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的變化，苗族人應該挺身應對，像祖先一樣頑強地進行語言生產，因為母語是祖先饋贈的珍貴禮物。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苗族迎來了一種新的集體焦慮——說苗語的人的數量正在斷崖式下降。

最早意識到這一點時，疊貴正在一個苗族群組里看同胞們吵架。疊貴是一位80后苗族音樂人，江湖人稱“民謠鬼師”。關于語言的危機，他看著大家近10年從最早的論壇、QQ群一直吵到后來的微信群，但他覺得這種爭論意義不大，倒不如通過一些細微的行動去改變現狀。

“我們能不能不要那么懶，不要直接借用現代漢語中的表達？”疊貴想。多番斟酌之下，他想要創建一個民間工作坊“苗文翻譯局”——用苗語的造詞思維發明新詞，對現代生活中出現的如“互聯網”“高鐵”等新事物進行翻譯，并把它們傳遞給苗語母語者，希望母語不在時代變遷和通用語推行的浪潮中退場。

一群苗語母語者的自救

“苗文翻譯局”這個創意提出后，七八個朋友響應了疊貴，組成一個精微的團隊，成員分居中國重慶、貴陽、凱里、昆明、文山及老撾瑯勃拉邦等地。

吳小花是團隊的成員之一，對母語的處境也有相似的擔憂。她是貴州一所大學的老師，日常會做一些苗族的文化研究。她覺得苗語在現代發展中，大多數詞語都是借用的，沒有做進一步的延伸，這會導致一種非常緩慢的、鈍性的自我消亡。

于是自2019年成立以來，苗文翻譯局就根據當時的熱點發明了數批苗語的新詞，其中很多是現代社會已經習以為常，但在苗族語境中卻很陌生的事物。

疊貴的故鄉。（圖/疊貴）

比如“電腦”一詞。苗語中是沒有“電”這個詞根的，苗文翻譯局就用“雷電”來代替，再加上“腦袋”，組成一個新的苗語單詞。

關于交通工具的翻譯，疊貴和吳小花都覺得“車”這個詞是直接借用的。因為在苗族歷史中，先民最先都是居住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傳統交通工具以船為主，包括對“飛機”的翻譯也是“飛著的船”。在這個基礎上，苗文翻譯局進一步翻譯了“宇宙飛船”，將它譯為“飛到天外的船”，從而區別于“飛機”。

這種翻譯不一定權威或準確，團隊內部也會有分歧，有時還會遭到專業學者的批評。但疊貴希望通過這些工作，讓更多人關注到民族語言或小語種，并讓苗語母語者了解“世界正在發生什么”。

苗族也有自己的文字，但這個事實幾乎被淡忘。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曾用拉丁字母為苗族制定了四套拼音文字，加上國外苗族的國際苗文，通行的一共有五套拼音苗文，但這種書面語并沒有推廣開來。“幾乎沒有什么場景會用到。”疊貴說。

疊貴很懷念的苗寨。（圖/疊貴）

雖然從小生活在苗寨，但疊貴從一年級起就接受漢語教育。一直到上大學，疊貴才真正關注到自己的苗族身份，才知道原來苗族有自己的文字。那時候還是論壇時代，他就在論壇上面搜集一些苗族同胞發的資料和教程，開始一點一點地自學。

可如今，一個讓他“很難受”的悖論橫亙在他面前——盡管苗文翻譯局想要推廣苗語和苗文，但團隊成員的交流幾乎全是使用漢語。因為苗語內部就分為川黔滇、湘西和黔東三大方言，各個方言內部還有次方言和土語之分，同源詞只有約60%，基本上不能用各自的苗語對話。

另外，這些新詞的傳播極其困難。吳小花曾經把新詞傳達給家人和寨子里的文化精英，也試過印一些詞匯卡發給小朋友，但收效甚微。她發現，如今在黔東南的一些苗寨里，哪怕是10歲左右的孩子，玩游戲時也幾乎不說苗語了。他們聽得懂，但是不再開口說，甚至反向迫使照顧他們的爺爺奶奶學會了漢語。

苗語，一門被低估的藝術

苗語背后，是一個外族人很少觀察到的世界。

苗語里裝載著苗族人的生活方式。苗族人對大自然有很強的感受力，比如他們不把四季稱為春夏秋冬，而是分別叫暖季、熱季、涼季和冷季。如果想要表達客人來家中的快樂，他們會形容那是一種“泉水從泉眼涌出來”的情感。

苗族方言中也有一些讓人嘆為觀止的藝術性。在一首關于春天的歌謠中，里面的“pud dlenl”一詞是形容花朵在綻放時“微微在動”的美態，這在漢語中找不到對應詞。疊貴把它形容為紀錄片鏡頭中的延時拍攝效果，覺得很神奇：“過去的苗族人是能觀察到花朵張開的一瞬間嗎？怎么會想到這種詞？”

2022年2月10日，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龍里縣草原鄉城興村及四鄰八寨的苗族同胞相聚跳月場，舉行跳月活動，以此表達苗家人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圖/IC photo）

苗族古歌中的語言技藝也很驚人。古歌是苗族人對長篇幅敘事的一種命名，學界稱其為苗族史詩。每一部成套路的古歌皆篇幅巨大，用古歌師的話來表述就是“幾天幾夜都唱不完一部”。

以吳小花的家鄉施秉、黃平、鎮遠一帶的苗族為例，成體系的酒歌有十二部，大歌有十二部。每一部皆可唱幾個晝夜，歌詞有成千上萬行，是組合了起興、比喻、擬人、對比修辭，以及盤歌、回復、儀禮的復雜體系。

