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關鍵依托和重要任務。當前，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投入不足與“卡脖子”問題有待解決、科技創新資源和要素利用率有待提高、國家創新平臺體系整體效能有待提升。因此，基于“主體—機制策略—體系”的思路框架，以主體層面的戰略科技力量理論、機制策略層面的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理論、體系層面的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為基礎，從瓶頸突破、優化升級、效能提升等3個維度，提出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和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性，對“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國家實驗室體系”“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等作出了戰略部署；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堅持“四個面向”，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產學研深度合作，著力強化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建設，并將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建設作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任務以及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統籌各類科創平臺建設，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對我國科技創新平臺建設與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目標。

國家創新平臺是體現國家意志、服務國家需求、代表國家水平的科技中堅力量與創新依托載體。在歷史發展中，相繼出現了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又稱“大科學裝置”）、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新型研發機構等主體和組織。從現實層面來看，基于創新平臺而開展的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應用開發已成為主要的創新方式。作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與依托載體，國家創新平臺應順應時代發展趨勢、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實現高質量發展。然而，從理論層面來看，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實踐路徑又有哪些？上述問題都亟待回答。

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①在系統梳理國家創新平臺研究現狀及其歷史演進的基礎上，基于“主體—機制策略—體系”的思路框架，結合戰略科技力量理論、大科學與整合式創新理論、國家創新體系理論，構建了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框架；②剖析了當前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和挑戰，有利于準確把握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機遇；③基于“主體—機制策略—體系”的思路框架，從瓶頸突破、優化升級和效能提升等3個維度，探究了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多維路徑選擇，以期推動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

1 文獻綜述：不同視角下的國家創新平臺

顧名思義，國家創新平臺（National Innovation Platform）與國家（Nation）密切相關，其以國家（Nation）為依托、以創新（Innovation）為目標、以平臺（Platform）為核心。事實上，三者的結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和實踐過程。當前，關于國家創新平臺的系統論述相對較少，但關于（科技）創新平臺、國家戰略力量、國家與市場關系、政府與創新關系等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

1.1 從平臺建立緣起的還原視角看

正如基礎設施是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創新平臺也是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撐。1999年，美國競爭力委員會在《走向全球：美國創新新形勢》報告中，提出了“創新平臺”概念，并將其視為創新基礎設施及創新中關鍵要素的集合。早期學者們也將創新平臺視作知識、信息、技術、人才、政策等共享元素及其相關關系的結合。而在第四代研發、第六代創新、Web2.0和創新2.0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科學研究經過高度分化與融合，轉向動態的、復雜的跨系統研究和超學科知識生產模式；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創新環境下，創新模式逐漸走向系統化、社會化、網絡化、全球化。這就需要國家將各類創新主體的創新模式和活動納入國家創新體系甚至是全球創新網絡，具體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等R&D活動，以及資本獲取、創新培訓、創新準備等非R&D活動，并為各類創新主體、模式和活動提供基礎條件與依托載體。因此，集聚與共享多方資源的國家創新平臺順勢演化而來，成為克服創新過程中資源限制、變革阻力及系統失靈等問題的有效工具。

1.2 從創新平臺搭建的比較視角看

國外創新平臺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萌芽探索、雛形顯現、初步建立、走向成熟和高質量發展等5個階段，而我國創新平臺的發展則經歷了探索奠基、起步建設、體系建設和戰略推進等4個階段。若以建設重點為標準，我國科技創新平臺的發展歷程可分為以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產品創新、國家創新中心等為重點的3個階段。從科技基礎條件與技術創新服務的角度出發，我國科技平臺建設發展可分為科技平臺建設試點、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建設和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建設等3個階段。

當前研究認為，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基于市場規律，從下至上建立起國家創新平臺，并根據政府發揮作用的程度，形成了政府引導型和政府主導型兩類創新平臺。其中，前者強調由政府引導、市場化運行，以市場化多元投入為主要資金來源，代表國家如美國、德國等；后者強調由政府主導，以高校、科研機構和大企業為主體，進行聯合開發和產學研合作，以政府財政投入為主要資金來源，代表國家如日本、韓國等。我國創新平臺則屬于政府主導建設與市場化運行相結合的產物。例如，2017年，科技部、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的《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優化整合方案》提出，堅持頂層設計原則，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加強整體設計，統籌布局；但同時也提出，依托企業、高校、科研院所，部署建設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國家技術創新中心。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強調，構建統一的國家公共數據開放平臺和開發利用端口，支持有條件的大型企業打造一體化數字平臺，積極探索平臺企業與產業園區聯合運營模式，推動平臺經濟健康發展。

