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們青島知青到平度縣插隊落戶的有很多人，可嫁給農民或和當地姑娘結婚的知青卻屈指可數。因為種種原因，我在下鄉插隊期間嫁給了農村青年，成了留守知青，我也為此承受了很多風言風語。有關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經歷，聽我慢慢給大家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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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學們一起乘車到平度縣李家莊大隊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當時我們五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被分派在了李家莊七隊，大家臨時分散開借住在老鄉家中，我和于海榮借住在了小隊會計李廣生家，和李會計家的大女兒李吉英住在一間房子里，也和李會計一家人一起吃飯。

李家莊大隊地處膠萊河沿岸，那里地勢低洼，十年九澇，土地鹽堿化嚴重。因為村里的耕地大多數在村子的西南邊，社員們都稱那片耕地為“西南洼”。“西南洼”地勢平坦，土地相對肥沃，天氣干旱可以引水灌溉，若趕上雨水過多，就會導致內澇。老百姓有句口頭禪：“李莊看西南，雨季能劃船，十年九澇沒收成，收上一季就夠吃三年。”

李會計家一共五口人，三個孩子，大的是女兒，叫李吉英，當年十九歲，已經和本隊的一名青年訂婚了。李吉英下面兩個都是弟弟，大弟弟叫李吉平，當年十七歲，初中沒畢業。小弟叫李吉安，當年十三歲，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李吉平和李吉安住在東廂房里，我、于海榮和李吉英大姐住在堂屋的西間房子里。

當時正是冬季農閑，地里也沒什么要緊的農活，安頓好我們知青的住處，李隊長帶領我們知青在村子里轉了一圈，又帶領我們到“西南洼“看了看那片麥田。因為是冬季，干枯的麥苗沒有一點生機，地里泛著一層白堿。李隊長說只要沒有什么大的災害，明年的麥收就錯不了。

聽李隊長說這片土地十年九澇，我的好同學張樹林就問李隊長：“隊長，你說天旱了能灌溉，雨季為什么不想辦法排澇？”“這個也想過，挖排澇溝渠不是小工程，單靠咱隊里的力量很難完成。”李隊長苦笑著說道。張樹林低頭思考了一下，接著李隊長的話茬又說道：“那就全大隊一起干，不行的話再聯合鄰村的力量，人多力量大嘛，再說了，修好了排澇渠，咱這周邊的生產隊都能受益。”“這倒是，就怕其他生產隊不配合。”李隊長苦笑著搖了搖頭。

過了幾天，張樹林去找大隊書記，說了自己的想法，大隊書記很高興，他說抽時間開社員大會，征求大伙的意見。過了不久，果真召開了社員大會，多數社員群眾同意開挖排澇渠，也有一部分社員不同意，他們覺得工程量太大，那得挖到猴年馬月啊。張樹林在大會上給社員們講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贏來了熱烈的掌聲。

這件事雖然得到了大多數社員群眾的贊同，但施工時間和具體方案還需要再研究，大隊書記說還要上報公社革委會。

那個冬季，隊里基本沒安排我們知青干什么農活，我和于海榮在李會計家借住，天天都吃現成飯，李嬸不讓我倆燒火，做飯也不讓我倆搭手，就連刷鍋洗碗，都不用我倆干。李會計家的家境也不錯，我們居住的西間房子里有幾個大甕，甕里都是高粱、玉米和小麥，李嬸天天換著樣給我們做好吃的，還把高粱、玉米和地瓜干摻在一起，用石磨推成磨糊給我攤煎餅吃。他們一家人對我倆特別好，我和于海榮要洗衣服，李吉平就去給我們挑水，他說新打上來的井水溫，洗衣服不冰手。

在李會計家借住了幾個月的時間，等天氣暖和了，隊里就給我們蓋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點，我們十名青島知青就搬到知青點一起吃住了。我和于海榮不在李會計家借住了，李吉平還經常到知青點來幫我們挑水，李嬸攤了煎餅，也會讓吉英姐姐或李吉平給我們送來，同學們都說李嬸是把我和于海榮當成了她的親閨女。

1969年的冬季，修建排澇渠的計劃沒能實施，李隊長只帶領社員們平整了一塊坡地。平整那片坡地，也是我同學張樹林提的建議。到了1970年冬季，開挖排澇溝渠的計劃才得以實施，全大隊的社員都出工勞動，首先開挖一條主干排澇渠，還計劃開挖一條排澇支渠，還要在膠萊河上游再修建一條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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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和張樹林正在挖渠現場抬大筐，民兵連長突然來找張樹林，他說是大隊書記讓他來叫張樹林去公社衛生院參加征兵體檢的。

一個月后，張樹林穿上綠軍裝參軍入伍，我為他驕傲為他高興的同時，心里也多了幾分失落和惆悵，當時我倆一起來平度插隊落戶，我媽就當著我的面對他說：“樹林，到了平度，你要多關心照顧我家紅梅，別讓外人欺負她……”言外之意，我媽就是在為我托付終身。

