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姚遠

編輯 | 董可馨

熊培云生了一場大病，幾個月后又出了幾本書。在氣溫接近零度的北方，他用層層疊疊的織物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企鵝，卻依然瘦削孱弱。

他對記者說：“什么是人性？我這半生，寄希望于自己的事情基本做成了，寄希望于其他人的事情大多一敗涂地。”

21世紀初，熊培云寫新聞評論，寫社科類書籍，《一個村莊里的中國》 《自由在高處》《重新發現社會》，字字句句振聾發聵，大都出于一種知識分子“不得不寫”的責任感。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文字是在給社會“繳思想稅、良心稅，希望船不沉下去”。

熊培云大學畢業，恰好趕上互聯網時代帷幕剛剛掀起的好時機。一切都是嶄新的、純粹的，互聯網給普通人賦權，讓一個人的聲音可以抵達無數心靈的深處，激起風暴或漣漪。他曾經因這么一個時代的到來感到無比欣喜。表達激情最豐沛的一段時間，熊培云每個月發表四五十篇評論稿，孜孜不倦地闡述自己對社會進步的期許。

漸漸地，互聯網的面貌卻似乎變了，“不僅互聯網正在走向它的反面，而且每個人都變成弱者”。

熊培云

數據構建的虛擬廣場，逐漸被混戰盤踞。建設性的對話消失了，人與人互擲刀劍，獵巫運動蔚然成風。個人具體而復雜的處境坍縮成一個個單一身份，繼而被施以暴力，淪為公共戲劇中的犧牲品。

2017年秋天，熊培云在牛津大學訪學，時常坐在牛津街邊的長椅上，望著熙來攘往的人流。他正式開啟了自己對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系統思索，后來陸陸續續歷時七年，寫成《人的消逝》一書。

與此同時，他重新拾起詩歌與小說的創作，以抵御一個無意義世界對自己時間和主觀世界的侵蝕。“和日常的修修補補相比，虛構是另起爐灶，與現實世界平起平坐。”他說。

熊培云如今篤信的是，盡管在不遠的將來，人造的技術或許將驅逐真實的人類，甚至取而代之，但一個柔軟而詩意的心靈世界，將是人類留存于世的最后堡壘。

結構性混戰

南風窗：你對互聯網技術的反思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熊培云：我從1996年開始上網。當時，我在天津一家報紙負責互聯網周刊的編輯與撰稿，應該說在天津當地，很多人的互聯網啟蒙是從我開始的。

一開始，我對互聯網抱以樂觀的期冀，以為互聯網的發明是所謂“庶民的勝利”。普通人因為互聯網獲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從而獲得了力量。后來漸漸地，我明顯感覺到互聯網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人的消逝》這本書，最初起源于南開大學一個關于微博的普通課題，因為當時手頭有事正忙，沒來得及做。幾年后微博可以說是“惡貫滿盈”，變成了惡人谷與斗獸場，許多正直的朋友都陸續離開，而資本的逐利本性仍在縱容輿論生態的嚴重惡化。因為厭惡微博，彼時對它我已經毫無興趣，更別說研究。若要研究，首先得傾注感情。

既然沒法做，只好改題目。相較于簡單且應景地剖析為何爛泥坑里人人互擲刀劍，我寧愿關注價值深邃恒遠的人之消逝，于是寫了這本書。

《人的消逝》封面

南風窗：你對互聯網技術的態度發生質的轉變，是在什么時候？因為什么？

熊培云：大概2018年，我當時在牛津大學訪學，在網絡上被一群人圍獵。我沒有熱情甚至沒有義務為自己辯解，后來我在英國和歐陸看了將近100家博物館和美術館。

有學生為我辯護。我告訴她在一場運動中，為人辯護往往無異于“濕布投火”，你將一塊濕布投進大火，它很快會變成燃料。如果我能繼續與人為善，就不會被摧毀。

之后我又因為曾經受邀在東京大學訪問而被圍剿，外交部發言人特別澄清這是正常民間交流也不能阻擋有些人的惡意揣測。其實《西風東土》一書并不在我的寫作計劃之中，只有我自己知道寫這本600多頁的書如何嚴重影響了我的健康。

