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部隊抵達貴州遵義。此時，左傾的陰影仍籠罩在紅軍上空，黨和紅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遵義會議的召開迫在眉睫。

張聞天和王稼祥深知，這次會議的成敗將直接關系到紅軍的命運和黨的前途。他們曾在行軍路上與毛主席積極交流，毛主席的軍事才能和革命思想令他們深深折服。

因此，張聞天和王稼祥為會議的召開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張聞天

在會議開始后，會場上的爭論愈發激烈。博古和李德固守著過去的錯誤路線，試圖繼續掌控軍事指揮權，而紅軍的生死存亡卻在他們的指揮下岌岌可危。

關鍵時刻，張聞天挺身而出，他以銳利的思維和堅定的信念，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發言如同一把利劍，直指問題的核心，讓在場的同志們看到了希望。

而在投票階段，王稼祥投出了支持毛主席的關鍵一票。這一票，不僅是對毛主席的信任，更是對黨和紅軍未來的堅定信念。他的這一決定，如同一縷曙光，照亮了紅軍前進的道路。

王稼祥

遵義會議最終做出了正確的決定，毛主席重新執掌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張聞天代替博古成為了黨內負總責，王稼祥則與毛主席、周恩來組成了新的“軍事三人組”。這一決策，為紅軍的勝利和黨的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會議結束后，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突破天險臘子口，最終勝利到達陜北，完成了震驚世界的長征。

毫無疑問，張聞天和王稼祥作為遵義會議中的關鍵人物，這也是屬于他們的高光時刻。然而，在紅軍勝利抵達陜北后，他們二人卻迅速淡出了領導層，這又是為什么呢？

首先來說王稼祥，他淡出領導層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健康問題。他在1937年時由于傷情惡化，去莫斯科治傷。在傷愈返回延安后，雖然中央依然委以重任，讓他擔任了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但是鑒于他不容樂觀的身體狀態，實際上很少參與工作。

王稼祥

到了抗日戰爭末期，王稼祥舊傷復發，不久后再度赴蘇聯治療。等他回國時，已經是解放戰爭的關鍵時刻，他長期在蘇聯治療，不知道國內的詳情，自然難以再進入中央工作。不久后，他被派往了東北局，主要負責宣傳工作。

建國后，王稼祥主要從事外交工作，很少參與中央的決策。

而張聞天淡出領導層的原因則主要是黨內的分工不同，張聞天作為有名的“筆桿子”，曾經從事過大量的文藝創作和翻譯工作，屬于典型的“理論派”。

如果給他筆墨紙硯，讓他揮斥方遒，他是一把好手，但是讓他指揮千軍萬馬作戰，就有點太難為他了。

基于他的這一特點，張聞天在延安時期主要負責宣傳和理論工作，并不參與中央領導層的決策。張聞天對此也表現得非常豁達，堅決擁護中央的安排，在擅長的領域貢獻自己的力量。

張聞天與毛主席

解放戰爭時期，張聞天跟王稼祥一樣，也被派往東北局，主要從事宣傳工作。在建國后，他也主要從事外交工作。

盡管張聞天和王稼祥在經歷遵義會議的高光后，逐漸淡出了黨的核心領導層。但他們為紅軍做出的貢獻，以及建國初期在外交戰線上的卓越表現，永遠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