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日本的大禹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造福東瀛的考察報告

王敏

作者簡介：王敏，國際儒聯副理事長、（日）周恩來和平研究所所長、法政大學名譽教授

要旨

據日本最早的史書《古事記》（712）和《日本書紀》（720）記載：至少在公元5世紀初，王仁應天皇之邀赴日，受命出任皇太子的教授。從此，他帶去的《論語》等中國古典入主日本，成為精英階層的必修教程。

在成為經典范本教科書的“四書五經”中，“禹”大約出現31次之多，大禹治水的模式被深受自然災害之苦的日本所接納。于是，接地氣的大禹不僅與中國古代的三皇五帝為伍，還被列入儒家的圣人君子之列，成為日本民間供奉的治水神“禹王”。

由于日本的自然災害不斷，禹王的作用也橫貫古今。不過，對于日本大禹信仰這一文化形態的考察卻起步于2006年。據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會匯總的研究成果表明，迄今為止在日本各地發現并經過學術鑒定的相關實物、文物與史跡共計184項，遍布從北海道到沖繩的全日本版圖。

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時間段是從甲午戰爭到1972年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在這長達78年的腥風血雨期間，日本國民分別在各地自發建立了18座鐫刻有大禹名字的紀念石碑。這足以說明儒學所承載的以大禹等為代表的亮點可穿越時代和疆界，根植異邦，融和民心。在此基礎之上，日本的有志國民接納筆者的倡議，從2010年起，在承受禹王文化潤澤之地連續舉辦了七次日本禹王文化節峰會。2013年，成立了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會，首任會長是民間研究家大脅良夫，第二任會長是佛教大學名譽教授植村善博。

2015年，第七屆東亞文化交涉學國際學術會議在發現首座大禹紀念碑“文命碑”的神奈川縣開成町舉辦，來自七個國家的300多位專家學者與會。學會的主題是“亞洲的未來與責任”，“日本的禹王文化”為重頭分科會。會議成果使用中日韓英四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傳播，并獲得明仁天皇夫婦的贊揚，時任會長的筆者應邀進宮向天皇夫婦做了匯報。恰逢時任天皇的年號是“平成”，源出《尚書》和《史記》等古典中關于大禹治水而收獲“地平天成”的記述①。

神奈川縣開成町一帶的大禹紀念碑群

疫情過后，相關日本大禹文化痕跡的新發現經久不衰，至今依然還在繼續進行之中。大禹文化在東亞和日本的傳播與作用，為我們提供了漢字文化圈互為交流融合的又一重要源流。無需贅言，此案例反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史實，對于喚起文化自覺，開創建設性、高質量的新文明必將有所啟示。對于應對當今的全球性生態危機，提供了有效的參考資源。

本考察報告意在以東瀛大禹文化所反映出的諸種現象為他山之石，力證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同時期待以此為參考，增進與不同文明間的深層交流互鑒，踐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職責。

一、日本大禹文化現存狀況簡介

筆者對于日本大禹文化的考察始于2006年。首個考察地點位于富士山附近的神奈川縣足柄地區，那里有座1726年創建的神禹祠(現今的福澤神社)，300年來從未間斷過對禹王的祭祀。當地還有以文命(大禹的別名)命名的石碑、學校、水渠、水門、隧道、橋梁等，無一不在講述古往今來，大禹與此方風土的共生共融。

在足柄地區市民研究團隊的先行參與之下，2010年，在神奈川縣開成町召開了第一屆日本全國禹王文化節峰會，此時在日本各地發現的相關文化現象跡象僅有18項②。緊接著2012年在群馬縣片品村，2013年在香川縣高松市，2014年在廣島縣廣島市，2015年在九州縣臼杵市，2017年在山梨縣富士川町，2019年在岐阜縣沼津市，接連召開了七次峰會，大禹文化相關文物、實物等累計增加到140項。

首屆禹王文化節廣告

2013年，日本各地的大禹文化研究同仁自主成立了民間研究學會“治水神禹王研究會”（時任會長：大禹文化研究發起人大脅良夫）并發行了會刊，2015年成立了鑒定審查大禹相關歷史遺址和文物的審委會。2015年5月9日—11日，在神奈川縣開成町成功舉辦了第七屆東亞文化交涉學國際學術會議。

2013年6月，足柄地區背負的富士山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東渡日本的大禹文化與富士山這兩種文化象征的并存，意味著東亞文化經過相互接觸、滲透、變異、融合，既互為主體，又交流互鑒，形成了具有東亞特色的文化生態，也為人類文明史提供了解析漢字文化圈混融文化的寶貴實證。

自2006年啟動的日本大禹研究成果表明，迄今為止，在日本各地挖掘考證并予以研究的大禹文化相關文物、實物及史跡已達184項，分布在全日本各地。在此，僅舉目前完成考證、年代最早中的幾項簡述如下。

