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杭州“六小龍”被冠以“神秘東方力量”之名在全球科技圈掀起颶風,當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AIGC等硬核科技從西子湖畔走向世界競技場,浙江——因杭州這座被互聯網基因浸潤的城市,正在孵化一場靜默而洶涌的科技革命。省科協、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浙商》雜志、世界浙商客戶端聯袂推出“科技新浪潮”大型系列報道,揭開新時代浙商軍團破局全球科技博弈的密碼。
今天推出綜述篇:我們為什么需要科技型企業家?
科技,從來是改變人類社會的重要力量。
遠古時代,人們第一次發現火種的力量,從此告別茹毛飲血的時代;近代,蒸汽、電力、信息技術……一輪又一輪的技術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加速前行。
人們的生活方式,以二十年甚至更快的頻率更迭:上個世紀末,電腦剛剛進入普羅大眾的生活,撥號上網的“嗶嗶”聲是一個家庭中最“時髦”的聲音;而今,Z世代們幾乎沒有幾個人在現實生活中聽到過這種聲音,網絡已經像水和空氣一般,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如同普羅米修斯的火種一般,人類社會的重要變化,往往就是科技從象牙塔中“俯身”降臨人間的過程。
而近數十年,科技的力量更是前所未有的改變著時代與我們的生活。
與此應運而生的,是“科技型企業家”這個聽起來非常“混搭”的稱呼。
“混搭”背后的時代力量
科學家與企業家,從來都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企業家的出現,則是在“混搭”的背后,顯示出行業交融后迸發的巨大力量。
科技型企業家,指的是那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創建、運營和發展企業的創業者。他們通常具備技術背景或對科技有深刻理解,致力于通過技術的創新應用解決實際問題,推動社會進步。這類企業家不僅關注商業價值,也在意科技對社會的長期影響,往往希望通過科技推動行業變革甚至引領社會變革。
其實,從科技的發展史來看,“跨界”從來是重要的一環:富蘭克林從雷云中的風箏線上,看到了電流的閃爍;愛迪生在煤氣燈下,看到了電燈的雛形;“計算機之父”約翰·馮·諾依曼,是現代計算機、博弈論、核武器、生化武器領域內的科學全才……
數百年來,科技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被視為如DNA雙螺旋結構一般絞鏈且密不可分,推動人類社會盤旋演進。而科技型企業家們是這條“DNA鏈”上升過程中跨界探索的佼佼者。
雙重角色的加持,讓他們更擅長發現和利用科技的發展趨勢,以創新產品和服務滿足市場需求。這也令他們肩膀上擔負起較之單一角色更為復雜的責任:把科技從“象牙塔”中“請”出來,一如富蘭克林最終讓電流出現在千家萬戶,也如諾依曼的發明為如今的信息技術壘上了最初的基石。
在這一過程中,科技的力量也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經濟價值,從而推動一項技術乃至一個行業的發展。
跨界、融合、聚變,科技型企業家的活躍,成為當今時代舞臺上重要的一幕。
科技型企業家的能量
從本次2024浙江省科技型企業家的諸多案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共同特征。
他們多數擁有科學、工程或者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教育背景或職業經歷,因此,相較于其他人,他們更能深入理解技術的原理和潛力。這種背景幫助他們在技術產品的開發和應用上擁有獨特的視角和見解。
金建祥是我國流程工業控制系統開拓者和領軍者,2010年,他響應國家能源戰略,積極投身新能源領域,創立了浙江可勝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帶領團隊開展塔式光熱發電技術的自主研發及工程化應用。
在外人看來,金建祥從工業控制轉身光熱發電,完成了一次跨界,但當他解釋這一決定時,邏輯卻顯得格外清晰直接:“光熱發電的核心技術本質上就是更大規模的控制技術。”最終,可勝技術的成績證明了他的這一觀點。
寧波江豐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姚力軍大學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就讀,主修計算機科學。那時候他就經常思考,為什么當時的計算機主板、硬盤等關鍵部件都是國外進口的?為什么IBM、英特爾等如雷貫耳的明星企業都來自海外?這一疑問伴隨著他拿到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工學博士,以及后來到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攻讀第二個博士學位之時。最終,在世界500強企業霍尼韋爾公司工作多年后,他選擇了回國創業,并從一開始就把目標錨定在國家發展需要的半導體行業中。
這樣的例子,在本次2024浙江省科技型企業家的經歷中比比皆是。
或許正是因為從一開始,科學型企業家就能站在科技與商業大陸板塊相銜接之處,盡鑒兩地的風光,他們對于新興技術更為敏感,也更能發現新興技術背后潛藏的巨大藍海,以及它們可能對人類帶來的影響。
這樣的視野,也為他們帶來較之常人更強的使命感和愿景,更希望通過科技創新來推動社會進步和環境改善。