1.3 從平臺主體類型的結構視角看

科技創新的方式路徑多種多樣，創新平臺的類型也各有不同。盛亞和施宇認為，當前國內創新平臺主要有3類，分別是科技創新平臺、產業創新平臺和協同創新平臺，其中科技創新平臺是學界研究的焦點。①按職能劃分。國家創新平臺可分為研發型和服務型兩類，根據功能作用、服務對象等，又可細分為科技研發試驗平臺、科技基礎條件平臺、技術創新服務平臺、科技公共服務平臺等4類。②按政府認定劃分。國家創新平臺可分為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等研發平臺，生產力促進中心和科技企業孵化器等科技中介服務平臺，以及科技文獻庫、資料庫等科技資源共享平臺等三大類；或是按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布局，國家創新平臺可分為科學與工程研究平臺、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平臺、基礎支撐與條件保障平臺等3類。③按創新鏈劃分。國家創新平臺可分為純研究平臺、產業技術研究平臺、創業孵化平臺和公共服務型平臺等4類。④根據側重點，若突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科技創新平臺則以科技企業為主體，聚焦科技前沿，以創新為導向，從理論研究到產業應用全過程共同努力、有效合作完成科技創新任務；若突出政府作用，科技創新平臺則包括各類擁有科技創新資源的機構（如政府機構、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和企業等）及其結成的政產學研聯盟和重要創新載體。綜上，國家創新平臺主體構成兼具豐富性與復雜性，既體現了其內在構成的系統多樣性，也顯示出其與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科技創新之間息息相關。

1.4 從平臺建設發展的運行視角看

針對創新平臺如何運行，學者們從理論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三螺旋理論、資源調控理論、資源依賴與社會影響力理論、軍民融合理論。從研究現狀來看，協同創新、技術創新、產業集群等成為國內創新平臺領域研究的熱點關鍵詞。作為實現利益相關者協同創新的有效載體，創新平臺能夠激發多元創新主體間的協同創新意愿，推動創新活動高效開展，并最終提高協同創新效益。尤其在數字經濟時代，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高質量創新平臺不僅可以通過其自組織的優越性實現各類創新資源的有效協同，還能通過對新技術的應用實現創新平臺的自我革新，從而塑造促進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優勢。由此，國家創新平臺體系建設可以采取“調結構、健體系、強功能、增效能”的總體推進策略，并在戰略定位、戰略目標、戰略重點、管理方式、投入模式等方面實現“五大轉變”。

1.5 從平臺體系效能的系統視角看

在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背景下，國家創新平臺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關鍵部分，對于促進創新活動、培養戰略人才、建設科技強國具有重要意義。基于創新平臺所具有的體系效能，美國政府于1994年發布了政策文件《科學與國家利益》，強調“科學——既是無盡的前沿也是無盡的資源——是國家利益中的一種關鍵性投資”，并指出要保持科學前沿領先地位，增進基礎研究與國家目標之間的聯系，鼓勵基礎科學投資，以及加強對資源的有效利用。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自1999年提出“創新平臺”概念后，又于2004年12月在《創新美國——在挑戰和變革的世界中實現繁榮》報告中明確提出“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 Ecosystem）概念，認為“企業、政府、教育家和工人之間需要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形成一個21世紀的創新生態系統”。區別于《科學與國家利益》中所強調的科學技術的生態系統性，該報告進一步要求將創新主體、創新平臺、創新環境等創新要素的競合態勢生態化、體系化、系統化。國家創新平臺是創新基礎設施的基礎，國家創新平臺建設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和創新能力建設的基礎性戰略任務，有助于提升國家創新綜合實力、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促進社會創新發展和保障國防與公共安全。

1.6 文獻述評

創新平臺是一個連接不同類型利益相關者的有效載體，對最匹配或最具積極性的利益相關者進行識別與激勵，有利于平臺功能的有效發揮。當前，對于國家創新平臺的研究，既有注重特定平臺挖掘的單個研究，也有針對創新平臺發展概況的整體研究。而創新平臺的異質性，一方面體現在諸如政府主導、企業主導等不同類型的分類上；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類型的創新平臺，其內部也存在顯著的異質性。

