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歷史唯物史觀，歷史發展大勢，有其必然規律，浩浩湯湯，決不以個人意愿為轉移。即使是世不二出的英雄人物，在歷史潮流面前，都是渺小的，也改變不了歷史的必然發展趨勢。

但在我黨初期，政策接連失誤，我們實在看不出，中國共產黨代表著歷史的發展趨勢，也絕對不敢想，中國共產黨能夠脫穎而出，奪取全國政權，從而改變中國。

雖然從事后的歷史結果來看，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歷史發展的先進力量，任何人都無法阻止。

最起碼在當時，以老蔣為首的國民黨反對派是不信的，而且他們認為憑借他們的力量，足以阻止中共發展壯大。

我們來看下，我黨初期的狀況：

陳獨秀是中共第一任最高負責人，其后連續五屆都是他。但由于陳獨秀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在革命中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這種做法使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使革命遭到失敗。

1927年8月7日的八七會議，共產國際正式將陳獨秀免職，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于是，瞿秋白更改了陳獨秀的路線，但犯了“左”傾盲動主義，在失敗面前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繼續堅持“城市中心論”，并命令少數黨員和群眾，在全國組織發動毫無勝利希望的暴動與起義。

由于瞿秋白的路線錯誤，導致部隊損失慘重，只有下臺。1928年６月至７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了向忠發為書記，實際上是由李立三負責中央主要工作。李立三又改了瞿秋白的路線，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提出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要求舉行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并命令毛主席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

李立三的路線最終給紅軍造成了巨大損失，于是而遭批判；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博古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變更路線，實行“左”傾機會主義，過高估計主觀力量和群眾覺悟，輕視敵人力量和客觀困難，急躁冒進，導致除陜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幾乎完全摧壞了紅軍的革命力量。

就這樣，我黨的路線一會左，一會右，我們自己的人甚至都很迷茫，我們黨的未來到底在哪？我們的同志到底需要干啥？如果那個時候中共能夠代表歷史的前進方向，又有幾個人相信呢？

反思這一切的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英明領袖，我黨走馬燈似的改換著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但沒有一個人能夠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此時的蔣介石已經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著軍權，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他意氣風發，因為在第五次反圍剿，他大獲成功，中央紅軍被趕到一個小地方，其他地方的紅軍則一時間難以成大氣候，于是，他認為“優勢在我”，消滅“共匪”只在頃刻之間。

蔣介石甚至發了一篇《告共黨書》，口吻盡是譏諷之詞,原文寫道：

“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十五年、十六年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于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

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干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于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于中國。

無論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

老蔣說的這些話很難聽，但似乎部分說的是事實，我們只有忍著。

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毛主席名正言順地成為領袖，他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我黨的歷史發展方向。

官方評價遵義會議：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準確地說，是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因為毛主席成為中共領袖后，我黨的路線始終沒有再發生大的變更，蔣介石也再也不敢說我黨“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反而是他自己，走向了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