苗族人還會將成套路的古歌稱為“上路”，因為“唱歌就如走路一樣”，歌詞中的情節變化就如路邊風景變化。在唱誦過程中，作為主唱的歌師就是“帶路”，而其他人則謙稱自己是“跟隨”。

有一些苗族諺語，也只有用苗語才能真切、準確地表達出來，有很強的在地性。比如“雷公只許自己閃電，卻不許蜈蚣發光”，意思與“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相似。苗族人將雷公視為最高的主宰，因為苗族是稻作民族，雷意味著雨水，影響著全族的生計，所以雷神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寨子每年做的洗寨習俗，鬼師正在做儀式。（圖/疊貴）

還有苗族人最耳熟能詳的一句諺語，是“山川是永恒的，人類只是一個點綴”。在苗族人的世界觀中，人類只是很渺小的事物，滄海一粟，如同江山的“首飾”。

只是當下，很多年輕的苗族人都說不上來苗語了，許多有趣的諺語只留存在苗族老人口中。口語化的表達取代了引經據典，遺忘發生在每一條苗族村落和每一戶苗族人家中。

苗語從一切日常場所里消失了。吳小花記得，小時候她會和小伙伴學唱苗族的情歌，農閑時也會一起吹蘆笙，聽老人講講神話，圍坐在火塘邊訴說家長里短。但如今，大家不再喜歡交流，火塘只剩下烤火這個功能，大家各自低頭玩手機。

苗語的危機，

是集體記憶的消逝

近年來，苗文翻譯局陸續參與了一些藝術展，希望幫助母語在公眾視野中突圍。在廣東時代美術館的展覽“河流脈搏——穿越邊界交疊的世界”中，苗文翻譯局在墻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如今，母語是一只受辱而從他的口舌出逃飛過餐桌和手機穿過愛人和孩子越過商業廣場和高鐵站穿過電視機和筆記本電腦湮沒于互聯網和國家通用語湮沒于汽車流行音樂和火鍋吞食出生證和節日流亡于晝夜不分的時代奇觀的遠古巨獸，行蹤無定，出沒無常。他不會忘記他常在許多時刻向先人控訴自己正在喪失召喚巨獸的能力，以及大地上所有事物正在失去或缺乏它們該有的秘密和古老美感。”

這是來自苗語母語者共同的思慮。在作品開頭，苗文翻譯局就拋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在精神上繼續著祖先們在大地上經歷的離散？在日新月異的世界與鋪天蓋地的國家通用語之間，他們看到母語是一頭倉皇奔逃的遠古巨獸。

展覽上的苗文。（圖/時代美術館）

除了苗文翻譯局的工作，疊貴還在用苗語寫歌，組建了一個叫“大鬼師”的樂隊。他發表的第一首母語歌是《我們一起走》，曲風清幽，開頭用苗語念出的獨白有一種詭秘的詩意：“今天，冬日已至，吃穿的時刻來臨。我想起了你，想帶你去黨告坳，去與祖先們相聚，載歌載舞，大吃大喝，這樣你就不再飄蕩流浪。”

“黨告坳”是傳說中苗族祖靈聚集之地，是苗族人去世后靈魂都要回到的地方，所以歌曲是以一個亡靈的口吻，邀約一個在現實生活的人去和祖先們相聚：

“我們一起走，怕什么呢/越過山崗/我們會路過飛鳥和野獸/飛來飛去/來回穿梭在那些古老的森林啊/后來，我們路過祖先/他們在大河邊/穿著銀衣，戴著項圈/跳起舞蹈啊跳起舞蹈……”

疊貴的苗歌專場演出。（圖/疊貴）

疊貴總能從苗族的古歌或儀式感很強的舞蹈中看出一種宿命感。作為一個可以追溯到炎黃時代的古老民族，苗族在歷史上總共經歷了五次大遷徙，于很多地方而言都是外來者，也占不到好的土地。這種流動和離散讓民族有一層苦難的底色，總像在尋找一個想象中的美好家園，但一直求而不得。

紀錄片導演陳東楠曾去云南拍攝一個叫小水井村的苗族村寨，她也提出過相似的觀點。她在一席的演講上說，一個爺爺曾告訴她，因為苗族在歷史上是被各個民族欺負的，他們在一次次戰敗后不斷遷徙，最后才到了西南地區的高山上面。山上地勢崎嶇，來到這里一是因為適合躲藏，二是因為條件太差，別人也不想要。

如今，面對苗語的衰落和集體記憶的消逝，疊貴感受到一種與祖先們不一樣的落寞。一些前輩提議，歌謠里應該第一段唱苗語、第二段唱漢語，不然很多人都聽不懂。但疊貴拒絕了，他覺得需要把母語貫徹到底，這樣才能更純粹。

2024年7月3日，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獨木龍舟節是貴州苗族傳統民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圖/視覺中國）

當方言不再是高效的交流工具，被遺忘和拋棄似乎不可避免。而且在大眾認知上，普通話可能代表著一種更讓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人們對方言的回避，很多時候是對自己的出身和家鄉文化的不自信。

所以苗文翻譯局覺得，面對世界的變化，苗族人應該挺身應對，像祖先一樣頑強地進行語言生產，因為母語是祖先饋贈的珍貴禮物。正如疊貴在社交平臺上所寫：“我們所希望的不是為人所知，而是被重新認識。”

編輯 蕭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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