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句老話，叫“好死不如惡活”；亦稱：“輕生不如忍死。”是說與其無痛死去，不如忍痛活著。畢竟，對于一個人來說，擁有生命的機會只有一次，一旦輕棄，不可復有。一個人若是選擇“自殺”這種方式，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實在是太沖動。對陳布雷而言，雖說輕生的念頭，“早動于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間”，但說到把這個非理性的念頭，變成一種舉動，畢竟是在進入11月之后。也就是說，陳布雷此前雖有種種生不如死的念頭，但并沒有將這一念頭付諸實施。對于他來說，擁有生命的機會，同樣只有一次。出于一種本能的對生命的留戀，他不得不斟酌復斟酌，彷徨復彷徨，千思萬思而后行。然而，當陳布雷走進11月之后，這才發現，他已經被逼到一座生命的孤島上，生機絕望的浪潮，正從四面八方向他鋪天蓋地般涌來。這個時候，對于陳布雷來說，死，已經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了。

視頻地址：蔣介石幕僚機構智囊，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因何自殺身亡

陳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縣。慈溪瀕臨杭州灣，由姚江可直達寧波，西距杭州僅百余公里，隔海與上海相望，襟江帶海，海道通達，交通便利，得風氣之先，向來是沿海貿易和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故浙東民性通脫，素善經商，行販坐賈遍及全國乃至海外各地。陳布雷的先世也是一個標準的耕讀之家，至祖父陳克介時，開始打破傳統，以一行商往來于浙贛間，從而完成了最初的資本積累過程，歸里后即開始經營錢莊與典當業。晚年，陳克介以其盈余漸豐，重新回歸亦耕亦讀的家族傳統，買田置產，督耕興學，并分其產業之半，約有百畝左右，興辦陳氏義莊、義學，用以救濟、扶助族中孤貧。

早經私塾

陳布雷5歲時，就開始讀書了。這位未來的民國第一流政論家、國民黨的“文章機器”、蔣介石的鐵筆圣手，從此與古老而又神奇的方塊漢字結下了不解之緣。陳布雷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是陳依仁。在老父嚴而又嚴的督促下，到這一年的年底，陳布雷日識30字，以一個五齡童的智商來說，這樣的啟蒙速度，簡直可以說是連蹦帶跳了。陳布雷的第二位啟蒙老師是陳屺懷。陳屺懷思想激進，頗有些游俠氣質。青年陳屺懷既是極受陳布雷尊敬與愛戴的大哥，也是陳布雷的新學導師與文學引路人。

陳布雷跨入社會的第一個臺階，是應聘為上海《天鐸報》撰述記者。《天鐸報》時期，陳布雷每天的工作方式是：上午休息，午后到報館收集材料，提煉主題，打好腹稿。晚9時再到報館撰文。當時，《天鐸報》內部紛爭，情形相當復雜。但是，陳布雷崇尚與世無爭，淡泊名利，與同仁之間倒也相安無事。陳布雷與“南社”諸子柳亞子、高劍父等人往來日密，漸成知己；與性格粗疏、情緒熱烈的戴季陶關系尤密。

陳布雷后來常以充滿眷戀的心情回憶這一段時期的生活：“少年初涉社會，對一切感到新異而有趣味，交游漸多，來者不拒，居常備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購醬牛肉小銀幣兩角，以待賓客。”后來他離開《天鐸報》，回寧波任中學及師范教務者數年，因為他父親去世，有五弟五妹，家務極繁，回到鄉間過了五年的田間生活。到民國十年，時三十一歲，入上海《商報》任主筆，開始政論最有聲有色的時代，先后服務七年。到民國十六年的年初，才脫離了《商報》。

早在籌劃北伐戰事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在考慮輿論北伐的問題。就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來說，政治中心固在北京，然輿論中心卻在上海。上海各報中，尤以《商報》的立論皆暗合國民黨的政治主張，而《商報》主筆陳布雷的大名，不用說，蔣介石早已如雷貫耳了。為此，蔣于這一年春天，派遣黃埔軍校秘書長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聯絡滬上各報及陳布雷等人，為國民黨集聚新聞力量。

邵力子為南社領袖人物之一，與南社社員陳布雷原就熟悉。故邵抵上海后，宴請滬上各報主筆，說明北伐形勢，以便為國民革命軍廣開輿論。席間，邵力子拿出一只大信封，遞給陳布雷說：“蔣先生對君極為慕重。”陳布雷打開信封一看，是蔣介石的一張戎裝照片，并有親筆簽名：“贈陳布雷先生，弟蔣中正。”