1、文獻中記錄的最早的禹王廟

京都鴨川禹王廟是1228年修建的，江戶時代前期，廟身尚存，之后便消失在歷史的煙靄。依據文獻中的模糊記載，僅剩下“夏禹王廟”的字樣，可知其位置在今日京都的四條、五條之間的地段。

2、現存最早的禹王碑、禹王像

香川縣高松市的名勝古跡園林、現名栗林公園中的《大禹謨碑》，建于1637年③。

《大禹謨碑》

禹王像是1630年鑄造的禹王純金立像，高約80厘米，現存名古屋市德川美術館。

禹王像

3、關于禹王的最早文獻

712年編纂的《古事記》和720年成書的《日本書紀》。

4、最早的禹祭

可以推斷，上述1228年建成的夏禹王廟曾舉辦過祭祀。

而后在各地舉辦的禹祭諸多，遺留至今的約有10處。其中，神奈川縣足柄地區于1726年修建的神禹祠(亦稱文命社。現今的福澤神社)，每年都在5月5日舉辦豐富多彩的祭祀活動。

據神奈川縣立公文書館所收蔵的1879年的《神社明細帳》記載，始建1726的神禹祠(亦稱文命社。現今的福澤神社)原名取自大禹的別名“文命”，其祭神為“夏禹王”。1841年的《新編相模國風土記稿》第一集班目村、川村岸之條中也提及了文命社，明確記載了“祭神禹”的史實。

大脅良夫攝影

5、最早的治水天皇：繼體天皇

日本的史籍中提到：由天皇親自主導并大獲成功的治水工程始于1500年前。今日本福井縣古時有一條名為九頭龍川的大河，由于經年泛濫，民不聊生。此時，應神天皇的后人率民治水，拯救眾生，被擁戴為第26代天皇繼位，史稱繼體天皇（450—531年）。為紀念繼體天皇的治水偉業，人們在俯瞰九頭龍川的山巔，豎立起繼體天皇的巨像，在附近修建了祭祀繼體天皇的足羽神社和刻有神禹字樣的紀念石碑。

位于福井県福井市足羽上町（足羽山）的繼體天皇石像。由當地石匠自發修建，高5米，1884年完工。

6、參考大禹治水技術而修建的最早的水庫：益田池（825年完工）

這是遣唐使空海歸國后受命天皇，在奈良縣橿原市指揮修建的大型水庫。空海為水庫題詞：前堯后禹。④

《益田池碑銘并序》

7、最早的障壁畫：大禹戒酒防微圖

781年，日本的皇宮從奈良遷都京都，稱為御所。直到明治維新的1868年，皇宮遷都江戶，御所一直是歷代天皇的住所和政宮。京都御所御常御殿隔扇上的障壁畫《大禹戒酒防微圖》，出自狩野派畫家鶴澤探真（1834—1893）之手，于1855年完成。之前入住皇宮的同名作品是1641年而繪，也是狩野派畫家的作品。

狩野派是日本繪畫史上最大的畫派，其最大特點之一是注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體系，并運用藝術的力量體現于畫面。同時結合日本傳統的審美視角，摸索出一整套和漢共融，相得益彰的畫技，長期占據朝野各界的藝術殿堂。

戒酒防微的典故出自北宋劉恕的《資治通鑒外紀》卷二，夏史紀：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如前所述，五世紀初，是天皇主導引進了論語等古籍，那是皇室言行規范的主要源流。仁德理念是圣賢的核心價值，也是形成皇室品格的指南。因此，東方式傳統倫理更貼近古今皇室的價值體系。可以認為，皇室對于大禹的感悟自然與中國的帝王學、帝王圖鑒的東進合流漸進的。

大脅良夫提供

8、體現大禹精神的年號：平成⑤

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在位期間從1989年1月8日到2019年4月30日。它所采用的年號是“平成”，出自《尚書·大禹謨》《史記》等記述的古代的中國夢：因大禹治水所抵達的理想境地“地平天成”。1992年10月26日，首次訪華的明仁天皇夫婦參觀了陜西碑林博物館，目睹了《開成石經》中的“平成”字跡⑥。

日本國立博物館蔵「歴聖大儒像　大禹」。1633年，著名畫家狩野山雪受命徳川義直而繪。為《十圣人圖像》之一。

9、最早的浮世繪

葛飾北斎（1760-1849）的《夏禹治水圖》，初見1836印制的《和漢繪本魁》。下圖取自《和漢繪本魁初篇》。

《夏禹治水圖》

10、最早的天井詩

位于靜岡縣東伊豆町的大川三島神社的天井詩。由當地的鄉紳、政治家，木村恒右衛門(1834－1884)作詩，1853年被書寫在神社的天花板上。用61個漢字組成的漢詩由八行組成，每行7字，用隸書書寫。每個字都分別書寫在30cm大小的白色正方形格子之中。