這些經歷讓我對互聯網媒介與人性產生了巨大的失望，也看到了人在特定結構中的無能為力。這也是我為什么說相較于關注人性，我更愿關注結構，即人的境遇。

南風窗：技術統治對人的威脅體現在什么方面？

熊培云：在此，我并非要贊揚“人治社會”的優越，而是與絕對的技術統治相比，在一個尚有“人治”的社會，假如你遇上一個能體恤他人困境的人，一些事情的解決方案是擁有自由裁量權和有彈性的。倘若完全把社會交給技術統治，可以求情的人消失了，只剩下一臺冷冰冰的機器。沒有人情的世界，還是人類世界嗎？

我并不完全否定技術的作用，但你說哪一種技術的發明，不是又增加了一種人類的死法？比如無人機，在它被發明應用以前，誰能想到在俄烏戰場上，一名士兵臥在地上裝死，竟然還能被無人機發現，被丟來一枚炸彈？想想技術進步有時候真的很悲哀，不過是讓死神又換了一把鐮刀。

《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劇照

南風窗：究竟是技術塑造了人的混亂與自毀傾向，還是人性本就如此，技術只是恰好盛放、展示了人類的這一面呢？

熊培云：像上面說的，我很少直接批判人性，古今中外的人性，無非都搖擺在欲望、恐懼與愚昧之間，具有一定的流動性。人永遠無法擁有全知的真理、絕對的理性，肯定會犯錯，所以都是善惡并存的。在我看來，一個人是善是惡，和他的人生際遇有關，和他處于怎樣的社會結構、人群互動關系有關。

過去互聯網技術尚未發明，誰也看不見誰，大家過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現在人人都有一部手機，彼此都看得見，技術塑造了這樣一種結構，讓手機變成沖鋒槍，人們拿著它在互聯網上混戰。

南風窗：是什么技術結構激發了人們對“混戰”的欲望？

熊培云：如果把互聯網比作一個全景監獄，當下不僅看守可以監視你，其他囚犯也可以彼此看見，甚至可以組團侵入你的牢房發起質問。

屬于人們的私人領域被擠壓、縮小到了極致。一些社交媒體上，你點贊了什么內容會被展現給朋友和公眾，于是哪怕是打瞌睡的時候一不小心碰到了點贊按鈕，你也可能會被一些人找上門來興師問罪。

手機變成了一個臥底，它可以隨時出賣、背叛你，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結構中。造神運動幾乎不會再發生，而獵巫運動每天都在進行。

表達的原則

南風窗：一些現代年輕人漸漸患上了“精神失語癥”，想說的話越來越少，無論以前多么熱衷于更新個人社交媒體、參與公共討論，如今都覺得無話可說。你怎么看這種狀態？

熊培云：我最近稍微好一些，但也已經很長時間不想說話了。這幾年一直在生病，覺得生活首先還是自己的，就不太在意別人怎么想了。

早先我寫了很多社科類書籍，關心社會和國家，希望外部世界變得更好。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本人始終處于自我犧牲的狀態，自己完全被掏空，直到生了一場病，意識到并非來日方長，當務之急還是抓緊建設自己。我不想在文學上辜負自己，我知道自己在這方面尚有激情與才華。

南風窗：在這種泥沙俱下的信息技術環境中，普通人如何保全自己的心智？

熊培云：舉個簡單例子。比如短視頻平臺和算法機制，人們往往批判它會塑造信息繭房、同溫層效應，會促使觀念極化。而我想說，如果你是一個具有媒介素養或者“算法素養”的人，這些算法的操縱是可以為你所用的。