以陳布雷來說，對蔣的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對蔣之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蔣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南方政府的新秀，而且還是手握重兵的東方“拿破侖”，對于他來說，只知道這么多也就夠了，于是陳布雷手下蔣介石的信件，另對邵力子一番客套，無非是對蔣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蔣、陳的這一次間接接觸，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聯姻”，但大抵也表明雙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蔣在南方，陳在北方，蔣策劃以武力北伐，陳運籌以輿論開道，雙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談到這種程度，雙方都認為有必要見見面，進一步予以考察了。

另謀出路

1926年冬天，陳布雷接到南昌等地的友人來信，約他以記者身份赴南昌一游，同時可以見見國民黨的頭面人物，特別是轉致了“蔣介石很盼望與君相見”的意思。從陳布雷這個時候的處境來說，正是倍感艱難的時候。一是潘更生走了，潘公展也走了，要想再現前幾年《商報》的盛勢，已是力不從心了；二是自己與報館中的同仁，都是反對孫傳芳的，而董事會中的大佬，卻是擁護孫傳芳的。

蔣介石和張學良

反孫的編輯部與擁孫的董事會針鋒相對，這樣一對矛盾，頗讓陳布雷為難。后臺大老板傅筱庵表面上支持自己，但觀其內心，對自己亦有不快之色，這是陳布雷早就看出來的。故陳布雷自忖：《商報》館這樣一個冷灶，再燒下去已沒有什么味道，不如早日跳出這個是非之地，另謀發展。

古人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絕嘆，多少年后，陳布雷亦將從政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誤。縱觀陳布雷的從政之路，有三步可謂舉足輕重。第一步，是在1927年初到南昌謁蔣。沒有這一步，20年的蔣、陳合作，恐怕免談了。但是，當時邁出這一步，畢竟背景不一樣，那個時候，國共還沒有分手

蔣介石的身上還籠罩著“中山先生信徒”、“國民黨青年領袖”、“北伐統帥”等道道光環。況且，當時我黨也幕后穿針引線，意將他推向蔣的身邊。陳布雷不是神仙，連共產黨人都沒有把蔣看透，他怎么就知道蔣的肚子里藏著那么多鬼點子呢！第二步，是1929年8月接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廳長職。邁出這一步，陳布雷從此踏進了政界之門。但在當時，陳布雷也還保留著一種“客卿”身份，去留之際，分合之間，尚有一份自主選擇的權利；第三步，是1934年5月到南昌正式投蔣。邁出這一步，陳布雷算是把自己徹底給賣了。

據說，陳布雷進入南昌行營之初，如按蔣的本意，是想讓他出任行營秘書長一職。但陳布雷聽說政學系官僚楊永泰極力角逐此職，當即謙辭不受。這當然是一種政治風度，表示對權力之爭的不屑與淡泊，或許也可以看作是文人的一種自信與高傲吧。

不過，客觀地說，陳布雷即使要爭，也沒有力量。政治是需要實力的，聰明的政治家，要學會等待，有時要耐得住寂寞，一切都需要時間，需要機會。陳布雷不爭，蔣亦不勉強，好在蔣的口袋中，官票多的是，即便一時沒有，也可以臨時創立一個，應一下急。

果然，蔣環顧南昌行營，乃軍事重地，適合陳布雷這種文人干的差事不多，當即別出心裁地想出一招高招。此前，南昌行營延攬、搜羅了一批留學歸國的專家學者，蔣給每人送上一份優厚的薪水，再奉上一頂“設計委員”的頭銜，終日在戒備森嚴之下，或寫寫文章，發發議論；或研究外交，追蹤熱點等。

為蔣從文

其實，所謂“設計”，無非是坐而論道，放放空炮，營造一點文治武功的氣象罷了。文人是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玩得好，是朕的愛卿，玩得不好，也能壞朕的大事。現在何不將這些人集中起來，成立一個設計委員會，設計委員會，給陳布雷戴上一頂“主任委員”的高帽，主持其事，既對陳有所安置，又能對這批文人有所約束，不使他們惹是生非，豈非一石二鳥之計！但陳布雷不呆，他對蔣的機心，可謂看得一清二楚。