書靈雕桶虎龍蹲

性命元誰不裔绔

劍璽朶秝如日月

帝王萬世照乾坤

堯舜雨露何須讓

禹跡山川今尚存

殿上白詩嗔父老

落成靈廟著塵痕

天井詩（竹內晶子攝影）

11、最早的蟲鳥文石碑

群馬縣片品村的大禹皇帝碑，于1874年建碑。碑高2.3m、寬1.4m、厚0.9m。字體與內容與紹興會稽山大禹陵的碑文酷似。其它尚在研究之中。

大禹皇帝碑（星野準一撮影）

12、第一部由中國學者執筆，評述大禹文化與日本歷史文化的專著

2014年出版的《禹王和日本人——鏈接東亞的“治水神”》。由筆者完成的這部專著在紀念NHK出版社成立50周年之際發行，被收入“NHK BOOK”叢書。封面所使用的畫面就是上述7中所介紹的京都御所中的障壁畫：戒酒防微圖。

《禹王和日本人——鏈接東亞的“治水神”》

13、第一部《日本禹王事典》

治水神禹王研究會所編撰的該事典由古今書院出版，2023年發行。以現任會長植村善博佛教大學名譽教授為首的團隊集十年之研究成果，整理出165個辭條，并逐一配有相關現場和實物的照片、地圖、路線，解說，嚴謹而準確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會制作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難以詳盡介紹，接下來僅對被譽為日本大禹的角倉了以的考察加以介紹。

二、“日本大禹”角倉了以考

角倉了以(1554-1614年)出生在中醫世家。自祖父這一代起，除行醫之外還兼營商務。角倉了以自幼接受以儒教為核心的漢學家教，于1592年投身海洋貿易，獲取當時統治日本的將軍豐臣秀吉（1536-1598年）、德川家康（1542-1616年）等頒發的海運通商許可證“朱印狀”，開啟了日本早期越洋國際貿易的“朱印船”航線，一躍成為國際水運經貿的豪商。他以“富則兼濟天下”為理念，傳承其父數次往返中國，考察運河的經驗，以大禹為楷模，傾囊私家財富，開鑿疏通了大堰川、富士川、天龍川、高瀨川等河道，成就了幾代人踐行水德的夙愿⑦。

流經嵐山的大堰川是桂川和保津川的統稱，上游叫保津川，下游叫桂川。它經由丹波山地、園部盆地以及龜岡盆地，直至京都盆地與淀川匯流，屬于淀川水系，也是流經京都的一級水系。1605年，角倉家族主動請愿開鑿保津川，僅用半年時間便疏通了30公里的航線，這種速度在當時被稱作“神速”。

據《前橋舊藏聞書.六》等手記資料表明，成功疏通開發大堰川，加深了角倉了以與嵐山的不解之緣。因大堰川保津峽一代與嵐山的絕壁地段連為一體，便于登高眺望疏導治理之后的河流。1614年，角倉了以為了給跟隨自己日夜奮戰在開鑿現場，獻身治水的勞工們守靈，決定在嵐山山腰修建大悲閣千光寺，并特邀法師開山⑧，山號嵐山。

遵照角倉了以的遺囑，晚年移居該寺并在此辭世之墓也安置寺中，以堅守他生前與勞工們同生死共命運的誓言。然而，一場巨大的自然災害造成陵墓受損，人們只得將其轉移到附近的二尊院中。不過，酷似大禹，手握石斧的角倉了以木雕任憑風吹雨打，依然鎮守在嵐山大悲閣千光，以角倉了以命名的嵯峨角倉町等地名至今依然使用，繼續為古都京都站臺。

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網站

嵐山腳下的花之屋旅館原為角倉了以的舊居，其宴會廳“關鳩樓”，源于《詩經》，為修習儒學，文人墨客聚會所用。現在被選入“名勝建筑和庭園”，是象征京都的歷史和文化的亮點。

在此必須一提的是，當今所說的嵐山泛指嵐山一帶的風景區。其實景觀之內群山連綿，其中只有一座名為“嵐山”，高382米。即如上所述，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的所在之地的嵐山。

1614年建成的嵐山大悲閣千光寺位于當今的京都府京都市西京區嵐山中尾下町62號。原本從屬三大禪宗之一的天臺宗，在1808年改為黃檗宗，現在屬于臨濟宗。

今日的大悲閣千光寺秉承昔日古樸的風格，不像“千光寺”的名字那般富麗堂皇，金碧輝煌。經過百年的風吹日曬，木柱的顏色已經發黑，只有房梁上的木梁出于防蟲需要，用黃漆涂飾過。寺廟內部雖然質樸，卻一塵不染，不乏禪心。古樸的風格與滿山翠松相互呼應，渾然天成一體，引人入勝。

三、史稱日本大儒的林羅山撰文的

日本大禹之墓碑文考

角倉了以之長子角倉素庵⑨從父命完成了日本大禹的木雕和安置之后，隨即特邀大儒家林羅山（1583-1657年）為父親撰寫墓碑文。身為角倉家塾之師的林羅山滿懷崇敬，揮毫寫下《河道主事嵯峨吉田（角倉）了以翁碑銘》。吉田是角倉的舊姓。