而我深受其益，最近寫了一部小說，主人公是一名昆蟲學家。在短視頻算法的反復推薦下，我打造一個關于昆蟲學的“信息繭房”，得到了關于昆蟲學的各種知識，完成了一種正向的知識積累。只要你是自由的，信息繭房也可以變成一個專業的圖書室。

即使是在算法世界中，如果你是一個愛思考、具有主體性的人，你也可以是自由的。

《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劇照

南風窗：是的，現在很多年輕人更愿意打造自己的信息繭房，只看自己想看的內容。

熊培云：這也沒錯，誰愿意天天活在一個充斥著沖突的世界中？人之所以會不斷強化自己的觀念，其實也是為了避免內心的沖突。但保持開放與清醒也是必要的。

南風窗：所以對于“真理越辯越明”這個道理，在互聯網世界中，是否依然成立？

熊培云：大多數時候真理的確是越辯越明的，但人們經常辯論的往往并非只有真理，而是意義。比如什么是幸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實際情況。就像尼采所說：“沒有真理，只是闡釋。”我原先也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沒有角度就沒有風景。”每個人其實都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待這個世界。站在意義的角度，辯論不能超越人的主觀感受，否則辯論只能促進人的消亡。

南風窗：那么，你還相信公共表達的價值嗎？

熊培云：我從不否定公共空間的意義，但是公共空間也需要價值與秩序。我比較欣賞的是類似于富蘭克林早年在費城舉辦的“皮圍裙俱樂部讀書會”的狀態。

這個讀書會很有意思，其中一項原則性章程是，當你與其他會員交換意見的時候，不能使用“絕對”這個詞，否則要接受罰款。他們覺得，你來參加讀書會，并非來宣揚真理的，你的觀念不一定全對，別人的觀點不一定全錯。

富蘭克林在回憶錄中寫，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當人們開始使用這種方式表達以后，變得更容易接受來自他人的批評了—因為我起初的表達又沒說是一定正確的，后來的改正于是也不難為情。

《模仿游戲》劇照

多年后美國制憲會議，當所有人爭執不下的時候，富蘭克林說，我們來這里開會，每個人都有自己心愛的觀點，如果人人都不妥協，草案永遠無法達成。最終也是在人們的彼此妥協中，美國制憲會議的最終藍本形成了。

南風窗：這個原則很重要，幾乎可以成為所有商討的基礎。

熊培云：是的。為什么互聯網上的爭吵那么激烈？無數人都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無法容忍其他人的觀點，每個人都帶著標準答案在和別人討論。

“絕對化”的表達是一種蓋棺論定，仿佛是在說，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不容許任何成長和變化。然而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原先我堅持的某些觀點，后來也會慢慢發生改變。人需要處于一種不斷思考的狀態。我尚未垂垂老矣，愿意用一生來接受某些觀念。

人的驅逐

南風窗：你在書中寫，人正在毫無懸念地變成時間海灘上一塊塊光滑的鵝卵石。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本應是建立與強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為什么反而似乎割斷了它們？

熊培云：我自己的體會非常深刻。年少時住在鄉下，父母生病了，親戚會提著一個點心來家中看望，一起聊聊天。而現在當我病了，多好的朋友也只是在微信上說句保重。這種符號對符號的關心，讓我覺得人與人的距離似乎更遠了。

包括新同事入職，以前大家在現場鼓掌歡迎，我們能看見新同事的模樣，他是具體的、活靈活現的人。現在新同事入職就是微信群中新增了一個符號，大家在群聊中復制手掌的圖案，千篇一律。大家真的歡迎嗎？真的鼓掌嗎？誰也不知道。

人在手機上有成千上萬的朋友，都是符號，看不爽了就刪掉，像把一個符號拉出去殺頭。人的意義被稀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淡漠，這確實與科技的擴張與濫用密不可分。