本文將國家創新平臺置于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構建一個以國家創新平臺為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分析框架，既關注創新平臺間的異質性，又兼顧創新平臺的整體性，把握其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現存問題與形勢挑戰，從而提出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2 “主體—機制策略—體系”：

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框架

從上述研究來看，平臺建立緣起與不同國家平臺建設的比較研究闡釋了國家創新平臺的發展由來，而平臺主體類型、平臺建設發展和平臺體系效能則關注到了國家創新平臺的主體、機制策略和體系，為探究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思路。本文以主體層面的戰略科技力量理論、機制策略層面的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理論以及體系層面的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為基礎，結合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技創新實踐，深入探究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見圖1）。

2.1 主體層面：作為戰略科技力量的國家創新平臺

國家戰略力量尤其是戰略科技力量的培育，需要強有力的實踐載體和創新主體，國家創新平臺應運而生。作為戰略科技力量的國家創新平臺，是國家力量或者說是戰略力量在科技創新領域的集中體現和實踐載體，是體現國家意志、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支撐國家戰略目標實現的科技組織體系。其既非單純的單位個體或力量的結合，也不強調組織數量與規模，而是通過調動各戰略科技力量，整合生產能力、地理條件等社會與自然資源，形成創新體系和能力，從而影響經濟社會運行，實現國家戰略目標。

可以看出，國家創新平臺作為戰略科技力量，注重國家平臺的依托、保障和支撐作用，能夠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中深入發展，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和競爭力以及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其在牽頭承擔國家科技任務時，能夠協同突破制約我國科技創新發展的難點，激發創新鏈上下游的規模效應與協同效應。

2.2 機制策略：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理論下的國家創新平臺

國家創新平臺是大科學背景下實施大科學計劃、開展大科學工程的主要載體，也是在國家戰略引領下推進整合式創新的重要依托。當前，全球進入知識爆炸、信息融合、學科交叉的大科學時代，科學研究的復雜性、系統性、協同性顯著增強。各創新主體會因國家戰略部署、區域發展規劃、學科目標導向而開展跨部門、跨區域、跨學科的研究，耗費資金量大、研究周期長、效益回收慢。大科學時代需要采取大科學的組織形式來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整合式創新提供了一種基于全局觀、統籌觀的機制策略：創新政策不再局限于科技領域，而是將科技、教育、經濟、文化、民生和生態等結合起來，形成系統合力；將戰略的統領性、全局性和整體性貫穿于創新全過程，形成戰略驅動、內外協同、縱向整合、橫向開放的格局，進而促進動態發展，推動戰略驅動創新下的全面創新和協同創新，是一種戰略視野引領下的開放、協同與全面創新。

在此背景下，國家創新平臺不僅是國家創新體系的構成部分和國家戰略力量的象征，更是大科學計劃和整合式創新的組織者、參與者和實施者，宏觀體系與主體力量依靠大科學背景下的整合式創新這一機制策略實現了協調統一。值得注意的是，理查德·R·納爾遜指出，“國家創新系統”中科學技術的性質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在不同的技術領域呈現不同的變化。因此，基于科技發展不確定性的戰略選擇也具有多種可能即多樣性，而一個經濟體實現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任務便是保持“技術的多元結構”。這一觀點對于分析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也同樣適用，平臺內在的科學突破、技術進步與發展路徑必將是多元化的。

2.3 體系層面：國家創新系統下的創新平臺

在國家創新系統視角下，國家創新平臺是“公私部門機構組成網絡”中的組織載體和實施主體，“通過一系列相互作用從而引入、研發或者擴散新技術”。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強調科學技術在系統中的流動性，認為科技創新是系統中各個主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克里斯托夫·弗里曼認為，科技力量的構建與部署可以從國家制度層面即宏觀角度來討論，公私部門共同參與構建國家創新網絡或系統，促使政府政策、企業研發、教育培訓和產業結構之間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系統（System），并在劇烈的技術變革下將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社會創新結合起來；而創新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調整其社會經濟范式以適應技術經濟范式要求能力的大小，強調了政府政策的關鍵作用。正如Nelson所指出的：創新發生于一個制度體系中，一系列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參與者影響著體系中可能產生的創新。Lundvall從知識流動的微觀角度分析了國家科技創新制度的重要性，提出國家創新系統是指在新的且對經濟有用的知識生產、擴散和應用過程中，由相互作用的各種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組成的創新系統。Porter則強調，將國家創新系統的微觀機制和宏觀績效相結合，從全球化背景切入考察國家創新系統，認為政府要為國內企業創造一個適宜的、鼓勵創新的環境。國家創新系統下的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是多國政府關注的重點，如比利時的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德國的弗勞恩霍夫協會、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等就是創新平臺的典型代表。

