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越南效仿中國推行“革新開放”政策以來，其經濟發展路徑常被視為“摸著中國過河”。然而，38年過去，越南雖在吸引外資、擴大出口方面成績亮眼，卻始終未能孕育出像華為、比亞迪這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巨頭，更遑論在AI領域實現突破。這種看似矛盾的“越南現象”，背后隱藏著多重結構性困境。

越南的制造業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上。從紡織品的化纖原料到電子產品的核心零部件，越南工廠更像是一個“組裝車間”。例如，越南生產一部手機，70%的零部件需從中國進口，本土僅承擔最后的組裝環節。這種模式導致越南制造業附加值極低，2023年越南制造業產值僅占全球的2%，而中國則高達35%。即便在越南引以為傲的電子產品出口中，本土企業占比不足10%，外資企業壟斷了90%以上的高附加值環節。相比之下，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便通過“市場換技術”策略，逐步實現從組裝到自主研發的跨越，而越南的產業鏈始終未能擺脫“寄生”狀態。

技術積累的匱乏是越南難以突破的硬傷。2023年，越南研發投入僅占GDP的0.43%，遠低于中國和韓國。這種“重引進、輕研發”的思維，使得越南企業長期停留在低端代工層面。以越南曾經的電子企業Orra Hano為例，因不愿投資液晶面板研發，最終在技術迭代中破產，而同期中國京東方卻通過持續投入成為全球顯示領域巨頭。反觀華為、比亞迪，年均研發投入均超百億美元，華為5G專利數全球第一，比亞迪則擁有從電池到電機的全產業鏈技術壁壘。越南缺乏的不僅是資金，更是對技術自主的戰略認知。

越南的經濟政策長期聚焦于吸引外資，卻忽視了對本土企業的培育。外資企業在越南享受超低稅率和土地優惠，而本土企業則面臨融資難、人才流失等困境。越南最大的民營企業Vingroup集團雖涉足房地產、汽車等多個領域，但其新能源品牌VinFast的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市值泡沫破裂后暴跌95%，暴露出“資本驅動型創新”的脆弱性。反觀中國，政府通過“科技重大專項”“國產替代計劃”等政策，系統性扶持華為、中芯國際等企業突破技術封鎖。越南的“抄作業”只模仿了開放的表象，卻未學到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護航”的精髓。

越南的基礎設施短板嚴重制約產業升級。2023年“電荒”導致三星、富士康等企業停工，暴露了電力供應體系的脆弱性。此外，越南高等教育體系滯后，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嚴重依賴外聘，本土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脫節。相比之下，中國通過“雙一流”高校建設和職業教育改革，為科技企業輸送了大量人才。華為全球19.5萬員工中，研發人員占比達55%，這種人才密度是越南難以企及的。

越南的困境印證了一個經濟學悖論：單純依靠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資，可能使國家陷入“中等技術陷阱”，既無法在低端市場與更貧窮國家競爭，又難以在高端市場突破技術壁壘。要誕生本土的“華為”，越南需要重構發展邏輯：從“代工經濟”轉向“創新經濟”，從“政策優惠”轉向“制度創新”，從“依附式增長”轉向“自主性突圍”。這條路或許漫長，但卻是打破“模仿者宿命”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