分別的時候，張樹林不好意思地對我說：“謝紅梅，對不起了，我要走了，以后你要自己照顧好自己，我就不能照顧你了……”

1971年初秋，連續幾天的大雨過后，我們大隊快要成熟了地瓜、玉米、高粱等農作物都被泡在了水里，地瓜和低洼處的莊稼全都遭受了滅頂之災。

那年秋季的收成連一成都沒有，社員們家里都有余糧，可我們知青的吃糧問題卻面臨巨大壓力，到了初冬，我們就要斷頓了。李隊長把隊里的機動糧分給了我們一些，上級還給我們發放了救濟糧。雖然救濟糧主要是地瓜干和高粱，玉米和小麥很少。但有了上級發放的救濟糧，我們的口糧也就有了保障。

知道我們知青點的伙食不好，李嬸經常叫我去她家吃飯，給我搟面條，給我做好吃的。當時吉英大姐已經出嫁了，李嬸說以后我就是她的親閨女。

遭遇了那次罕見的洪澇，全公社掀起了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高潮，隊長安排我們知青和年輕社員去三合山推石頭壘起水渠，兩個人一輛獨輪車，男女自己組合，我就和李吉平拉一輛車。空車走平道的時候，李吉平就讓我坐在車上，他推著我，上山的時候，我就在前面拉車，重車下山的時候，我就在后面扯住繩子增加阻力，起到減緩車速的作用。

跟著李吉平拉了一個冬季的石頭，他教我學會了推獨輪車，我也深深愛上了淳樸善良、勤勞又正直的李吉平。鄉親們也都說我倆很般配，簡直就是天生的一對。

1973年秋天，大隊書記安排我到學校當了民辦教師，我們大隊的學校離李吉平家很近，每當放學的時候，李嬸就在學校門口等我，拉我去她家吃飯。李嬸知道我愿意吃手搟面，她經常給我搟面條，給我吃荷包蛋。李嬸還說，吉平都二十二三歲了，她也著急抱孫子了。

當時張樹林已在部隊讀了軍校，我和他已經不在一個層面上，就算張樹林不明說，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那年冬季回青島探親過春節，我把我和李吉平相愛的事情告訴了我父母，起初我父母不同意我和農村青年結婚，希望我等待機會招工回青島。我說我是發自內心地喜歡李吉平，這輩子非他不嫁，最后我父母尊重了我的選擇。

1974年秋后，我們知青點的女知青都陸續招工回城了，于海榮回青島國棉二廠當了工人，知青點就我一名女知青了，我就和李吉平領取了結婚證，搬到他家居住了。

對于我倆的結合，同學們都持反對態度，都覺得我不該草率地跟農村青年結婚，以后肯定會后悔。一次我還聽到兩名男同學背后議論我，說我嘴饞，貪圖吃李嬸家的煮雞蛋。還說我目光短淺，就是看人家有幾甕麥子和高粱，家境殷實。還說了很難聽的，我實在沒法說出口…… 村里也有風言風語，有人說我壞了李吉平的孩子，不然的話，我也不能這么著急嫁給他。對于這樣的風言風語，我也承受了很大壓力。

等同學們都招工回城了，和我一樣嫁給農村青年的幾名知青也后悔過，有一名女知青后來還離婚了。我也后悔過，可后悔也晚了，我已經成了兩個孩子的媽媽，再苦再難，我也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1982年秋天，我轉成了公辦教師，也算享受了國家對知青的照顧。1984年春天，李吉平也享受了知青家屬待遇，他被招工到縣滑石礦廠工作，轉成了非農業戶口，當了采礦工人，后來又調到滑石粉廠工作。

2007年冬季，我在鎮教委退休，因為下鄉插隊的那段知青歲月也算工齡，我的退休金比李吉平高不少。

等到李吉平退休后，我倆在市里買了樓，可兩個孩子都在青島工作生活，我和李吉平更喜歡農村的田園生活，平度市里的那套房子我們很少去住，也很少在市里生活。春、夏、秋三季，我和李吉平在農村種菜種瓜種莊稼，養雞養鴨，秋收后，我倆要去青島給兩個孩子送糧送菜，還要在青島小住一段時間。

直到現在，我和李吉平還耕種著別人撂荒的兩畝多地和一片菜園子，我倆的口糧基本也就有了保障，連兩個孩子家的口糧也差不了多少。和同學們聚會的時候，于海榮問我：“謝紅梅，你們到底算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你一個人的退休金能比我們兩個人的多，又不差錢，干脆回青島生活吧。”

我想了想，笑著說：“我和李吉平算不上城里人，但也不是農民，我們就屬于那種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人吧。城市生活我向往，田園生活我熱愛，我們不能回到城里常住，也離不開農村，只能生活在城鄉的夾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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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這樣的回答，同學們都說很精彩，不光說我回答的精彩，他們說我這樣的生活更精彩！您認為我這樣的生活精彩嗎？大家也喜歡我這樣的生活嗎？有過知青經歷的朋友們，歡迎來評論區聊天分享各自的快樂生活吧。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謝紅梅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