在體系層面，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從宏觀和微觀角度出發，探討了國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舉措對于建立國家創新系統、提升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性。以此為理論基礎，可以得知在國家干預下構建國家創新平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內在邏輯：政府通過各種政策法規和制度安排，為國家創新平臺的構建提供理論基礎和方向指引，強調創新活動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要求創新平臺在構建過程中充分考慮各創新主體間的相互聯系和作用，形成有效的創新網絡；同時，促進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引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領軍企業等創新主體和資本、人力、技術、數據信息等創新資源要素匯聚到國家創新平臺及其創新活動中，為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提供資源支撐和制度保障，從而獲得“1+1＞2”的正向協同和集聚效應。

基于對國家創新平臺研究現狀及其高質量發展內在邏輯的把握，本研究聚焦重大科技任務與大科學工程，認為國家創新平臺是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代表國家科技創新能力、開展重大科技創新活動的組織機構和平臺載體，主要包括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和大科學裝置等5類構成主體。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國家創新平臺是指國家層面的高水平科技創新平臺，并不囊括所有的創新平臺，也暫不包括偏向于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類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和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以及偏向于基礎支撐與條件保障類的國家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每類國家創新平臺既有共同的平臺屬性與創新目標，又因其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創新重點和建設模式，共同構成了國家創新平臺體系。主體層面的戰略科技力量理論、機制策略層面的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理論以及體系層面的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為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3 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挑戰

當前，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仍面臨諸多現實問題，制約著我國創新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國家創新平臺的順暢運行。本部分從主體、機制策略和體系等3個層面展開分析（見圖2）。

3.1 主體層面：投入不足與“卡脖子”問題有待解決

我國已建立起以國家實驗室為核心，以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為支撐，以大科學裝置為基礎的國家創新平臺體系。但與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的要求相比，國家創新平臺科研投入相對較少，主體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發揮，面臨一系列“卡脖子”問題和短板弱項。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

3.1.1 研發投入增長有限，基礎研究投入不足

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逐年增加，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投入國家。2023年，我國R&D經費投入規模達33278億元，比1991年增長233倍，年均增長18.6%，R&D經費投入占GDP比重從1991年的0.6%提升至2023年的2.64%，位列全球第12位，但仍低于OECD國家2.7%的平均水平。分活動主體看，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高等學校經費在2023年R&D經費中的占比分別為77.7%、11.6%和8.3%，其中企業經費投入達到2.6萬億元，2013—2023年年均增長11.5%，占全社會R&D經費投入75%以上，而財政科學技術支出為11 995.8億元。研發經費來源過于單一，嚴重依賴企業投入，既凸顯出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經費相對不足，也反映出我國財政研發投入增長有限。此外，全國基礎研究經費增長迅速，2023年達到2 212億元，1996—2023年年均增長18.7%，但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比重為6.65%，距離“十四五”規劃中8%的目標仍有距離，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15%～25%的普遍水平。

3.1.2 基礎研究相對薄弱，原始創新能力不足

許多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更傾向于追求商業化，缺少推動科學發展的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學發現及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知識積累沉淀。部分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仍然較大，底層基礎技術和基礎工藝水平較低，工業母機、高端芯片、基礎軟硬件、開發平臺、基本算法、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等領域的瓶頸依然存在。頂尖基礎研究人員和高端科技領軍人才匱乏，相比于美國擁有全球52.9%的頂尖科學家，英國與德國擁有15%左右的頂尖科學家，我國的同類數據僅為4.7%。可見，我國科技創新人才資源相對不足，發展明顯受限。