杭州華瀾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微電子研究院主任駱建軍對自己的定位是工程師、工科教授。他說:“工程師的工作重點就是跟產業對接,而工科教授研究的東西就是要改變世界、改變人們生活,要盡量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他說,技術改進變世界,同時拉動經濟建設,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英偉達市值達到2萬億美元。帶動產業發展,是工程師、科研工作者首要的責任。
科技型企業家也往往把目光放得更為遙遠,擁有更長遠的規劃,而不僅僅被短期的商業回報所迷惑。
在采訪中,金建祥的話說出了科技型企業家的心聲:“一個國家想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認為科技自立自強,恐怕也是唯一的辦法,‘四千精神’在浙江這個大地上在年輕一代的創業者身上,還是應該不斷的發揚光大下去,這永遠是科技型企業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途徑。”
當然,目光放得越遠,路途往往也越遠,他們更容易面對長期發展目標與短期企業健康成長的平衡抉擇。這也令科學型企業家的路徑相較于其他企業家或科學家而言更為特殊。
時代召喚更多科技型企業家
我們也發現,科技型企業家通常需要在新興的、不確定性較高的領域探索,如新材料、可再生能源、醫療科技等,這些領域往往面臨較高的技術和市場風險。因此,他們通常具有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敢于進行技術創新,并為之承擔可能帶來的商業風險。
這是對企業家的考驗,也是對相關政府及營商環境的考驗。
我們欣喜地發現,在浙江,科技型企業家們正在不斷涌現。
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副院長、科創之江百人會秘書長蘭建平表示,浙江省科技型企業家的培育路徑可歸納為三條:一是傳統產業改造與新興人才創業的雙軌驅動;二是技術創新與人才培養并重;三是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與政策支持。
在駱建軍看來,在支持科研工作者創業、推動科技成果產業轉化上,浙江省是走在前沿的,給高校教師松綁。他以自己為例,“在創業中,省廳對我們都非常理解和關懷。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的政策也非常開明,只要大家有能力去做強。”同時,浙江省政府對華瀾微的幫助非常大。“在我們初創的前五年,省里就給了我們一個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而是表明政府對一家民營初創企業技術的認可,讓我的客戶知道華瀾微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皮包公司,是政府公信力的背書。”
對于金建祥而言,在浙江發展事業可以說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本身就是浙江諸暨人,又在浙大求學,也就自然而然的在浙江創業。當然,浙江良好的營商環境、親清的政企關系、敢為人先的政策引導對于創業者、企業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相信這也是吸引眾多優秀人才聚集浙江、創業浙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不過,即使如此,要培養更多的科技型企業家,讓科技之花在經濟社會中不斷萌芽勃發,浙江依然面臨許多重大考驗。
金建祥表示:“在我看來未來城市競爭力中有很重要的兩點:一是科技型企業在這里能不能快速地發展壯大?第二是這里能不能孕育出更多的具有科學家素養的企業家。對于一些新興技術、新興產業、新質生產力、新生力量,我覺得在發展初期,我們的省政府部門可以再高屋建瓴地、高瞻遠矚地做一些政策引領以及產業規劃方面的工作,推動加速新產業新技術的發展與成熟。另外,還可以在快速推動及培養創業型技術專家的公司治理能力,快速培養創業型技術專家成長為科技型企業家方面加大一些力度。”
貝達藥業董事長丁列明則認為:“浙江倡導科技型企業家,契合政策導向且具遠見。”丁列明深感,培育科技型企業家,把更多的科學創新成果同企業的發展和社會服務融合在一起,需要給予科技型企業家包括科技型企業更多的耐心和包容,這樣能夠持續吸引高科技人才創新創業,耕耘科技創新土壤。
我們的時代,需要召喚更多科技型企業家的出現。他們是現代經濟和社會創新的重要力量,能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化應用推動行業變革,并通過解決實際問題來實現社會價值。他們不僅關注企業的盈利,也著眼于科技對人類生活和社會結構的長期影響,因此在推動社會進步、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科技型企業家不僅僅是商業的推動者,他們更多是變革的踐行者和未來的開拓者。從技術突破到社會責任,從商業創新到人類愿景,他們的存在讓我聯想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未來。科技型企業家不僅定義了現代企業家的新標準,也將深刻影響著世界的進程和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對于未來,我們充滿期待!
來源:《浙商》雜志 記者 姚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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