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3日，湖北編制委員會同意設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武昌起義紀念館并不是新修，而是在原址上重建，該地為宣統元年（1909年）所設立的湖北省咨議局大樓，武昌起義以后，革命黨人在此地建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

1911年10月11日，湖北軍政府成立后，因起義發動者熊秉坤、吳兆麟、蔡濟民資歷人望均不足，所以推舉了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出任軍政府都督。

根據孫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湖北軍政府廢除了清政府的宣統年號，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并通電全國。

在隨后兩個多月時間里，湖北軍政府實際上承擔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的職能。

就在湖北編制委員會同意設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后兩年，即1983年12月，熊秉坤的兒子熊輝將家中珍藏多年的袁世凱授陸軍少將熊秉坤勛五位證書捐給了紀念館，時至今日依然陳列在該紀念館第二展廳（即武昌首義）。

熊秉坤也被譽為是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人。

一

有意思的是，熊秉坤的這個“第一槍”似乎有些爭議，按照資料記載，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是程正瀛。

不過，這也并不影響，熊秉坤在武昌起義中的重要性。

1911年5月，四川掀起了保路運動，調湖北新軍前往鎮壓，使得湖北新軍在防御上減弱，革命黨人因此決定在武昌發動起義。

同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聯合反清。并決定請黃興、宋教仁或譚人鳳來鄂作起義指揮，主持大計。

也就是說，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已經有了很成熟的方案。

可就在起義前，因為南湖炮隊黨人暴動失敗以及10月9日漢口俄租借炸彈爆炸事件，引起清廷警覺，特別是因為漢口俄租借爆炸事件，革命黨人因為制作炸彈不慎引起爆炸，致使革命黨人名冊被收取。

在各營革命黨人無法順利聯絡的情況下，起義計劃不得不推遲。

1911年10月10日凌晨，因炸彈爆炸被捕的革命黨人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清廷殺害，當時在新軍的蔡濟民、吳醒漢與熊秉坤、金兆龍、方興、方維等緊急商議，決定趁當晚點名時發動起義，不過因為清廷控制嚴密，起義部隊沒法搞到足夠數量的子彈，后來幾經籌措，才獲得六盒子彈一百五十發。

當晚督署官長突然取消新軍晚操后，熊秉坤立刻意識到情況不妙，即以巡營的名義聯絡各處，準備起義，但行至一排三棚時突發意外。

原來就在當晚，素來反對革命黨人的二排排長陶啟勝查鋪時，發現營房里金兆龍、程正瀛等人正在擦槍，當即上前質問，金兆龍被問得窩火，直接跳起來就說要反，陶啟勝一怒之下命人抓捕，激怒了同在營房的革命黨人。

程正瀛拔槍而起，用槍托猛擊陶啟勝的頭，陶倉皇出逃，被程正瀛追上一槍打中了腰部。

熊秉坤聽到二排的動靜后，恰好碰上了中槍出逃的陶啟勝，并舉槍射擊，打中了陶的腹部。

這時候的槍聲已經驚動了四周，熊秉坤意識到此刻就是起義良機，立刻跑出去對空連開三槍，正式拉開了武昌起義的序幕。

盡管各處革命黨人均未事先聯絡，但因為槍響的緣故，加上工程營率先舉義，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勢。

熊秉坤、金兆龍等組織者一開始就制定好計劃，在起義之初就占領楚望臺軍械庫，因為事先安排有革命黨人接應，所以起義部隊毫不費力的就奪取了武器。

據熊秉坤后來回憶，楚望臺軍械庫是當年亞洲最大的軍火庫。

至天亮前，起義部隊完全占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并控制了整個武昌。

1913年1月，因武昌首義之功，袁世凱授予陸軍少將熊秉坤勛五位證書。

二

武昌起義后第二年，熊秉坤通過口述記錄了一份前后經過，后來成為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

2016年，熊秉坤的孫子熊永鑄將它捐給辛亥革命博物館。

事實上，隨著當年武昌首義的幾人陸續故去，熊秉坤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就是那段波瀾壯闊歷史的唯一的見證人。

至1949年全國解放后，熊秉坤已經年逾六旬。

1949年5月，武漢解放后，熊秉坤親自出面維持地方，時任湖北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李先念，在當時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還撥了20萬斤大米給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

熊秉坤后來受邀擔任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湖北省參事室參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湖北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后，熊秉坤多數時間都是在參與有關辛亥革命或孫中山先生的紀念活動以及史料回憶。