3.1.3 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

當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從市場主導的技術競爭轉向國家控制的技術霸權，并使技術霸權內化為一種文化習慣、政治規范與戰略政策指引，成為多部門聯動發起的全政府戰略。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利用市場優勢和先進技術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升級實施截斷，還通過自身的壟斷地位采取不對稱的價值鏈治理方式，大大增加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層面實現“彎道超車”的難度。工業和信息化部在2019年的調查研究中發現，我國在高端芯片、嵌入式CPU、存儲器、基礎算法、工業軟件等300多項關鍵核心技術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在半導體領域，芯片升級面臨著新結構、新材料、新工藝和新算法等瓶頸。華為在芯片領域遭遇美國封鎖，暴露了我國在高端芯片制造方面的短板。美國拜登政府對我國進行持續打壓，實際上是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技實力和影響力的遏制政策，涉及半導體、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多個領域，制約了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突破。

3.2 機制策略：科技創新資源和要素利用率有待提高

我國研發投入逐年增加，創新能力逐步提升，但創新資源使用效率亟須提高，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鏈條亟須打通，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創新活力亟待激活。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3.2.1 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銜接不暢

目前，國內基礎研究以跟蹤為主，原創性和引領性研究相對較少，無法滿足前沿技術創新和“卡脖子”技術突破的需要。許多基礎研究項目的考核存在“重論文、輕應用”“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導致研究成果與產業需求銜接不暢。同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重投資而輕研發，注重規模而忽視基礎建設，導致產業鏈的中上游分布零散，高端產業鏈環節存在缺失，難以實現有效配套，而中低端領域重復建設，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鏈條未能打通，國家創新平臺之間難以協同，甚至平臺內部也出現運行不暢的問題。

3.2.2 眾多企業“孤立”嵌入全球生產體系且處于價值鏈低端

受技術瓶頸、資金短缺、市場準入限制或政策環境等的影響，眾多企業長期從事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生產活動，如簡單的組裝、加工和包裝等，無法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更高的位置。這些生產活動往往對技術要求不高，利潤空間有限。同時，這些企業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孤立”狀態也加劇了其困境：由于缺乏與高端企業和創新網絡的緊密聯系，難以獲取最新的技術信息、市場動向和商業模式，導致在產品創新、品質提升和品牌建設等方面缺乏競爭力，進一步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

3.2.3 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多以跟蹤全球學術熱點為導向

首先，這一策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在學術領域內保持前沿性和競爭力，但過度關注全球學術熱點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人力和時間等，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某些關鍵領域的研究投入不足，從而影響其長遠發展；還可能導致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陷入“跟隨”而非“引領”的模式，即更傾向于選擇已有熱點進行研究，重視短期的學術成果和影響力，而忽視了對新思想、新方法和新領域的探索。其次，全球學術熱點往往與全球性的問題和挑戰相關，但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需求和實際問題。如果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過于關注全球學術熱點，就可能忽視對地方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弱化其在服務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職能。最后，在追求全球學術熱點的競爭中，可能會出現學術泡沫現象和短視行為：一些研究者為追求研究成果數量而忽視研究成果質量，導致學術成果的泡沫化；減少對長期性、戰略性、基礎性研究的關注，從而削弱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最終對創新平臺造成“反噬”。

3.3 體系層面：國家創新平臺體系整體效能有待提升

當前，國家創新平臺主體類型不斷擴展、體系不斷完善，但創新生態有待進一步優化，平臺治理有待進一步加強，國家創新平臺體系整體效能有待進一步提升。具體問題包括以下幾方面：

3.3.1 產學研合作項目主要集中在創新鏈后端

產學研合作項目更多關注已有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應用，而非從源頭上解決產業發展中的關鍵性、基礎性問題。這種合作模式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能夠快速地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為產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但是，從長遠來看，以應用為導向的產學研合作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過度關注應用端可能導致對國家戰略需求的反應滯后。

3.3.2 產學研深度融合尚存在較大障礙

一方面，創新平臺體系的內在協同性不足，產學研各方在技術研發、人才培養、資金投入等方面缺乏有效協調和配合。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側重于理論研究和學術創新，而企業則更關注市場需求和商業利益。這種目標和方向上的差異，導致產學研各方在技術創新過程中難以形成有效的合力。此外，由于體制機制存在差異，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的信息流通和資源共享面臨一定的阻礙，進一步削弱了創新平臺體系的內在協同性。另一方面，創新平臺體系的相互傳導性較弱。在科技研發過程中，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產業應用的路徑并不暢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市場導向性和商業化潛力，難以直接轉化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而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的積極性不足、投入力度較小，導致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與技術水平相對較低且難以提升。協同性和相互傳導性不足，影響了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推進，也抑制了國家創新平臺體系整體效能的發揮。