陳到設計委員會視察后，發現設計委員雖有20多位，但職責不清，權限不明，規定極其含混，極易招致是非。據此，陳力請蔣收回“主任委員”的加委，希望不以任何名義，留贛服務。蔣老猾成精，哪里肯讓陳輕易滑脫，只在表面上做出讓步，同意再加委一名副主任委員，佐陳處理會中日常事務，陳則專心協助筆札，并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備蔣垂詢等。從此，陳結束了三分清客、三分幕僚、三分權臣、一分報人的生涯，從南昌行營開始，專任蔣的心腹侍從之臣了。

作為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陳布雷的最大“杰作”，就是寫了一篇《敵乎？友乎？—中日關系的檢討》的文章。這篇捉刀之作，又因為受到魯迅先生的痛擊，從而在中國現代史上名噪一時，亦成為陳布雷文字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

據說，這篇文章是蔣、陳在溪口休息期間，由蔣在病榻上分章口述，再經陳布雷記錄、整理、潤色而成。文章近三萬字，共分八部分：一、引言；二、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三、為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四、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五、日本方面的錯誤（一）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六、日本方面的錯誤（二）間接的舉措上的錯誤；七、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采之途徑；八、結論：解鈴還須系鈴人。

僅從文章的小標題，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立意了，中日交惡，日本人自然是欠妥的，但中國人也有不對之處，中日各打五十板子，且先從中國人的屁股上打起，以示中華泱泱大國的氣度之恢弘，立論之公正，檢討之誠懇，處置之公平《敵乎？友乎？》

各打五十大板

可以說是陳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敗筆，也可以說是其文學侍從生涯中最臭的一篇捉刀之作。然而，也有人說這篇文章并非出自陳布雷之手，文章原本就是蔣介石授意徐道鄰代擬，只是經陳布雷一番修飾而已。自陳、蔣、徐先后作古后，這已是一件死無對證的事情，說是說不清了。不過，若就文章的風格與文筆的功底而言，恐怕都不是一個歸國不久的留學生所能炮制出來的。說這個話的人，如果不是來自翔實的史料，恐怕就是出于為賢者諱吧！

將《義勇軍進行曲》從長城內外唱到了大江南北。中華民族已經危在旦夕了，文章的作者居然還能保持著一種平靜沖和的心情，以中日無欺的“公道”，將中日之間的一碗水端得平平的。真讓人不敢相信，這樣的文章竟會是出自當年《商報》那個反帝愛國的勇士“畏壘君”之手。

一人獨政統治，事實上也就是幕僚政治。因為任何獨裁者，都只能依靠親信幕僚來完成獨攬大權的過程。于是，演變的結果，獨裁者的權力，往往也就成為幕僚的權力，幕僚政治儼然成為一股勢力，最終又成為政治的對立面。就蔣介石的獨裁性格來說，從來視權力為自己的命根子，當然不允許幕僚就此將權力劫奪過去。大權只有獨攬，沒有共攬。政治的波濤，總是在權力的中樞區域里激蕩。

在侍從室內，侍一處主任錢大鈞與侍二處主任陳布雷之間，便有了一次次的較量與傾軋。而爭斗的實質，無非是證明誰是首輔中的首輔而已。事實上，這個爭奪，從侍從室于1936年初改組的那一天，就已經開始。到了1937年春天，這個矛盾已是相當的白熱化了。西安事變期間，蔣深感侍從室應變不力，在結構及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著種種問題。

據此，蔣決定利用西安事變后赴溪口休息的空隙，對侍從室進行第二次改組。改組的重點，是放在增強應付突發情況，加強工作效能，做好警衛工作的能力等等。蔣指示錢大鈞會同陳布雷，先提出一個改組方案，報蔣審核后，再正式實施。

錢大鈞奉命了。但是，他認為沒有會知陳布雷的必要，而是同侍一處侍衛長何玉龍，聯合侍二處第四組組長汪日章，在密室斟酌了好幾天，于4月5日率先提出了一個草案，是為“錢案”。一方案完全是維護侍從室錢、何、汪“三劍客”私利的杰作，而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擠兌陳布雷。陳布雷看到“錢案”草稿后，大為驚訝，亦大為不滿，認為“如此改革反使系統錯雜不明”。

