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7日，一位老人走完了他光榮而又坎坷的一生，他曾是一位好干部，22歲擔任縣長，為了能夠讓百姓過上好日子，他與縣委書記焦裕祿一起奔波在沙丘中，忙碌于種泡桐樹，終于消除了自然災害，解決了百姓的溫飽，可是正因為這一段經歷，使他蒙冤入獄，十幾年的牢獄生涯使他變得蒼老，卻沒有讓他失去信仰，他去世后，在他曾任縣長的蘭考縣，很多百姓自發為他送行，為他默默禱告，他就是曾任河南蘭考縣縣委副書記，縣長的張欽禮。

張欽禮

1927年，張欽禮出生在河南蘭考，他的父親張元謀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領導的著名的濉、杞、太農民起義運動，起義失敗后，回蘭考和妻子師華清一起打游擊、打鬼子。張欽禮從小受到父母的熏陶，18歲就參加了革命，由于他不怕吃苦，任勞任怨，再加上能力出眾，很快受到組織上的重視，22歲就擔任了考城縣的縣長，1954年蘭封、考城合并為蘭考縣，他擔任蘭考縣的縣長，年輕的張欽禮本應該前途遠大，可是由于他工作認真，敢于堅持真理，使得他日后的人生道路頗為曲折。

大膽講實話，屢遭冤屈

1957年，蘭考縣有九百多名脫產干部，卻有366名脫產干部被劃成了右派。起因是當時的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這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向上級舉報，于是捏造罪名，硬是把他送進了監獄。后來，有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響應。但是，在當時的反右運動中，這些 簽名者都劃成右派。為此，縣長張欽禮為他們大聲鳴冤，可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被撤銷縣委副書記的職務，而孫躍堂呢，他卻被認為雖有“錯誤”，但因“引蛇 出洞”有功（反右），功過相抵，被調到鄰近的東明縣工作，不久又被晉升為縣委副書記。

1958年，河南省里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要求各縣報產量、報征購數，結果報了三天，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購數字。這時張欽禮在會上發言了，他說他真的報不出這些假數據，說這是在欺騙黨，欺騙人民，同時，他還揭發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也是假的，說到激動之處，他大聲批評省委帶頭搞浮夸，并點名指責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此，張欽禮被押送回蘭考，接受群眾的批斗，還被戴上了“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一年，降了三級，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年輕時的張欽禮

在農村勞動時，由于自然災害，這里的糧食歉收，農民吃不飽肚子，普遍浮腫，張欽禮也是一樣，甚至有一段時間，他餓得不省人事，妻子來看他，張欽禮竟然餓得認不出妻子是誰。后來張欽禮想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可是當時的河南省委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百姓說話。于是村里人給張欽禮出了個主意，讓他到北京上訪。他們找了個機會把張欽禮送上了火車，臨行前給他準備了干糧，叮囑他，到北京如果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來到北京，費了很大一番周折，張欽禮終于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見他面色浮腫，便讓工作人員帶他先吃飯，張欽禮說，不麻煩總理了，您工作那么忙，我這里還有老鄉給的干糧沒吃完。周總理讓他把干糧拿出來，他想看看蘭考的百姓都吃什么，張欽禮開始有些猶豫，后來拿出了一個菜團子，周總理用手一接，菜團子卻成了碎渣，掉在了地上，他拾起一塊放在嘴里嘗了嘗，頓時眼睛濕潤了，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啊！”，在一旁的張欽禮也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后來在周總理的親自關照下，張欽禮終于被平反，恢復了蘭考縣委副書記，縣長的職務。

與焦裕祿搭檔，大力整治“三害”

1962年，焦裕祿從洛陽礦山機械廠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張欽禮開始與他成為搭檔，從此，兩人的命運被牢牢地綁在了一起。焦裕祿是個講實干，追求真理的干部，正像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中表現的那樣，當他看到蘭考人民的艱難生活時，內心受到了觸動，下決心要讓蘭考人民過上好日子。焦裕祿看到張欽禮敢講真話，是個一心一意為百姓辦事的人，于是也推心置腹地與他交流，和張欽禮成為了很好的搭檔。縣委原來有個勸阻辦公室，是專門阻止上訪群眾設置的，焦裕祿和張欽禮把它改成了除三害辦公室，為了找到“三害”發生的根源，他們帶領工作人員整天奔波在野外，冒著風沙啃干糧，頂著暴雨追流向，嘗著鹽堿劃分布，在一年零三個月里，他們騎著自行車走訪了120多個大隊，查清全縣大小風口84個，逐個編號、繪圖，行程5000余里。由于焦裕祿是外地人，對本地的地形不熟悉，也沒有深厚的人脈關系，很多都要靠張欽禮這些本地出身的干部幫助，而張欽禮因為被焦裕祿的為民情懷感動，也一心一意的配合焦裕祿的工作。

焦裕祿在蘭考

后來，他們得知有兩位下鄉到當地的知青魏建章和朱里楚，他們正在搞“農桐間作”的實驗。由于這項科研成果可以防風固沙，適宜在沙區試驗推廣，所以選在蘭考。這里的生活條件很差，他們整天吃粗糧野菜，加上風沙干旱，使這兩個年輕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祿和張欽禮得知后，立馬意識到這項研究的價值，通 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其實是不受優待的，兩個知青看到縣委的兩位領導能夠如此體諒他們，于是便下定決心，在蘭考做實驗，幫助蘭考消除“三害”，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泡桐樹的種植在蘭考廣泛推廣，使得蘭考的自然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就在大家歡喜之時，焦裕祿卻病危了。

焦裕祿逝世，張欽禮堅持除“三害”