3.3.3 平臺建設缺乏靈活性、平臺布局不夠合理、溝通協調機制欠缺

首先，國家創新平臺的組織建設多依賴傳統的行政體制，在資源分配、項目管理及人才激勵等方面缺乏靈活性，既難以有效整合各類創新資源，也難以充分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不易形成協同創新的合力。其次，國家創新平臺的布局存在區域不平衡、領域不均衡等問題。一些區域和關鍵領域缺乏足夠的創新平臺支持，而一些區域和領域則存在創新平臺過剩的現象。這不僅浪費了有限的創新資源，也削弱了科技發展的整體效能。最后，國家創新平臺建設的溝通協調機制欠缺。在國家創新平臺的建設過程中，各相關部門、單位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導致信息流通不暢、資源共享困難。這不僅降低了創新平臺的運行效率，也削弱了其在科技創新中的引領作用。

國家創新平臺的建設和運行需要與時俱進，緊跟時代發展趨勢和國家戰略部署。政府應推動創新平臺的組織變革與布局優化，促使創新平臺加強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加強內外協同、促進鏈條協作，進而提高創新要素利用率和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推進我國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科技強國。

4 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基于上述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根據國家創新平臺的內在特性及其互動聯系，針對當前的問題挑戰，本研究將從主體層面的瓶頸突破、機制策略的優化升級以及體系層面的效能提升等3個維度，提出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化實踐路徑。

4.1 主體層面的瓶頸突破

4.1.1 領軍企業主導的擴張路徑

面向經濟主戰場，國家創新平臺可以企業為主體，開展協同創新與科技攻關。一種是“資源集聚型”重點攻關模式。領軍企業聚焦重點產業，組織高水平創新團隊，發布重點研發計劃，圍繞關鍵核心技術和前沿理論開展研發布局，引導創新資源向產業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集聚，從而構建起一個獨立完整的微觀創新鏈系統；內部各級參與者遵循專業分工原則，在高效配合中加速突破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另一種是“市場導向型”協同攻關模式。以行業中的科技領軍企業為核心，圍繞重點產業中關鍵核心技術發展路線圖以及國家重大需求，積極關注市場信號，主動整合產學研各方優勢資源；組建科技領軍企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國家科研機構等多主體協同的創新聯合體，共同研發、共擔風險，充分發揮不同參與者的資源稟賦優勢，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高效銜接。科技領軍企業可以同時采用這兩種模式，以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內外嵌套結構。

4.1.2 裝置設施利用的提升路徑

大科學裝置是國家創新平臺的物質載體，也是現代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基礎。要圍繞破解“卡脖子”難題的需要，提升大科學裝置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一種是專用模式，即提升大科學裝置的科研專用水平。根據基礎科學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要求，考慮方向領域的特殊性，對于進行專項科學研究的大科學裝置，應專項專用，提高裝置使用效率。同時，面向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和國家戰略需要，針對前沿引領、戰略導向、應用支撐等不同類型的需求，超前部署建設一批大科學裝置。另一種是增效模式。對于適用多領域研究和滿足公益服務需求的大科學裝置，根據創新人才的裝置使用需求，充分發揮多學科和多領域的協同力量，鼓勵共同開展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加強大科學裝置建設的事中事后監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動大科學裝置高效服務重大科技創新。

4.1.3 平臺改革發展的優化路徑

持續優化國家創新平臺體系，提高國家創新平臺的主體能力和協同水平。一方面，強化國家戰略需求導向，從國家重大任務中找準建設目標和研究方向。明確研究性質，根據平臺定位和功能形態分別開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開發等不同類型的科研活動，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打通創新鏈條，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通過政策支撐推動要素集聚、人才匯聚，打造良好的創新生態體系。另一方面，深化國家創新平臺改革，探索建立新型研發機構，組建創新聯合體或戰略聯盟，確保取得更大成效。支持并引導一批技術創新能力強、行業引領帶動作用大的中央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匯聚行業上下游及產學研各方的力量，集中優秀人才和優質資源進行聯合攻關。

