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幸進入國防科技大學、解放軍裝甲兵學院、哈爾濱工程大學、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等軍事類院校參觀，一定會在學校主樓前目睹一尊陳賡將軍的雕像。

1953年，毛主席點名陳賡創辦哈軍工，開創了新中國軍事教育的先河，時過境遷，經過多次拆分與重組，哈軍工被拆分成了七所軍事類院校，至今它們依然是中國軍工領域的頂梁柱。

雕像的外觀非常莊嚴，完全符合開國大將的形象。中國有句俗話“慈不掌兵，義不經商”，陳賡身經百戰，見證了太多流血和犧牲，但這句話仿佛在他的身上并不適用，但凡接觸過陳賡的人都會給予他“風趣幽默，為人謙和”的評價。

當年陳賡以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了越南，面對三名女服務員時，他竟然幽默的稱其為“檸檬小姐”、“菠蘿姑娘”、“咖啡大嫂”。

天生的“氣氛組成員”

說到陳賡，很多人都會想到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率領386旅所向披靡，解放戰爭時期在西南地區痛擊桂軍，作為一名軍人，他早已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

相比于不茍言笑的林彪，以及穩重內斂的劉伯承，陳賡可以算是開國將帥中的異類，天生的幽默感讓他十分具有親和力。陳毅曾評價他：“陳賡將軍就像是一塊吸鐵石，風趣幽默，能夠團結大多數人一起革命。”

事實也是如此，陳賡從事過軍事、教育、情報工作，屬于“不偏科的六邊形戰士”，由于工作變動頻繁，他所接觸人脈也非常廣，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高層，即便后來已經明確站隊，老同僚、老上司也未曾對他惡語相向。

陳賡之所以能夠在國共兩黨都有較好的人緣，這與他幽默又極具親和力的性格特點有很大關系。

比如，宋希濂16歲時在長沙讀書，意外結識了陳賡，陳賡用出色的語言藝術吸引了宋希濂，兩人相談甚歡，在談及反帝反封的遠大志向時，陳賡還不忘穿插一些奇聞趣事，極大的緩解了當時的嚴肅氣氛。

因此陳賡成為了宋希濂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兩人一起考入了黃埔軍校，關系日益密切，只不過后來宋希濂在人生的某個岔路口走錯了方向，兩人未能繼續成為戰友。

解放戰爭后期，宋希濂成為了蔣介石手中的最后一張牌，無奈國軍大勢已去，宋希濂兵敗被俘后一度想要自殺，陳賡出面相勸：“聽大哥的話，好好改造，早點出來我請你喝酒。”

曾經兩人平起平坐，如今一個是解放軍的兵團司令，一個是階下囚，但陳賡依然放下架子，將宋希濂視為兄弟，在陳賡的勸說下，宋希濂放下了包袱，在功德林改造期間十分積極。

陳賡早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就是出了名的“氣氛組成員”，雖說與蔣先云、賀衷寒并稱為“黃埔三杰”，但陳賡給人的感覺卻大為不同，很多人評價他“當軍人算是入錯了行，應該去話劇社”。

軍校是個講究規整，紀律森嚴的地方，難免會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但有了陳賡在，校園里多了幾分歡樂。

當時黃埔軍校內務條例中有一條：禁止在宿舍抽煙。但學員們日常訓練任務重，只要督察不在，誰都想舒舒服服的躺在自己的床上來上一根。

有一次，蔣先云在自己的宿舍吞云吐霧，陳賡在走廊里便看到了屋內仙氣飄飄，于是刻意將鞋重重的砸在地面上，發出沉重的聲音，然后模仿著督察獨有的廣東腔厲聲呵斥：“是誰在宿舍里抽煙啊！出來！”

蔣先云聽到這動靜后匆忙將手中的煙掐滅，筆直的站在自己的床前，像是個犯了錯了孩子，目光不敢投向門口。

陳賡則一臉壞笑的走到了蔣先云的面前：“讓我看看，這是誰在違反紀律啊！”當蔣先云看到陳賡這張臉時瞬間被氣笑了，拿起一只拖鞋與陳賡開始了一場追逐戰。

為了豐富學員們的課余生活，學校偶爾會組織一些文藝演出，身為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認為這是一個加強學員思想教育的契機，考慮到平時陳賡比較活躍，于是委托他組建“血花劇社”，通過演話劇的方式宣傳反帝思想。

