溟先生當年所描述的情狀，今天是消失不見了還是依然存在著，值得我們深思。

中西方文化差異是否能夠抹平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在今天這個資本全球化的時代，會不會被抹去呢？

在西方誕生的資本，確實帶來了真正的世界史，結束了各個民族孤立發展的歷史。資本誕生于歐洲，但它一定要突破歐洲的疆界，去征服世界。為什么？因為資本是這樣生存的——資本的生存就是資本本身的增殖，資本一旦停止增殖，作為資本的它就死掉了，變成了消費基金。以資本為主導的、以資本邏輯為原則的現代人類的經濟生活，不可能也不可以停止資本的增殖。

既然資本的生存方式就是它貨幣的增殖，這就意味著它要把全世界人的消費需要看成是它的市場，必須把整個地球的自然資源看成是它增殖的材料，于是資本一定會突破歐洲的疆界，去征服非歐洲民族。于是它帶來了真正的世界史，結束了各民族孤立發展的歷史。

而由資本的邏輯所要求的社會關系的主導原則是什么呢？是在獨立的個人之間建立以理性為基礎的契約。于是，「人權」和「人道主義」的原則被廣泛地接受。在中國文化中所體現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似乎只存留在我們中國人的記憶之中了。

事情真的會如此演變嗎？終于有一天，中國文化精神當中所體現的那些社會原則，只會成了歷史的回憶嗎？

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上許多階層對國學的關注，以及國學復蘇的現象，就有了深刻的原因和重大的意義——當下之中國，重建精神家園的思想資源在哪里？儒家或者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現代化」是否可能？

以前我們都非常熟悉一個類似的問題，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否可能。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離開中國思想做基礎，就談不上中國化。談中國化就必然有一個中國思想、中國文化精神傳統跟馬克思學說，乃至跟整個西方思想的關系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其實是全民所關心的基本問題。

今天當我們看到，父親母親把孩子告到法庭上去，或者孩子把父母告到法庭上去，或者兄弟姐妹對簿公堂，無論哪一方勝訴了，勝訴的一方絕不會有幸福感。

法的理性，不可能成為一個民族社會生活的價值基礎。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基本問題是如此的真實。未來之中國是法治體系越來越完善的國家，但不要把它想象成所有人際關系的矛盾和沖突，都是用法律的原則來處理，這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到一個飲食店喝一碗豆漿，都要擔心豆漿里面有危害健康的東西，或者我發現了只能訴諸法律，如果日常生活的問題都要用法律訴訟來解決的話，想想看，一個城市需要多少個法庭？大概每隔一條馬路就得有個法院了。

日常生活的維系，不是靠法的理性，也不是靠資本的邏輯，而是靠一個民族的倫理精神。

資本的全球化并不可能夷平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假如夷平的話，全世界人類將只有一種文化精神，只有一種思想，只有一種智慧，這絕不是我們期待的美好愿景。假如全人類只有一種思想、只有一種智慧，那么這就是思想和智慧的結束。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搞了市場經濟，引進了資本的邏輯，那么資本對于今天的中國人意味著什么？它絕不意味著現代經濟理性與現代市場規則，而是意味著在傳統社會生活的范式中，獲取物質利益的新手段。

于是矛盾和割裂就來了，于是種種社會病癥也都來了。

西方文明根源追溯地理環境，帶來了古希臘的宗教、神話，然后又引發了西方哲學的特征，繼續保持兩個世界的區分。那么真理在彼岸、天國、或者哲學上所說的理念世界。以彼岸的原則來改造此岸（以理念世界改造現實世界），這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態度，形成起來的對世界理解的基本框架。西方文化的特征，簡單的說叫柏拉圖主義，具有重大的社會歷史意義，已經廣泛、深入的影響到了非歐洲民族。

從地理環境分析，古希臘文明是愛琴海文明，多島嶼的地理區域，海上殖民運動頻發，只能建立契約。但契約是人定的也可以被破壞，所以一定要讓契約神圣，其方法是構造一個神的世界，用神與神之間的秩序、道德來規定人間的秩序，讓人間的秩序有神圣的保證，神圣性，這就是西方哲學之前的宗教的基本認識。宗教的本義“恢復人與神之間所訂立的契約”。所謂religion本義是人與神之間訂立的契約，要恢復它因為人類社會的罪惡都來自于人破壞了人與神之間所訂立的契約，于是人受到懲罰，重建這個契約叫“宗教”。重建人與神之間的契約，就叫做“宗教的活動”。在西方哲學起步之前的原始宗教、神話，已經區分出兩個世界，“現實世界”“神的世界”，“此岸”“彼岸”，哲學的前身。

柏拉圖建立起第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理念論”，不再用原始宗教的語言用理性的語言，那么理性的語言也要構造出一個“彼岸的世界”來，叫“理念世界”。柏拉圖理念論：現實世界是不完善的，因為現實世界都是由感性事物構成的，而這些感性事物都是對理念的不完善模仿；現實世界的缺陷都來自于它跟理念之間的差距，所以世界應當被改造。（eg錘子的例子，錘子不在于它這樣的外部特征，我們心中本有了錘子的理念，每一把具體的感性的錘子其實是對錘子理念的分有、模仿，錘子的具體形態變化進步）。所以西方一定提出“歷史進步論”。柏拉圖主義有雙重的結果，一個結果就是對自然界的態度、關系，還有一個結果就是人與人的關系。