4.1.4 產學研用的協同路徑

國家創新平臺體系中的異質性主體既要發揮各自的優勢，又要在系統運行中協同聯動、聚力攻關，發揮“1+1＞2”的協同效應。一種是“研究主導型”協同創新模式。以世界科技前沿和人民生命健康為導向，以國家實驗室和國家科研機構為核心，以大科學裝置為基礎，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技領軍企業為支撐，充分發揮各創新主體的優勢，打造研究型高能級創新聯合體，超前布局研究領域，集聚創新資源，開展前瞻性強且難度大的科研攻關項目。同時，在協同創新過程中，創新平臺還要發揮科教協同、產教融合的育人功能，助力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另一種是“需求主導型”協同創新模式。以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重大需求為導向，以科技領軍企業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為核心，以大科學裝置為基礎，以國家實驗室和國家科研機構為支撐，圍繞關系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打造需求型高能級創新聯合體，實現資源的集聚與互聯互通，保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產業應用之間銜接暢通，縮短從“0到1”“1到N”“N到100”的突破進程，催發創新活動的乘數效應。

4.2 機制策略的優化升級

4.2.1 深耕基礎研究的筑基路徑

基礎研究是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的源泉，也是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基石。一方面，鼓勵自由探索。堅持大科學觀，加大對大科學裝置和科研設施的投入力度，建設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平臺，營造自由探索的創新氛圍，面向科技發展前沿深入開展非共識創新研究等研發活動。另一方面，堅持目標導向。強化國家創新平臺的基礎策源功能，以國家重大發展需要為使命任務，在信息科學、生命科學、能源科學、材料科學等領域發揮國家創新平臺的優勢，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知識供給和基礎科學研究成果。

4.2.2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路徑

針對關系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涉及國家戰略部署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在黨和政府的戰略引領和統籌部署下，堅持自主創新道路和整合式創新理念，明確主攻方向及核心技術突破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推動重點領域項目、基地、人才、資金一體化配置。將創新鏈資源、政策要素等集聚到創新平臺中，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提高平臺創新效能，大幅提升科技攻關體系化能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突破。

4.2.3 科技跨越趕超的躍遷路徑

面對基礎研究領域，尤其是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卡脖子”困境，擺脫路徑依賴、謀求跨越趕超是彎道超車的內核。具體而言，一種是迭代模式。對于長期處于跟跑并跑的行業領域，要采取針對性措施，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等的創新為突破口，通過資源集聚、平臺協同、整合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與彎道超車，掌握創新發展的主動權。另一種是重構模式。對于長期處于瓶頸期、多年無重大成果產出、運行機制僵化的科技創新平臺，要調整優化其功能定位，重新確立研究方向和目標任務，重新配置科技資源，以新方向、新任務引領新領域的科技突破與跨越趕超。

4.3 體系層面的效能提升

4.3.1 學科領域交叉的融合路徑

在跨域聯合、協同互動的背景下，知識創新的學科范式正在發生變革，交叉融合不斷深入，融合創新成為必然趨勢。一方面，融合重構國家創新平臺。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為核心，以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科技領軍企業為支撐，以大科學裝置為基礎，依托創新平臺實現跨學科、跨產業的資源整合與創新融合。改變傳統的條件設施平臺建設范式，以學科重組催生長久發展的新動力，聚焦科技發展前沿，推動學科鏈、創新鏈、人才鏈、產業鏈貫通融合，拓展創新平臺建設的內涵，建設跨學科、跨產業、跨主體的融通創新和成果孵育平臺。另一方面，培新育人融合建設。將人才培育與學科建設融為一體，以國家重大需求和戰略部署為導向，在遵循科技發展和學科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將人才培育融入學科建設之中，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培育科技人才，依托國家實驗室等創新平臺為人才培育和學科建設提供支撐，在促進知識積累的同時，保障人才培育的延續性，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智力資源。

4.3.2 數字+AI的賦能路徑

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發展，為國家創新平臺建設提供了新空間、新場景，為科技創新提供了新形式、新動能。一方面，豐富創新場景，強化場景式創新。推動互聯網、大數據、AI（人工智能）等與國家創新平臺深度融合，賦能國家創新平臺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打造“人—物理世界—智能機器—數字信息世界”的四元創新空間，推動人與平臺載體形成新的交互共進關系，提升國家創新平臺的運行效能和場景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融合線上線下，強化分布式創新。推進部署信息化科研基礎創新平臺，通過信息化建設，將國家創新平臺所需的技術、人才、政策等資源要素分布在不同的物理空間和平臺，形成強大的基礎研究骨干網絡，降低平臺對創新活動時空的依賴性；推動不同空間的創新主體采取人機協同、線上科研等方式進行聯系，通過有效地組織，打造“互聯網+創新”“智能+創新”等分布式創新形態，共同推動高質量發展。2023年3月，科技部會同自然科學基金委啟動“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AI for Science）專項部署工作，布局“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前沿科技研發體系，推進面向重大科學問題的人工智能模型和算法創新，發展一批針對特定科研領域的“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專用平臺，加快推動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開放創新平臺建設。