陳布雷與陳誠合影

于是，陳布雷決定另起爐灶，會同自己的心腹親信、侍四組秘書王學素也關起門來斟酌了半天，迅速于當晚提出了一個方案，是為“陳案”，“陳案”與“錢案”截然不同，不少地方甚至是針鋒相對，自然要引起侍從室“三劍客”錢、何、汪的憤怒。4月7日，錢、何、汪公開向陳布雷表示其強烈不滿，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

矛盾公開化了。這一天，陳布雷在日記中感慨大發：“今日偶與何、錢、汪等談，覺侍從室中此疆彼界，爭權奪利之風氣彌漫于各層，退室自思余何為插身其間者，意極怏怏不樂。”這一次首輔之爭，對陳布雷刺激頗深，陳每每想起此事，神思就忽忽不樂，時萌引退之念。

侍從風波結束

自忖自進入侍從室以后，“對同事迄無深切之感情，彼等對我均抱敬而遠之之態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覺格格不入。蓋大多數人言不及義、思不及義，唯知以挈較權利為急務，稱暇則酒食征逐，只要瞞得過首領而已。余雖抑志相從，推誠相與，然征逐既非所喜，隨和亦不能無限度，故終不能相水乳也”。

1939年12月26日，陳布雷50歲生日。無論是從心境或事功來說，這都是陳布雷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階段。表面上，陳布雷對50歲生日淡然處之，不予重視，但在內心深處，卻又十分看重這個日子。不但陳布雷作如是想，就是陳布雷的家人，也都是企盼著這個日子的，大哥陳屺懷及四弟陳訓慈很早就來信祝賀。

12月24日蔣介石派人送來的一幅祝壽賀詞：“布雷吾兄五十誕辰：寧靜致遠，澹泊明志；蔣中正敬書”，所謂“寧靜致遠，澹泊明志”，系套用諸葛亮《誡子書》中兩句話：“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陳布雷（右坐者）與秘書金省吾合影

蔣對諸葛亮的原話可能記憶不清，把“澹泊明志”和“寧靜致遠”的先后位置顛倒，以致邏輯上發生問題。盡管如此，陳布雷仍感激不已，連連感嘆：“知我者蔣公也！”陳并在《回憶錄》中寫道：“蔣公勖勉期許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報其惠也！”陳布雷的這段話，隱約有這樣的意思，蔣氏以諸葛丞相“勖勉期許”，要他盡心輔佐自己。陳布雷正是懷著這樣的“首輔”之志，“知遇”之恩，供蔣驅策的。

陳以“正直平凡”四個字教勉家人，謂“能守正直，則不致為環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誘，自然寧靜；甘平凡，則透徹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的貢獻。”直到陳布雷去世后，王允默在回憶到這件事時，仍然感觸頗深地說：“此雖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蔣先生貽此八字，可謂知其最深。”

陳布雷爭名而失名，為名而敗，為名所苦，從此對名更加愛惜。《天鐸報》時期，《談鄂》十篇，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此知道，“名”確是個好東西；《商報》時期，再次名揚天下，從此成為中國的名記者、名筆、名士、名流。國民黨開府南京，陳布雷棄報入仕，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與幕僚，以一支筆言天下政，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私心則在于追求千古名臣、名士的不朽事功，核心依然在一個“名”字。到了這里，陳布雷已經是作繭自縛，為名所累，無可自拔了。

袁永熙是陳布雷自殺之前，唯一被召見的親人。陳布雷曾對袁永熙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以至無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停了一會兒，陳布雷又關照說：“政治這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到里面去。”事后看來，這是陳布雷打電話把袁永熙叫到陳公館后，所交代的最重要的事情；事實上，也是陳布雷這一天唯一感到需要對親屬當面交代的遺言。陳布雷的自殺，給蔣介石也造成了極大的震撼。1948年《中央日報》刊登了陳布雷離世的消息。

在陳布雷的房間里，人們后來發現了他寫的多封遺書。他自己的遺書，是這樣寫的：人生總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倘使我是在抗戰中因工作關系被敵機掃射轟炸而遭難，雖不能是重于泰山，也還有些價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實在緊張，積勞成疾而死，也還值得人一些之可惜。而今我是為了腦力實在使用得太疲勞了，思慮一些也不能用，考慮一個問題時，終覺得頭緒紛繁，無從入手…天下最大之罪惡，孰有過于“自暴自棄而自了”者，我此舉萬萬不可為訓，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視我！責備我！對國家對家庭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