①世界應當被改造，因為它是不完善的模仿理念，要求克服它的缺陷，每一次克服就帶來一次進步。“理念論”讓西方文明跟中華文明有了根本的差異。中國人沒想過要改造世界，以前只想到“天人合一”。eg吃飯，歐洲刀叉，主體面對客體，先解剖、分析，然后吃下去，叫主體消滅客體，technology技術的原則；中國筷子叫art藝術，用這雙筷子全部藝術的活動，完成了一次天人合一。特別是近代以來的西方，資本的要求越益發展出技術改造自然的要求。于是柏拉圖的“理念論”在近代的西方文明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它可以創造出自然界本來沒有的東西，eg“泡泡糖”不可代謝、“白色污染”、核能的利用。由于人是會犯錯的，柏拉圖主義的成果中包含著重大的危險。②以理念論的原則來建構社會秩序。西方的社會秩序，按照理性來組織，理性的安排帶來了效率，社會世界的非靈化也完成了。

西方哲學的著作，鍛煉我們的頭腦，把我們的理性思考訓練的十分徹底和周密。中國哲學，滋養我們的心靈，因為它涉及到我們心靈本身的種種生命情感。你讀的懂這一段是因為你有過這一份生命感受。你讀不懂那一段是因為你的人生還沒有這份感受。國學的教育的傳統就是從小孩抓，背，以后會懂得。西方學習、教育是以理解做前提的。儒道佛的經典沒有嚴密的推理。中國哲學著作它的文字表達，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充滿了形象、比喻、例子、暗喻，有文學的價值，一句話并不是把它推理出來的，是直接告訴你的，叫直覺的真理，直觀的。西方哲學是推理的真理。

我們看哪一種被表達的真理更根本？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西方的邏輯要搞推理，比較典型的就是亞里士多德講的“三段式”，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無窮追溯，追溯到后來，總會找到這樣一個推論，它的前提不再是任何推論的結果，它一定是直覺。中國哲學典籍給出的全是這些東西（直覺），就是你可以拿它來做前提的直觀“道”的真理。eg“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講的，它不是任何推論的結果，它就是對這個世界直觀的判斷，然后再推能推出很多東西。第一，我們明白了什么叫“反者道之動”，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必然走向它自己的反面。由于這一點，讓中華民族有一種智慧，，在最黑暗、最艱難困苦的時候，中華民族對未來保持著他的信心，因為黑暗即將過去，它一定走向自己的反面，光明一定在前面，同時，它又讓我們這個民族，在最輝煌、最得意的時候，保持著必要的警覺。為什么？事情正在走向反面。然后推出為人處世的道家兩條通則，①如果你要得到一個事物，你就要從它的反面開始，強大必須從弱開始，高必須從低開始；②你要比較長久的保持一個事物，必須讓這個事物包含它的對立面。比方說：資本主義要活得長久一點必須包含自己的對立面社會主義，一切順利都要包含它的對立面困難，才能做好，做成大事，“困難是我們的恩人，敵人是我們的老師”。做事情要有對立面，要有反對你的人，你才會把你的事情做得更好。道家不教我們道德標準，教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自由自在一點。光有道家會完形成一種“奸猾”的人生態度，沒有是非善惡，老子一部《道德經》全世界沒有比它更高明的權術書。用好道家的思想，必須有儒家做根基，做基礎、前提。因為儒家保證做事正當，指明了我們要“明明德”，要“親民”，要“止于至善”。

“五倫”講中西哲學之比較，追問的是中西方文化之差異的根源。這差異的根源是來自這個民族對世界的不同理解。而這種不同的理解的形成：地理環境，導致了社會秩序的不同構造原則，中國的原則是在血緣關系之上形成的親情，然后在這個親情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秩序的原則，這原則最后歸為“五倫”，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中國人特別地強調人生價值的五個方面，每一個方面都是我們人生意義的實現，缺一不可，同時具備是完美的人生價值（中國人講人生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交互性的）：“君臣有義”“君仁臣忠”，民族為君我為臣；“父子有親”，講“父慈子孝”，叫親情；“夫婦有別”，夫妻之間共命運，各司其職，形成一種情感，恩愛；“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西方則是馬斯洛需要層次，最高一層，自我價值的實現，源于基督教時代，擺脫了家族，個人獨立。對于中國人而言，自我價值實現如果離開“五倫”就沒有幸福感。中國人的生命追求，理想的狀態就是“五倫”的五種價值。

重返古代思想的區分今天，我們重新返回中國古代的思想。這些思想并不等于把它簡單等同于中國古代朝廷、中央專治政權來鞏固王權、來宣布臣子對君主的絕對忠誠所用的意識形態，中國儒家思想所闡述的人生的境界，那是千古不變的真理。區分意識形態的用法和人生境界的用法，否則在閱讀經典會懷疑其現實意義，有了區分才能讀懂其中的道理。不要以為現在的漢語是西方概念的表達式，漢語永遠是漢語，她的生命力全在民間對她的用法中，不要聽信那些學者不斷用西方概念來糾正我們說話的意義，正在鏟除我們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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