石碑高約2米，寬90厘米，左上角部分破損，碑文2000余字。碑文中個別文字模糊，難以辨認，收錄在伊東宗裕編《林羅山文集》509-512頁。

在碑文中，林羅山這樣寫道：“慕其賜玄圭兮，笑彼化黃熊”。“圭”指了以的父親，“黃熊”援引中國的神話傳說。大禹之父鯀曾經化身黃熊治水。顯然，林羅山無愧為日本近代的大儒，漢學造詣非凡，古籍運用自如，對角倉了以的治水貢獻贊譽有加。據此，角倉了以才被定位為日本的大禹。

林羅山在1629年11月完成上述《河道主事嵯峨吉田了以翁碑銘》之后，12月從京都啟程趕赴江戶，途經尾張藩即名古屋停留并寫下了《拜尾張圣堂》一文。其中提及圣堂：“有金像。堯、舜、禹、周公、孔子安其中”。大概難以忘懷角倉家族學以致用儒學的踐行，林羅山開始提倡推動圣賢的具象化。

此后，儒畫家狩野山雪在1632年作畫圣賢圖群像《歷圣大儒像》，這容括21幅的巨作中包括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1636年，朝鮮通信使副使金世濂（號東溟）特為這組畫卷撰寫頌詞。

現如今《歷圣大儒像》中有15幅，包括大禹像在內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其他6幅收藏于筑波大學⑩。

四、高泉性潡的詩作考

高泉性潡又稱黃檗高泉（1633-1695年），是出身福建省福清市的黃檗僧人。俗姓林，字高泉或良偉，號云外，又稱曇華道人。十三歲出家在故鄉的黃檗山，師從隱元隆琪的門人慧門如沛禪師，并嗣其法。1661年，29歲的高泉應隱元之邀，入京都黃檗山萬福寺。后出任法云院寺住持，血書《妙法蓮花經》《元覺經》《維摩經》30余卷。并開山獻珠寺和佛國寺。他還為隱元守靈百日，為后水尾法皇獻上十牛圖，屢入皇室說法。時有“詩南源，文高泉”之說。1675年,高泉撰《扶桑禪林僧寶傳十卷》，翌年，又編《東國高僧傳十卷》等，著述等身。如《尚有洗云集十卷》《佛國高泉禪師語錄八卷》《山堂清話三卷》《東渡諸祖傳》《法華略集》《翰墨禪》《高泉禪師語錄》《有馬溫泉記》《釋門孝傳》各一卷等。1692年，他出任第五代萬福寺住持，先后兩次被日本靈元天皇賜號國師。1705年被賜號大圓廣慧國師；1727年被賜號佛智常照國師。后世尊高泉為黃檗山中興之祖。

在通往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的山道入口兩側，矗立著一對花崗巖石碑，高226cm，寬39cm，厚29cm，碑文就取自曾經短期出任該寺住持的黃檗宗傳人高泉性潡（1633-1695年）的七絕：《登千光寺》。

千尺懸崖構梵宮，

下臨天地一溪通。

何人治水功如禹，

古碣高鐫了以翁。

石碑上高泉二字清晰可見。這首詩被收錄在由黃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于2014年3月發行的四卷本《高泉全集》（Ⅱ詩文集篇）第二卷?。據高泉年譜記述，1678年，高泉應邀為佛國寺開山，并短期在佛國寺（今京都伏見區大龜谷敦賀町佛國寺）擔任住持。從時間推斷，該詩的寫作時間大概在此期間。

在詩名之后，有兩行小字。即“寺之左有了以翁碑翁劈山溪有功今造像尚存”。顯然，高泉對于寺內的狀況和布局十分詳盡。“了以翁”指角倉了以，“了以翁碑”指刻有大儒家林羅山(1583-1657年)撰寫的贊頌日本大禹角倉了以人生的墓銘碑：《河道主事嵯峨吉田了以翁碑銘》。

高泉性潡之所以與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結緣，是因為其品行才華，贏得了佛法界的敬重。結合筆者對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現任住持大林道忠的采訪內容來看，正是基于高泉的厚望，當時的住持才特邀高泉來寺指導三月之久。

高泉的詩作，既有對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的感謝，也有對林羅山的呼應，更體現出在那個時代，中日間相互漢詩唱和，漢學互融的文風。因此，筆者認為，本為天臺宗的嵐山大悲閣千光寺突然從1808年起改屬黃檗宗，改宗的緣由不會與黃檗宗的高泉之遺風的影響不無關聯。

《登千光寺》（鳥澤Bruce攝影）

五、琵琶湖疏水映禹魂

日本最大的湖泊是440萬年前形成的琵琶湖，面積為669.26平方公里，蓄水量為275億噸。為將豐富的水力資源調往京都，滋潤萬民，從1885年起，日本就啟動了史無前例的疏水工程。直到1912年，調水事業勝利閉幕。

