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些日子發布了《<唐探1900>反復提到孫中山，孫中山這時在忙啥？正在尾隨李鴻章》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提到的春節賀歲片《唐探1900》的里面，有這樣一個情節：奉旨到美國緝拿革命黨人的清廷特使，捕獲了革命黨人后，準備通過船運，將該革命黨人押解回中國定罪。

影片對這個情節的演繹，顯得順理成章，似乎是天經地義，本該如此。

實際上，真正操作起來，是很麻煩的。

以孫中山在1896年的倫敦蒙難為例，按照英國當時的法律，未經英國政府的許可，外國特使是不能在英國境內任意抓捕人的，更不能將人隨意押送出境外。

孫中山當時失手被擒，是因為被擒的地點就在中國使館館內，屬于秘密被擒。

即便如此，清廷駐英國公使館參贊哈里代·馬卡尼，在擒捉孫中山時，還一面嚇唬孫中山，一面安慰自己，說：“在中國使館內，就相當于在中國國內，你是不受英國法律保護的?！?/p>

使館翻譯官鄧廷鏗也附和說：“我們可以在這里殺你，因為這里相當于在中國國內，英國人不能干涉我們?！?/p>

事實上，孫中山在美國活動時，他的行蹤一直都被清廷所掌握。

當時清廷駐舊金山總領事馮詠蘅曾向清廷駐美公使楊儒詳細密報了孫中山的行蹤。

楊儒隨即將馮詠蘅的報告以電報方式發回北京總署。

總署的回電充滿了感嘆的色彩，嘆息說：

“英能援香港、緬甸交犯約代拿固妙，否則……應先電粵督預防?！?br/>

另外，在1896年7月18日，清廷駐美公使在致函駐英公使中也感嘆說：

“因中美交犯（引渡）另約，迄無成緒，此間無從措手。”

這里說的“援約”是指《中英條約》和《滇緬條約》里面，英國政府承諾的在香港和緬甸代拿犯人條款。但這條款僅適用于香港和緬甸，不包括英國本土。

因此，清廷駐英公使在該年8月8日復駐美公使信中也非常無奈地說：

“唯查此種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視之，在本國固法無可逭，迨逃至他國，他國即視為公犯，向無交出之例……唯有窺其動靜、探其逃蹤，遵照署電，電知粵督預防，于其內渡時設法兜拿耳。”

孫中山到了倫敦，清廷駐英公使也只能派人每天對孫中山進行嚴密盯梢，不敢貿然動手。

孫中山被擒，完全是自投羅網。

即使這樣，擒獲到了孫中山，該如何押送孫中山回國，清廷上上下下也是殫精竭慮，傷透了腦筋。

北京總署在10月10日電示清廷駐英公使，提出了種種擔心，并著重提到了：

“能按公法扣留，英不問，固好。解粵應設何法，能免英阻？”

駐英公使在10月14日復電北京總署，提出了

“籌購商船，逕送粵，不泊英岸，可無他虞”。

即準備以七千鎊的代價購買一條商船，通過船運，送入廣東。

考慮到七千鎊的代價太大，又提議釋放孫中山，然后

“仍派人密尾，窮其所往”。

總之，孫中山成了一個極其燙手的“山芋”。

最后，不得不將之釋放。

當然，釋放孫中山的原因，也有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的老師詹姆斯·康德黎一家積極活動的功勞。

康德黎奔走于倫敦各有關部門，利用各大媒體，對孫中山蒙難事件進行了輪番報道，字里行間充斥了“綁架”、“劫難”、“清使的非常行動”等等觸目驚心的字眼。

作為這樁萬人矚目的“轟動國際的綁架案”的主角，孫中山很快就成為了國際名人。

那些同情中國革命的倫敦市民天天堵在駐英公使館門口，高呼“人權”，要求無條件釋放孫中山。

這樣，孫中山僅被關押了12天，即在10月27日上午，便獲得了自由。

孫中山的演講才能一流，借此機會，不斷發表激情澎湃的演講，大談革命，從此名滿寰宇，被譽為“漢族中之杰出者”、“歷史中之重大人物”。

孫中山后來在《倫敦蒙難記》中也自承說：

“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于英國之口，實始于是地?！?br/>

若干年后，孫中山已經去世，且被國民黨奉為“國父”，孫中山在倫敦蒙難的經歷，被國民黨的黨眾視為了堪比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偉大行動。

從1929年開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還將在倫敦被擒的10月11日定為“總理倫敦蒙難紀念日”。

當年關押孫中山的清廷使館舊址，也被國民黨奉為朝圣之地。

孫中山被擒的經歷，則被賦予了越來越多驚險離奇的元素。

以國民黨黨史系統的骨干羅家倫所著的《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為例，書中就宣稱，孫中山之所以被擒，是因為孫中山以大無畏的精神“自動進使館去宣傳主張，集合同志，窺探虛實”所致。

孫中山早年的革命盟友陳少白更是在隨后出版的《興中會革命史要》中言之鑿鑿地說，孫中山曾親自說過，他是到使館去宣傳革命才被捕的。

但是，孫中山本人曾在1897年1月用英文寫成了《倫敦蒙難記》，先后在英國首都倫敦和英格蘭西南的近海城市波里斯托爾出版發行。

書中對被擒的過程寫得非常詳細——他之所以被擒，完全是誤走誤撞，撞入了使館，過程生動有趣，讀之讓人啞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