4.3.3 嵌入全球網絡的開放路徑

開放意味著資源要素數量的增加，嵌入全球網絡、促進開放發展則是國家創新平臺進一步提升資源利用率和創新能力的重要路徑。一方面，注重引進吸收、緊跟前沿。國家創新平臺要打開組織邊界，聚焦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性科技挑戰。以國家創新平臺為載體實施國家重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注重引進和利用全球創新資源；以重大科技成果加快搶占國際科學領域制高點，提高我國科技領域的國際化水平和影響力。另一方面，注重開放包容、協同創新。通過國家創新平臺所開展的廣泛性、大規模和社會化的科研活動，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主動設計和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以重大科技項目為抓手，共同推進基礎研究，深化產學研合作，與其他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協同合作、優勢互補，建成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整體而言，在戰略科技力量、國家創新系統、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等理論的支撐下，以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大科學裝置為代表的國家創新平臺堅持“四個面向”，在瓶頸突破、優化升級、效能提升等3個維度通過多條路徑，實現高質量發展（見圖3）。

5 結論與展望

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既是科學發現與技術進步平臺化趨勢所需，也是國家戰略引領下創新發展目標所在。本研究對國家創新平臺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系統梳理，在把握其建立緣起與建設發展的基礎上，從“主體—機制策略—體系”等3個層面進行分析，并結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理論、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理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構建了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框架，并針對當前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中的現存問題和形勢挑戰，提出了可供選擇的路徑策略。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基于“主體—機制策略—體系”的分析思路，以戰略科技力量理論為主體能力基礎，以大科學和整合式創新理論為依據，以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為支撐，構建起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框架。國家創新系統的形成發展需要政府政策、企業研究開發、教育培訓與產業結構之間有機統一。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國家創新平臺，在大科學時代背景下，通過整合式創新的戰略驅動、內外協同、縱向整合、橫向開放、動態發展，融入國家創新系統，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二，當前，我國創新平臺發展仍面臨著投入不足與“卡脖子”問題有待解決、科技創新資源和要素利用率有待提高、國家創新平臺體系整體效能有待提升等問題。從“主體—機制策略—體系”的思路分析，這既是問題所在，也是突破方向。

第三，推動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可以在主體層面加快瓶頸突破，在機制策略層面推動優化升級，在體系層面促進效能提升，具體包括“3個維度、10條路徑”。①在瓶頸突破維度。強化主體力量，踐行領軍企業主導的擴張路徑，通過資源集聚進行重點攻關，以市場為導向強化協同攻關；提升國家大科學裝置建設質量和使用效率；優化國家創新平臺體系；在產學研用聯動的協同路徑中，既要堅持戰略導向，又要遵循需求牽引。②在優化升級維度。夯實深耕基礎研究的筑基路徑，既鼓勵自由探索，又堅持目標導向；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發揮我國制度優勢；在迭代和重構中實現科技躍遷。③在效能提升維度。于學科領域交叉融合中重構國家創新平臺、培育優質科技人才；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賦能作用，推進場景式創新和分布式創新；在嵌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的開放路徑中，堅持引進吸收和包容協同。“3個維度、10條路徑”構成了國家創新平臺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體系協同的高質量發展多元舉措。

面向未來，在學術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深入探討：首先，進一步明晰國家創新平臺與其他創新平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區別和聯系，明確這些主體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角色定位與職責分工，夯實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其次，通過國際既有經驗分析、國內歷史經驗總結及多案例的比較研究，進一步明確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和實施路徑；最后，關注國內外科技創新動向，立足當前國家創新平臺體系建設現狀，結合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和路徑選擇，總結并提煉關于國家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為后發經濟體實現創新平臺高質量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雜志2025年第1期。牛昊，國防科技大學軍政基礎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王倩，國防科技大學軍政基礎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黃朝峰，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 ◆ ◆

編輯郵箱：sciencep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