引日本第一大湖的水力發電，從根本上改變了京都連同周邊各地的民生，國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觀。京都的大街開始通行亞洲第一輛市營有軌電車，電燈照亮了千家萬戶，運輸、灌溉、城市防災、衛生環保、生活用水所有一切的驅動都歸功水力發電的問世。更重要的是琵琶湖疏水事業是不依靠西方人力物力，日本自行設計自行施工而完成的水力發電設施，也是亞洲各國刮目相看的科學興國的模范案例 。

其實，琵琶湖疏水的最早提倡者和設計師是角倉了以。然而，他卻在受命開鑿天龍川期間因終年勞累過度，61歲之年謝世。不過，他壯志未酬身先死的人生經歷和遺愿，為后人留下了值得參照的模式。

據1897年即明治30年發行的權威性少年雜志《少年世界》記載，角倉了以的傳記《治水長者》頗受社會各界歡迎，是世人公認的英雄人物和勵志模范。因此，就在琵琶湖疏水全面完工的1912年，嵐山風景區的開發與京福電氣鐵道同時啟動。在與嵐山大悲閣千光寺隔河相對而望的龜山公園，樹立了角倉了以的銅像，以紀念傳承大禹精神而奠基造福后人的角倉了以。然而，原有的銅像在侵略戰爭中被強行充當制造武器的材料，1988年才得以重建還原。

疏水，是水利技術中重要的一環，源自古代的先進科學——大禹的疏通式治水。角倉了以正是運用大禹疏水的成功經驗，治理了日本的山川河流，并且構思策劃了琵琶湖疏水之夢。1881年，工部大學的學生田辺朔朗（1861--1944）經過嚴密的現場考察，提交了論證角倉了以策劃的琵琶湖疏水工程的論文：《論琵琶湖疏水工程計劃的可行性》。論文一鳴驚人，榮獲了領先世界的意大利土木工學領域授的最高獎。1883年，田邊剛一畢業就被京都府雇傭，年僅21歲的他被授予即將啟動的琵琶湖疏水工程的領導權，在京都府知事的親自指揮下付諸實施。1885年，琵琶湖疏水工程正式啟動！日本大禹角倉了以的事業后繼有人！

田辺朔朗從五歲起就開始接受漢學教育。專攻土木工學之后，自幼打造的雄厚的漢學基礎，為他奠定了關注并選擇琵琶湖疏水事業的宏偉設計的知識結構。是漢學拉近了他與素昧平生的角倉了以的距離，是大禹精神連接了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物。因為在漢字文化圈內，在日本，大禹被奉為土木工學和建筑、水利事業的鼻祖。所以，田邊選擇的論文題目和職業絕非偶然。

琵琶湖水工程結束之后，田邊肩負近代化發展的重任，為日本貢獻頗多。晚年，他選擇定居角倉了以的故土京都，在京都大學教書育人。辭世前他親自為自己決定“戒名”：水力院釋了以大居士。不難看出，“水力”表示他為之鞠躬盡瘁的專業，也是他所獻身的歸宿；“了以”傾訴著他對角倉了以的敬重和傳承 ，脈脈連結遠古的禹魂。

時至今日，琵琶湖疏水依然發揮著京都水源的作用，攜同水力發電事業，支撐著京都市民的生活。尋根問本，根植日本的大禹精神滋潤著完工近代的琵琶湖疏水工程的原點，營造了日本在亞洲超前過上衣食住行電氣化的生活底蘊。這既是汲取漢字文化圈的智慧，造福日本的成功案例，也自然成為而后中國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改造提升自身的參考。

綜上所述，大禹、角倉了以、田邊朔朗，三人時跨漢字文化圈不同的區域，傳承著數千年的文明精神，求索同一個理想，其結果竟自然生成一座境外大禹文化圈。

六、周恩來與“日本大禹”

經筆者考證，率領日本國民開山鑿河的角倉了以的模范形象除了讀本之外，還被選入供外國學生使用的日語教材，松本龜次郎（1866-1945）所編撰的系列教材就是一例?。編者曾經使用這些教材的內容，在1917-1918年之間，為留學生周恩來補習日語。上述有關日本大禹的相關信息當引起周恩來的注目，并且被當作引以為鑒的“他山之石” 。

在對教材進行考察的同時，筆者還從舊書店發掘出了其他相關資料。如在周恩來留日期間的大正6年（1917年）9月5日，和樂書屋出版發行了導游手冊《實地踏測京都市街全圖》，其中予以重點介紹的地點和人物與上述教材的內容有所重疊。綜合這些資料，結合筆者近二十年實地考察的結果，基本可以推斷1919年3月中旬至4月5日之間，周恩來曾經二次造訪嵐山。當時他在四條大宮車站上車，乘坐1910年開通的京福電氣鐵道，在終點站嵐山下車。

