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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重要，還是健康重要？

近日，一位自稱是貴州醫科大學博士婁華勇的姐姐的網友在網上透露，貴州醫科大學博士、青年博士生導師、貴州省天然產物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婁華勇在同學聚會上被灌醉，后被送往醫院搶救，最終搶救無效逝世，終年39歲。

2月19日，貴州省天然產物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婁華勇是在1月30日大年初二的夜晚，“在睡覺過程中突然逝世”。

知情人還表示，婁華勇人很好，性格也隨和，才又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還有好幾篇論文沒發。

此前，外界有關于其“同學聚會被灌酒后去世”的傳聞，該工作人員予以否認，“可能是身體健康方面有隱患，在睡覺過程中突然逝世。他才三十多歲，還很年輕，大家知道這個消息之后都難過得不得了?！彼f。

婁華勇家屬也表示，發布者斷章取義，這個信息是不正確不真實的，家屬針對不實信息已向平臺進行舉報。

婁華勇于2006年考入貴州中醫藥大學，獲得理學學士后，于該校攻讀了中藥學方向的醫學碩士，師從潘衛東教授。隨后曾在貴州省中國科學院天然產物化學重點實驗室擔任實習研究員和助理研究員，又于2017年師從郝小江院士，攻讀貴州醫科大學民族藥藥理學方向的醫學博士。他獲得博士學位后，2021年至今，在貴州省天然產物研究中心（貴州醫科大學產物化學重點實驗室）擔任副研究員。

自2015年起，婁華勇主持了多項科研項目，其中4項為貴州省科技項目，4項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之外，他還曾3次獲得貴州省自然科學獎，1次獲得貴州省藥學科學技術獎。

就在去世前不久，他的新項目才剛剛獲批，原計劃要持續到2028年。最新一項為2025年1月至2028年12月主持的名為《黔產香科科屬植物中二萜類鐵死亡抑制劑的快速發現及其對AD的干預研究》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地區基金項目。

婁華勇的突然離世，讓熟悉他的人都感到難以接受。

青年醫學工作者

英年早逝的背后隱秘

這位貴州醫科大學的博士、青年博士生導師、貴州省天然產物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在科研領域正值黃金年齡，卻因突發健康問題猝然離世。他的故事背后，折射出青年醫學科研群體長期面臨的高強度工作環境與健康透支的困境。

而婁華勇的離世并非孤例：

2024年7月，中國醫科大精神衛生專業研一學生醫院實驗室猝死；

2022年10月，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原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吳建國教授因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離世，享年66歲。

2019年7月，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青年教師、副教授肖育眾又因過度勞累導致心源性猝死，年僅30歲。

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當事人去世前均承擔著國家級科研項目，且臨床、教學、科研三重壓力疊加。

醫學研究領域的工作強度遠超常人想象。2016年一項來自中國科協的調查結果顯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時長為8.6小時，而最長工作時間甚至達到了每天16小時。其中博士學歷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時間最長，為9.29小時，而相應睡眠時間最短，為7.76小時。其中醫學領域科研人員的工作時長普遍高于其他學科。長期熬夜成為常態，近60%的醫學研究者存在睡眠障礙。

國家衛健委2022年發布的《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三級醫院科研人員年均發表論文2.1篇，青年科研人員（35歲以下）占比41.3%，職業倦怠感發生率58.6%。

高強度的工作模式源于多重壓力擠壓。在"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下，青年學者需在5-8年內完成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到SCI論文的量化考核指標。在一所985高校醫學院的統計數據顯示，晉升副教授的平均門檻是主持2項國家級課題、發表5篇以上IF>5的論文，這迫使研究者不得不進行"24小時實驗室輪轉"。

此外，如此拼命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時間的限制。在我國，國自然青年基金男性限齡35歲，女性限齡40歲；“優青”男性限齡38歲、女性限齡40歲；“杰青”統一限齡45歲。

同時，醫學研究的特殊性加劇了壓力——動物實驗的不可間斷性要求科研人員必須凌晨處理樣本，臨床試驗需要協調患者、倫理、數據等多重環節，基礎研究又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

這種持續性的應激狀態，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長期亢奮，最終引發免疫系統紊亂和器官功能衰竭。

醫學科研與健康

如何兼得？

醫學研究的悖論在于：研究者致力于攻克疾病，卻常常忽視自身健康。這種矛盾源自科研評價體系的深層問題。當前科研考核過分強調"可見成果"，將項目經費、論文數量與職稱晉升直接掛鉤。最可悲的是，很大一份的青年科研人員認為"階段性健康透支是可接受的職業代價"。國內一所省屬醫科大學的績效考核表顯示，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占比30%，SCI論文分值占比40%，而健康管理指標完全缺失，這種價值導向導致青年學者主動選擇"用時間換成果"，

要知道，醫學實驗周期長、失敗率高，一個基因敲除小鼠模型的構建可能需要半年，而藥物臨床試驗的成功率不足10%。這種長期投入與產出失衡容易引發焦慮抑郁情緒，讓科研工作特有的不確定性和挫敗感加重了心理負擔。

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近1/4的調查對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現，其中6.4%的人屬于高度抑郁風險群體，17.6%的人有抑郁傾向。超過1/2的受訪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表現，其中42.2%的人存在輕度焦慮表現，8.8%的人有中度焦慮問題，4.5%的人有重度焦慮問題。

想要改變現狀必須要做好系統性重構。目前，部分醫療機構已經開始試點"彈性考核"制度，將健康管理納入科研評價體系?；蛟S可以采用將年度體檢報告作為課題續聘的參考指標，強制要求項目負責人每季度休假不少于5天。

此外，也可以采用實驗動物中心推行"樣本凍存計劃"，避免研究者因擔心實驗中斷而連續熬夜。更重要的是推動科研文化的轉變，在重點實驗室設立"健康成果獎"，對采用合理作息完成高質量研究的人員給予額外獎勵。

青年醫學工作者的早逝不應成為科研事業的悲壯注腳。當我們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凋亡時，更需要關注科研生態系統的健康存續。

醫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守護生命，這個目標理應從守護研究者自身開始。

或許，真正的科研突破不在于發了多少頂刊論文，而在于建立讓研究者既能探索生命奧秘又能保持生命活力的良性機制。畢竟，在對抗疾病的長征中，科研工作者自身不應成為最先倒下的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