《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劇照

南風窗：現在一些年輕人更愿意和人工智能談戀愛，而不是真實的人。

熊培云：我在《人的消逝》中提到一個概念—“虧欠”。人與人彼此提供服務的時候，會產生虧欠之心。比如我們所處的咖啡廳，建筑工人鋪了道路、建起了商場，是這些擁有具體血肉的人類創造了一切，讓我們有機會坐在這里談話，我們對他們懷有感激之情。

這種情感的漣漪、彼此的觸動，像榫卯結構一樣將人類緊緊地咬合在一起，可如果這一切都是機器和技術實現的，人就處于某種互不需要的狀態。

南風窗：我想起無人駕駛出租車在一些城市試點運行，人類司機對它們是有一些抵觸情緒的。不久的未來，人們或許就要面臨AI司機還是人類司機的抉擇，你怎么看？

熊培云：這本質上屬于資本的擴張。在社會學的立場上，幾乎沒有人希望技術發展的最終后果是奪走了普通人的生計。

技術和資本愈發膨脹，人越來越渺小。上世紀90年代大家經常討論后現代文化，甚至覺得它意味著某種希望。至少我一度以為，前現代社會中銅墻鐵壁的東西，經由后現代人的原子化、價值觀的碎片化，可以逐漸瓦解，人最終會變得更自由。

可是30年過去，人更自由了嗎？似乎沒有。原來以為可以被瓦解的東西反而愈發龐大。人變成了巨型機器上的浮土和螞蟻。

南風窗：對技術的警惕和反思在人文社科領域是共識，但對于實際掌控著技術和資本走向的領域來說似乎并非如此。就如你書中提到的，人文精英與商業、技術精英的對話是斷裂的，為什么存在這樣的斷裂？

熊培云：《南風窗》之前一篇文章描述了全球的文科倒閉潮，我個人認為文科的衰落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天才基本法》劇照（點擊閱讀文章）

放眼全世界，文科很多時候既不提供審美價值，也不提供思維價值，似乎人人都在填表、互相吹捧、混圈子；不關心社會，也不關心未來，甚至不關心過去，只會在一些術語中打轉。這樣的文科不衰落，公理在哪里？意義在哪里？所以，有些時候技術也是替罪羊。

南風窗：如何重建人文社科與其他領域的對話？

熊培云：我覺得文科首先要面對真問題。

比ChatGPT更可怕的是人的消逝。很多人說，自從ChatGPT出現以后，學生寫論文就不認真了。話說回來，ChatGPT出現以前，很多學生也是這么寫論文的，東抄抄西抄抄，沒有自己的觀點，只是把一個巨大的平均數呈現給論文答辯老師，自己沒有認真的思考，并不在場。

人工智能興起以后，會對很多人的工作構成威脅，首當其沖的是那些原本就不在場的人。

有時候并非簡單的機器驅逐了人，在所謂人的消逝之前，很多人已經自我驅逐了。就像我在小說里感嘆的，很多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雖然每日辛辛苦苦，卻從未真正走進自己的命運。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4期

《人的消逝：

從原子彈、互聯網到人工智能》

作者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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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打開潘多拉魔盒。事實上，每一次劃時代的技術浪潮，都粘滿了“盲目樂觀”的羽毛。原子彈雖然結束了二戰，但也形成了對人類存在的巨大威脅；互聯網雖然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生活邊界，但越來越多的人反而經歷著時空坍縮；人工智能雖然使得機器變得越來越人類友好，但人類反而像是淪為了機器的附庸……

本書中，熊培云以原子彈為思緒的起點，進而延展到互聯網構建的新型文明，及至近年來欣欣向榮的人工智能，系統、廣闊地分享了自己近年來的思考。試圖在科技一往無前的當下，喚醒“人何以為人”的意識。

熊培云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畢業于南開大學、巴黎大學，主修歷史學、法學、傳播學與文學。曾任《南風窗》駐歐洲記者，《新京報》首席評論員。香港大學、東京大學、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理想國譯叢”創始主編委員之一。現執教于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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