恕我在本文省略考證細節，直接闡述結論。

1919年4月5日，嵐山大悲閣千光寺迎來了21歲的留學生周恩來。可以想象，與上述肩負琵琶湖疏水事業重任的田邊朔朗的同齡人，周恩來在這里面對角倉了以、林羅山、黃泉、田邊朔朗的遺跡，登高遠望，眺望京都全景，思緒澎湃，構思了《雨中嵐山》和《雨后嵐山》這二首詩。

詩中所描寫的“登高遠望 青山緲緲”的景致，夜幕中俯瞰入目的“數十電光，照亮了那黑暗的城市”，唯有在嵐山大悲閣千光寺中才能盡收眼底。

在總理當年登高遠望的位置所拍攝的景致，和雨后嵐山詩中所描述的一樣。（王敏研究室撮影）

在考察嵐山前后，周恩來還考察了琵琶湖疏水相關的水力發電站等配套設施的現場。1971年1月29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乒乓球協會后藤鉀二會長一行時難以忘懷的提道：“我歸國前在京都停留了一個多月。曾坐船穿越山洞，前往琵琶湖。琵琶湖十分美麗” 。這個山洞，指的就是1912年建成的琵琶湖疏水隧道。

2021年11月7日，在訪談日本科學技術廳原廳長近江巳記夫時，他提到了1972年5月，作為公明黨第二次訪華團成員，受到了總理的接見。總理格外親切地握著他的手說：“從你的名字看，大概老家是滋賀縣吧？琵琶湖太美了！我是在新綠盡染的季節去的。楊柳飄逸，櫻花綻彩……”?

駐大阪總領館的王泰平元總領事也告訴筆者說：周恩來在1971年1月10日說過， “五十年前我去過琵琶湖，印象很深。是1919年3月去的。”

周恩來之所以選擇了琵琶湖之行，事隔幾十年后又再度提及，除了那山那水之秀美，還有考察繼古代的先進科學——大禹的疏通式治水之后，琵琶湖疏水工程所反映出的創造性傳承，即近代科學型治水的后續狀況。

在此期間，周恩來還多次造訪了園山公園，并留下了《游日本京都園山公園》、《四次游園山公園》這兩首詩作。詩中所寫的“小池邊楊柳依依”，如今依然隨風飄蕩，記載著那百年前的過往。園山公園內的人工湖和噴泉就是利用琵琶湖的水源建成的共享水文化的象征，園山公園也是考察琵琶湖疏水工程配套設施的必經之路。近旁的南禪寺中有座紅磚高筑的拱形橋式空中水渠——水路閣，于1888年完工。為此，千年古剎南禪寺寧愿砍掉數百株見證歷史的老松，獻地造渠，引琵琶湖水進京?。

青年周恩來造訪了嵐山大悲閣千光寺中的角倉了以木雕，儒學大家林羅山的碑文和高泉的詠禹詩作。這些都圍繞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大禹精神形成一道亮麗的中日歷史文化交融的結點。這勢必引發周恩來胸中強烈的家國情懷，因為他的人生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與為中華民族之崛起的初心脈脈相承。

因此，建國后第二年的8月24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將大禹定位為科學的先驅者，大禹模式為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精神文明。他還說，解放后20年來最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

1954年，他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

難忘1979年4月16日，為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定，鄧穎超女士應邀參加關西經濟界發起建造的《雨中嵐山》詩碑的揭幕儀式。就在致辭之時，突然雨臨嵐山，不多時又轉化成“一點光明”穿云而出的景致，《雨中嵐山》詩中的描寫神奇再現?。

值得注意的是，雨中嵐山詩碑的30米之外就是1912年建成的角倉了以的銅像。踐行大禹精神的角倉了以銅像與周恩來雨中嵐山紀念詩碑相視而望，當歸天意巧用神功鬼斧。

1919年4月5日，周恩來曾在此瞻仰角倉了以的銅像！60年后的1979年，周恩來的雨中嵐山紀念詩碑竟然與昔日造訪的銅像成為近鄰。

雨中嵐山紀念詩碑（劉莉生攝影）

角倉了以的銅像（來自網絡）

七、周恩來的大禹緣

周恩來對于大禹的認識非同一般。就此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闡述。

其一，周恩來侄女周秉宜女士告訴我，周恩來的外祖父萬青選(1818~1898年)是水利專家，三次出任清河縣縣知，其長子也繼承父業，專管水利。萬青選上下四代都從事水利事業。周恩來兒時在外祖父家生活過，對于水利方面的知識耳熏目染。

其二，1946年9月、在接受美國記者李勃曼采訪時?，周恩來回答說，從8-10歲起就經常到外祖父的書房看書。第一本小說是《西游記》，最喜歡的作品人物是孫悟空。孫悟空的金箍棒原本是大禹治水的工具。大禹和孫悟空的故事合二為一，給予幼時周恩來的沖擊可以想象。

其三，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大約寫了52篇作文，其中九篇以大禹典故為鑒，占整體的近六分之一?。可見大禹的力量已經上升到精神層面。