有一次，劇社打算演一部名為《皇帝夢》的話劇，該話劇主要是為了抨擊袁世凱倒行逆施、謀求獨裁的行徑。

為了表現出袁世凱的奢靡，必然要加入一些“后宮”的戲份，這可把陳賡難壞了，軍校的女學員非常少，去哪找那么多人扮演袁世凱的那些姨太太？

辦法總比問題多，陳賡主動提出要扮演袁世凱的五姨太，在舞臺的燈光之下，一個濃妝艷抹，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突然出現在了觀眾面前，引發了臺下一陣哄堂大笑。

除了調節氣氛之外，陳賡的這張嘴也非常厲害，總會給人一種這樣的感覺，“他笑呵呵的說幾句話，絲毫沒有針鋒相對的感覺，卻在不知不覺中把你反駁了”。

1933年，陳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不幸被捕，蔣介石念及東征時期的救命之情，親自到監獄來探望他，希望勸他“回心轉意”，剛一見面，蔣介石便寒暄道：“陳賡啊，這些年不見，你瘦了，那邊條件不太好吧。”

陳賡則笑著說：“痩吾貌而肥天下，校長好像也痩了。”

蔣介石當時剛剛在“圍剿”蘇區時失利，于是長嘆一聲：“國家如此，生靈涂炭，吾寢食難安啊。”

陳賡則反問道：“身為一黨一國之領袖，校長痩而天下更受，這是為何？”

陳賡言外之意是在暗示蔣介石發動剿共戰爭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國家利益站在了對立面。蔣介石聽完此話之后無地自容。

在延安時期，有一次彭德懷和陳賡在院子里閑聊，康生也走來湊熱鬧：“二位在這聊什么呢？”

彭德懷回答：“在聊老蔣東征那時候的事，畢竟陳賡也參加過那場戰斗，還救了老蔣一命。”

康生此人，特別喜歡抓住一些小事上綱上線，動不動就給別人扣上帽子，不可得罪。

得知兩人在聊東征的事，康生臉色陰沉的說到：“你當時救他干嘛，就該直接斃了他，我們如今就不用打這么多仗了。”

此一時彼一時，當時蔣介石還沒有背叛革命，也算是中國革命的帶頭人，所以陳賡營救蔣介石也并未違背自己參加革命的初衷。

但面對康生，陳賡并未解釋過多，說了一句令他無法反駁的話：“我當時要是把老蔣斃了，那他不就成了第二個廖仲愷的嘛，而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嘛。”

革命時期，陳賡的高情商為他贏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評。新中國初期，國內基礎設施薄弱，但相比于基礎設施，發展軍工科技最重要的是人才，如何讓那些科研專家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投身到祖國的建設之中，這成為了創建哈軍工的首要難題。

此時急需一位兼具資歷和親和力的人來籠絡一眾知識分子的愛國之心，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之后，認為這一位置非陳賡莫屬。

“姑娘，小姐，大嫂”

二戰結束后，法國殖民軍試圖卷土重來，延續對越南的殖民統治，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法軍還與逃到中越邊境的桂軍相互勾結，胡志明領導的北越政權岌岌可危。

胡志明在1950年初秘密訪問了北京，此時毛主席已經啟程前往了蘇聯，為了越南的未來，胡志明也隨即前往了莫斯科與毛主席和斯大林進行了會晤。

胡志明最開始是向斯大林求援，希望得到相應的物資援助，最好是能夠派來軍事顧問，協助其組建武裝力量。

但是，在場的蘇軍將領各個面面相覷，誰都不愿意前往炎熱潮濕、危機四伏的的原始叢林。除此之外，斯大林為了不激化與西方的矛盾，也婉拒了胡志明的請求。

但是，中越兩國的領土緊密相連，中越關系的友好發展對于西南邊境意義重大，胡志明不遠萬里來到了莫斯科求援，毛主席也十分體諒他的這份艱辛，于是答應了越方的援助請求。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可謂是一窮二白，但為了幫助越南人民擺脫殖民統治，依然籌集了必要物資運往了中越邊境。