焦裕祿在來蘭考之前就有嚴重的肝病，來到蘭考由于條件艱苦，病情加重，轉成了肝癌。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因肝癌去世，臨終前，他對前來探望的張欽禮說，我死之后，就埋在蘭考的沙丘下，我要看著蘭考人民把“三害”治理好，張欽禮眼圈濕潤了，他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把焦裕祿未完成的事業進行下去。

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劇照

1964年5月下旬，河南省政府在商丘市召開了一個全省沙區造林先進工作會議，此時距離焦裕祿去世僅不到半個月，會議安排四位沙區造林先進縣的縣長發言，每人發言限定40分鐘。這四位發言者中，第二位就是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可是他的發言卻嚴重跑題了，把經驗交流講成了焦裕祿事跡。一個全省的正式會議，縣長發言竟然能跑題，這本身就很少見。但更少見的是，當時主持會議的河南省副省長王維群自始至終都沒有打斷這位縣長的講話。

很快，一個小時過去了，張欽禮意識到自己發言跑題了，還超時了，有點尷尬。王維群站起來，一揮手：“繼續講，不受時間限制。”于是張欽禮一口氣講了兩個半小時。

當他講到，焦裕祿在三個月的時間里，跑了120多個大隊，行程5000余里，來到老鄉家里同吃同住同勞動；當他講到，焦裕祿雖然患有嚴重的肝病，卻沒有因病休息一天，而是和鄉親們一起整日忙著種泡桐樹；當他講到，焦裕祿臨終時，吃力地要求同事把他埋在沙地里，“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全場400多人無不動容，場下時不時傳來抽泣聲。等到發言結束，王維群當即表示：“轉換會議主題，下午全體討論焦裕祿事跡。”而等到下午的會議結束后，河南省委迅速做出決定，向優秀共產黨員焦裕祿學習。

后來，新華社的副社長穆青率團到蘭考采訪，在得知焦裕祿的事跡后，他們也深受感動，通過張欽禮等人的表述，穆青一行人寫了一篇關于焦裕祿的長篇文稿，之后，在1966年2月6日，新華社播發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從此焦裕祿的事跡在全國廣泛傳播。

可是由于焦裕祿和張欽禮在工作中大膽起用了一批當時有政治問題的知識分子，這與當時抓階級斗爭的工作背景有矛盾，一些人不支持這種工作方式，這也為張欽禮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蘭考泡桐林

張欽禮回到了蘭考，他繼續帶領群眾種泡桐，引流灌溉沙荒，可是一些人說他是右派，誣陷他是反革命，幾次把他打倒，讓他接受批判，后來又是周總理幾次打聽張欽禮的消息，多次出手相救，才讓他化險為夷。總理本想把他調到中央工作，如果他留在中央，就不會有日后的麻煩，可是河南省委希望他這個典型能回到家鄉工作。為了蘭考人民，張欽禮回來了，他被提升為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但張欽禮對這些名利看得很淡，他仍坐鎮蘭考，帶領百姓除“三害”，經過六年的奮戰，他們終于干出了成果，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堿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16個工廠，年產值4000多萬元，稅利760多萬元，糧食產量由1962年的6000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糧，是解放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蘭考也由原來的缺糧縣變成了糧食富余縣，到1976年，已上繳給國家3000萬斤糧，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

就在蘭考人民開始走向幸福生活時，張欽禮的悲劇開始了。

受誣陷鋃鐺入獄，辭世后百姓送別

1976年后，全國開展清查行動，一些反對張欽禮的人開始利用這個機會報復他，并且威逼他揭發檢舉原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張欽禮拒絕了。

1978年10月16日，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警察給他戴上手銬時，他對著天大喊：“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地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 記住這個日子，這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日子。”工地上的百姓都流了淚，他們選了三位代表來到監獄探望張欽禮，警察不讓探望，三個農民苦苦相求，后來想把準備的東西轉給張欽禮，警察不允許，他們流著淚說：“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倒不省人事，有口吃的墊墊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警察終于同意了。三人在獄墻外面轉悠，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法院給張欽禮定的其中一條罪名就是“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在監獄里，時常有蘭考的百姓來探望張欽禮，日子長了，連看管張欽禮的工作人員也被感動了，他們也時常默許群眾的探望。后來經過各方的努力，張欽禮終于提前半年被釋放，時間是1990年5月20日。

張欽禮出獄后，和妻子在鄭州居住，當別人跟他談起往昔，談到焦裕祿時，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說，焦書記留下的不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說，他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是，在總理的支持下，六年時間，他帶領當年和焦裕祿一起組織過的除“三害”隊伍，種泡桐樹，引流灌荒，讓蘭考人民過上了幸福的日子，創造了從解放到他被捕時的蘭考黃金時代。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與世長辭。當靈車回到蘭考縣時，當地的群眾自發組織送別張欽禮。“張書記回來了，張書記回來了”靈車走到跟前，一個人喊：“跪吧！”，"撲通"，幾百人就跪下了。蘭考這條街本來三十分鐘就可以走完卻走了四個多小時。離開縣城，本來要直接去張欽禮家，可是群眾們早就在路兩旁等著了，為了不影響交通，靈車只好走了小路。路邊的群眾得知后又連夜趕到他家。當時，正是小麥快要成熟的季節，聚到張欽禮家的群眾有十萬人以上，為了不影響秩序，不影響農業生產，只好提前改葬。張欽禮被追認為烈士，他終于得到了應有的愛戴。

如今，在蘭考，有兩座墓園，一個是焦裕祿紀念園，另一個張欽禮烈士陵園，兩位昔日并肩工作的同志又重新團聚，一起供世人瞻仰。他們的精神將在蘭考這片土地上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張欽禮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