其四，周恩來的祖籍地紹興約有127處禹跡，自古以來就有祭祖祭禹的習俗。1939年3月29日，周恩來偕同親友在紹興掃墓祭祖時，特地轉道大禹陵，瞻仰禹王廟全景。《周恩來與故鄉紹興》?一書中就曾提到：當時，周恩來注意到大禹塑像后壁上的油彩畫有9把斧頭，還笑著說“是象征九州吧？”。

此后，周恩來對大禹陵石碑上氣勢雄偉的“大禹陵”三個字贊嘆不已，特在碑前拍照留念。接著又和族人親友在通往禹王廟大殿的百步禁階上合影留念。此外，周恩來對刻在大殿后墻上的四個大字“地平天成”也頗有所感，了解到是紹興著名書法家李生翁先生的手跡后，還讓隨員持他的名片前往探望，對他傳承大禹功德表示仰慕?。

周恩來祖籍紀念館提供

同年4月2日，周恩來在《東南日報》上發表感想，引用了大禹精神。他說：“紹地民族精神之史略，如大禹王與越王句踐之耐苦奮斗意志，均足以資模仿”。大禹的業績在周恩來心目中的定位是民族精神所致，是體現優秀中華文明的結晶。

其五，周恩來在建國后第二年8月24日召開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明確將大禹定位為科學的先驅者，為建設新中國所需的參考。他說：“我們有信心在這一輩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強的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

其六，1973年10月，病情加重的周恩來在陪同加拿大總理參訪洛陽龍門石窟，途徑禹王池時，特意停住腳步，將手伸進禹王池；在賓陽洞禹王臺，對龍門石刻圖片愛不釋手。周恩來生前最后的“出差”仍然有大禹“作陪” ?。

正因為和大禹有著千絲萬縷的精神交流，周恩來才選擇在1919年4月5日清明時節“二次游嵐山”，探訪日本大禹角倉了以修建的嵐山大悲閣千光寺，以遙祭中日共同的禹魂，再鑄初心 。

據此可以認為，上述的系列考察是互通互動的，從角倉了以開始，大禹、高泉等人物的存在也為認識中日共同編織的交流史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從這個角度來整理周恩來的京都考察，自然能夠感受到中日間不同于其他國家間的特殊的歷史文化關系，發現內在的共同擁有的精神遺產。

據專家們所言，在筆者的相關論作發表之前，中日都尚無解析周恩來和角倉了以的相關關系，并通過實地考證，從中日歷史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梳理和闡明嵐山之行的相關先行研究。小文有所涉及，并進而理清二首詠嵐山的詩作之背景，當有賴于總理后人周秉德、周秉宜女士的教誨，中日諸位研究家的指導。

2014年，總理后人造訪日本，參加在法政大學舉辦的櫻花詩會。

2022年4月5日清明節，世界依然被疫情所籠罩。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筆者與有志同仁在嵐山大悲閣千光寺建立了雨后嵐山紀念詩碑，并創辦了周恩來和平研究所。只求為后人留下一塊簡樸且真實的路標，踏著總理的足跡，求索不止。

雨后嵐山紀念詩碑

結語

落地日本的大禹文化和踐行大禹精神的角倉了以的人生，是反映漢字圈內不同地區相互滲透、相向而行的象征性案例。同時也折射出在世界大變局的今天，值得互鑒的啟示。

1.以日本為例，在遞進發展本土特色的過程中，往昔的漢字文化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借鑒不僅底蘊深厚，而且經久不息。這些區域曾經兼收融合了漢字文明的教養體系，盡管其接受程度和認知范圍各具風格，但相對其他區域而言，其深度和廣度毋寧質疑。

2.日本的大禹文化形成過程告訴我們，日本人的主動移植和自覺選擇是源遠流長的基點。正因為大禹文化逐漸融入日本的風土和民眾的生活之中，才得以在不斷的交融演變過程中生根立足。這一流程致使日本的大禹文化具有中日兩國混融文化的顯著特征，并且反證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通性、滲透性、普遍性、持久性等特點。

3.以中國域外大禹文化為切入點，不難發現東亞間的多元交流歷經相互接觸、滲透、演變、融合，終將選擇存小異求大同的價值取向，自然形成具有東亞特色的文化生態。如山東省敏銳的洞察到時代所需，率先把嵐山的亮點導入海外青少年教育研修的對象。

中日和平嵐山研學基地

4.大禹文化歷經千年的民間實踐，不僅把中日國民聯系在一起，而且互聯互通到了東亞、東南亞等地?。其傳播和應用范圍之廣，跨度之大源自大禹文化的恩惠可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所共享。例如，紹興市鑒湖研究會常年和日本的治水神禹王研究會互訪互動，分別制作了中國和日本的大禹圖鑒，加速了兩地各領域的前進步伐。