在過去有不少人人認為，武昌起義期間孫中山本人在海外，而同盟會有關領導人黃興等也未及時趕往武昌，因此辛亥革命并非是孫中山領導。

熊秉坤并不贊同此觀點，在回憶武昌起義時數次提到過孫中山先生以及同盟會、共進會等團體的重要性。

當年起義面臨失敗風險，熊秉坤聯絡營中革命黨人時，也有同志明確詢問，此事是否為孫黨所領導，他則明確回應：

“當然有，孫中山先生是革命黨的創始人，公認的盟主，只要是革命黨就是他的黨，湖北名稱雖不一，但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宗旨則無二心。”

1956年，時值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熊秉坤被選為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被邀請赴京參加活動，但因病未能前往，只好出席了武漢地區各界人士集會紀念孫中山先生九十誕辰大會。

也是在大會期間，熊秉坤發言：

“有人講，武昌起義孫先生在海外不知道，因此，就說辛亥革命不是孫先生領導的，這完全是一派胡言。辛亥革命黨人都擁護孫先生，都是他的信徒，我在發難時，就從心眼里把孫先生當領袖，擁護他的革命主張......而且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都是以孫先生的同盟會的宗旨為宗旨，象這樣一些革命團體所進行的革命斗爭，當然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

1957年，熊秉坤與在武漢居住的參加過武昌首義的老人一致建議，將鄂軍都督府改建成辛亥革命紀念館。

196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舊址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3月7日，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為本館題寫“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和 “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兩方匾名。

三

1959年春，全國政協開會期間，周總理邀請了一部分年歲較大的委員開座談會，鑒于在座的許多人都是重大歷史的見證者，因此周總理鼓勵與會人員盡可能的把自己親身經歷寫下來，流傳后世。

圖|熊秉坤所著《辛亥湖北武昌首義事前運動之經過暨臨時發難之著述》（左）

當時熊秉坤已經年過七旬，是以周總理特意囑咐熊秉坤：

“您老在外地，找張體學就行。”

張體學，時任湖北省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

1961年，熊秉坤應邀擔任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籌備委員會委員，專赴北京參加紀念大會。

同年9月30日，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熊秉坤應邀參加，當時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的溥儀也出席了此次國宴，在得知熊秉坤也出席后，特意在時任統戰部部長張執一的陪同下趨前問候：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你打了第一槍，可稱蓋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倒了我這個當時還是小孩子的皇帝，讓我能順應歷史潮流，改造成新人，為表達謝忱，容我敬酒一杯。”

熊秉坤一聽，連忙起身回敬：

領當不起，辛亥革命是全國愛國志士仁人的共同功勞。一晃五十年，我們現在都是新中國的新人，今天見面，是新人做新事，感到特別高興。讓我們共同干懷，感謝黨和毛主席。”

同年10月13日，在中央安排下，熊秉坤與溥儀正式見面，當時會場還有一位是1924年把溥儀驅逐出紫禁城的西北軍將領鹿鐘麟，三人見面后彼此握手致意。

熊秉坤也忍不住講道：

“往日家路窄，拔刀相見，今天大家都生活在新中國，冤家路也寬，握手言歡。我們都擇善而從，殊途同歸，宿敵變朋友，舉杯又挽手，今天的相會，大家都很愉快。”

三個特殊歷史時期的見證者此刻共聚一堂，彼此笑談，成為一段佳話。

1964年，全國政協會議召開，熊秉坤再度赴京，并應周總理之邀參加國宴，也因為興致極高，熊秉坤竟在宴席間喝醉，直至第二天才酒醒，事后他忍不住感慨：

“周恩來總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會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都事無巨細的照顧到了，到了湖北這邊與大家干杯后，拉著我坐下來，肩并肩的談家常，讓人感到他是那樣的偉大，那樣的親切，那樣的摯誠。身為一國總理，一點官氣也沒有，毫無架子可言，過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了得？怎么會與我促膝而談？……”

熊秉坤心中始終記掛著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的籌建，周總理也很認可他的這個提議：

“辛亥革命時國共兩黨在認識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促進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一，都需要有這么一個辛亥革命紀念館，應當積極籌備。”

盡管熊秉坤被新中國認定是革命功臣，但也從未以功臣自居過，晚年更是經常教育子女要坐得穩，站得直，行得正。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與世長辭，享年84歲。

也是在臨終前，他對陪伴在身邊的孫子熊永鑄說：

“你的爺爺一生都是血氣方剛的，希望你以后也要做你的爺爺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