對于軍事顧問的人選，毛主席最開始是想讓韋國清作為代表團領隊，畢竟韋國清在西南地區作戰已久，對當地的情況比較熟悉。

但是，胡志明認為：“韋國清的軍事能力毋庸置疑，但此時越共面臨的處境是急需組建正規部隊，所以希望中方派出的軍事顧問既有軍事指揮能力，又有創建人民武裝的經驗，最好還要有一定的資歷。”

毛主席詢問：“那你覺得派誰去比較合適？”

胡志明不假思索的說出了兩個字：“陳賡！”毛主席也滿足了胡志明的需求，讓陳賡擔任軍事顧問團的領隊。

當毛主席說出了顧問團其他幾名將領時，胡志明甚至沒有聽完就回答道：“只要有陳賡，足矣。”

其實胡志明與陳賡也算是老朋友，早在大革命時期兩人就有過密切接觸。當時陳賡是孫中山身邊的一名衛士，而胡志明則化名為李瑞，是廣州政府蘇聯顧問的翻譯。

因此胡志明對陳賡的為人非常欽佩，雖說后來兩人天各一方，胡志明仍然能夠通過報紙了解到老友在戰場上所取得的成就。

當時陳賡身兼第四兵團司令、云南軍區司令、西南軍區副司令等多個重要職務，所以毛主席批示“短期內可去”。

1950年7月7日，陳賡帶著10名軍政干部秘密啟程，為了防止越共的游擊隊誤傷，陳賡命令所有人穿上越軍的制服。

為了躲避法軍飛機的偵查，一行人專挑叢林茂密處行進，但這也意味著道路大多崎嶇。

熱帶雨林陰雨天頻繁，道路泥濘不堪，陳賡等人靠著一根木棍，歷時半個多月，終于抵達了越南太原省的接待處。

負責接待他們的越共統戰部部長范文說道：“胡志明同志吩咐，先安排您在接待處休息兩天，然后他會親自來看望您，之后再考慮工作上的事。”

經歷漫長的跋涉，陳賡腳下早已磨出了血泡，雙腿也被藤蔓割了幾個口子，但他卻說：“用不著休息，當年長征比這艱苦多了，快帶我去見胡主席吧。”

在范文的帶領下，陳賡又走了二十里山路，總算來到了胡志明所在的竹樓，老友相聚，胡志明用流利的漢語與陳賡進行了問候，并對他的到來表示感謝。

陳賡則說：“當年中國處于危難之時，你來中國幫著我們打軍閥、打鬼子，這份情誼中國人不能忘，如今中國已經趕走了侵略者，理應幫助友鄰走向獨立。”

為了好好招待陳賡，胡志明幾乎是三天一小宴，兩天一大宴，后來卻被陳賡拒絕，主動要求與戰士們保持同一伙食標準。

胡志明見陳賡不習慣當地的飲食，特意找來了三名女服務員照顧他的生活，主要負責平時為他送些水果、咖啡等食物。

久而久之，陳賡便和三名女服務員打成一片，還幽默的稱他們是“檸檬小姐”、“菠蘿姑娘”、“咖啡大嫂”，三位服務員驚嘆：“越共沒有像陳賡這種毫無官架子的干部。”

陳賡的到來讓越南人民軍士氣大增，在戰場上所帶來的效果立竿見影，可惜的是，由于工作原因，陳賡只在越南停留了三個月便被調回國內，但在離開前，他親自為越軍總參謀部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毫無保留的闡述了自己多年來積累的軍事經驗。

結語

可能是因為天妒英才，陳賡因為長時間保持較高的工作強度，身體也逐漸出現了問題，于1961年3月16日病逝，他也成為了最早去世的開國大將。

但是，臨終前他為新中國探索出了一條軍工發展之路，這將是他留給后人最重要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