《中國禹跡圖》，紹興市鑒湖研究會制作

5.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可廣泛運用于中日關系、亞州與世界的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相關的各個領域，尤其能夠在文化交涉學、跨文化交流、傳播學等學術領域做出貢獻。特別是對于學習把握“二個結合”的內涵，不乏生動有力的佐證，為建設高質量進化型新文明生態，添加一粒沙石。

6.漢字文化圈內部的人口大遷移伴隨著知識與智慧的共同運用與共同開發。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最古老、最原初的知識平臺的基礎框架，也是牽動、引發全球不同種族和區域互動的強韌的核心紐帶。其中，典籍有關大禹的記載對其傳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以此為鑒，對于類似接地氣的亮點開發不失重大課題。

7.大禹是東亞原始文化共同體的認知象征，大禹文化是讀解中國的一扇窗口。以大禹為媒介，一經追宗求源、以史為鑒的文化梳理，相關區域的當代人易于應運而悟，并予以呼應。這是認識當今日本以及境外認知中國的一隅。它不可能涵蓋整體，也絕非空口侃談。把握時代的變化與時代精神的走向以及不同時代的生活者的價值取向，亦有助于讀解境外，同時也是讀解中國的途徑，這是一種雙向的互鑒互動。希望對境外中華文明海外傳播的考察和研究將對中外戰略性互惠關系的發展提供參考，為東亞與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8.大禹文化蘊含著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疏導而不是堵截，順應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是中華文明處理人與自然的基本傳統。面對今天全球性生態危機，可從中吸取打造當代生態文明的智慧。大禹文化在日本、東亞的傳播與應用為我們提供了文明間交融匯通的又一重要源泉，而這一源泉也當成為全球建設生態文明的共同參考資源。

最后，請允許我向國際儒聯、與會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

注釋：

①王敏著、饒瓊珍譯：《禹王與日本人》，云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

②王敏：《日本禹王傳說的今生前世》，詳見吳偉明主編《中國小說與傳說在日本的傳播與在創作》p134-144，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

③王敏：《漢魂與和魂》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

④“益田池碑銘井序”。中央有“前堯后禹”。被尊為日本三筆的空海的真跡（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⑤王敏：《平成年號與日本的大禹信仰》，出自劉玉宏主編《中日神話傳說比較研究》p162 -18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⑥王敏：《日本皇室物語》日本三和書籍，2022年。

⑦森洋久編：《角倉一族與那個時代》日本閣出版，2015年。

⑧王敏：《嵐山的周恩來》，日本三和書籍，2022年。

⑨角倉素庵（1571-1632），江戸時代初期的土木工程事業家、儒家、書法家、貿易商。

⑩相關文獻可參考吾妻重二的《江戶初期學塾的發展與中國·朝鮮——圍繞藤原惺窩、姜沆、松永尺五、堀杏庵、林羅山、林鵞峰等人》（《東亞文化交涉研究》第2號，2009年，57-58頁）；野裕史的《狩野山雪作品〈歷圣大儒像〉再考——以林羅山的道統論為中心》（日本儒教學會2018年度大會，2018年5月13日）。

?第689頁，被分類排列在《佛國詩偈》之中。

?《松本龜次郎選集》第一一七卷，日本東至書房，2011年。

?王敏：《周恩來與日本》，日本三和書籍，2022年。

?王敏：《穿越日本的大同》，亞州太平洋觀光社，2022年。

?李海文主編、村田忠禧鑒譯：《周恩來的足跡》，日本社會評論社，202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周恩來自述》，2009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天津南開中學《周恩來南開中學論說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

?杜世嘉、朱順佐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感謝紹興周恩來祖籍紀念館提供相關資料并予以指導。

?王敏：《周恩來的留生活》，日本三和書籍，2023年。

?顧寶子，杜秀仙：《周恩來最后600天》，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

?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內容，期待日后有機會展開。

部分參考文獻：

[1]邱志榮、張衛東主編《中國禹跡圖》，中國文史出版社，2023年。

[2] 大脇良夫著，植村善博編:《治水神禹王之旅》，日本人文書院，2013年

[3] 王敏：《漢字是連接東亞的紐帶“生活共同體”》，《NARASIA 東亞共同體》，日本丸善株式會社，2010年

[4] 王敏：《宮澤賢治的研究課題——西游記與孫悟空以及大禹》，《國際日本學》，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2017年。

[5] 王敏：《透視中日關系的深層——文武與道德的現實性》，《日本發信的世界思想》，日本

藤原書店，2017年。

[6] 王敏：《日中韓歷史文化的共性——東亞文化圈的連結，相互探究的國際日本學研究——日中韓文化關系諸像》，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2013年。

[7]矢吹晉鑒譯、鈴木博譯：《周恩來19歲東京日記》，日本DECO，2022年。

[8]南開大學編：《周恩來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和世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

[9]徐行主編：《周恩來與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

[10]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新星出版社，2019年。

[11] 王敏：《漢字圈下的認知與選擇》，《行走的愉悅》，明報月刊出版，2013年。

本文圖照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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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程雪婷

審核：戴秀麗

總期：第8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