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

《阿Q正傳》是魯迅原本以“巴人”筆名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間刊載于《晨報》副刊，后在1923年8月收錄于魯迅的小說集《吶喊》之中。《阿Q正傳》被公認為是魯迅小說的代表作，并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負盛名的文學作品。

在《阿Q正傳》中我們能發現一類人物，那就是地保。故事中的地保和阿Q“熟”得很，阿Q的種種忤逆行為都歸地保管，具體的處罰都由地保來執行，即使是阿Q觸犯了趙太爺等士紳，也是由地保周旋其間進行交涉。

趙太爺聽說阿Q叫嚷著自己是趙太爺的本家后并未直接派人懲罰阿Q，而是通過地保傳喚的。阿Q調戲吳媽后趙秀才雖然拿著大竹杠痛打阿Q以作懲罰，但是正式合法的處決協商還是由地保進行。趙秀才雖對阿Q憤憤不平，但其自身也沒有權力驅逐阿Q，只能“吩咐地保，不許他住在未莊”，而阿Q也因為賠了地保二千大錢未被直接趕出未莊。地保還趁機與阿Q議定每月供奉的“孝敬錢”，明目張膽地收禮斂財。

其實，地保就是當時社會對基層管理的具體執行者。他們雖然身份不高，但是與老百姓直接聯系，而且權力看似雖小，但能量大的很。也就是說他們這些人一旦掌權，就會肆無忌憚的弄權，將權力的勢能發揮到最佳程度。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普通百姓，將阿Q狹小的生存空間掐滅。地保說白了就是“小鬼難纏”。

明清時期，為了維護專制社會和皇權的穩固，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君主必須依賴官僚集團來管理，但是官總是有限的，他們職責范圍又是異常的廣泛，所以官員自己也管不過來，必須依賴數量眾多的胥吏之力才能勝任。于是導致了明清時期衙門隊伍異常龐大，形成了吏員十倍于官，而差役又十倍于吏員的局面。

明清時的胥吏大體上包括兩類人：其一是協助主官處理文牘工作的人員，被稱為吏員、書吏或書辦，這種人需要由讀書人充任，在胥吏階層中居于地位較高的層次；其二是從事各種勤雜差遣事務的人員，被稱為差役，也就是俗稱的衙役，屬于官場中地位最為低下的層次。魯迅時代的地保其實就是衙門衙役演化而來的。

不管是小吏，還是地保，他們在官場上雖然身份低微，但卻經常久居一職，熟悉各種事務，擁有處理復雜事務的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處于官和民之間，負責協調和處理官民關系，等于是個中間人。

因此，只要他們稍微在中間做一點手腳，就可以很輕松地欺上瞞下，并從中牟取私利。

“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

歸納起來，胥吏之害的表現主要有：刁難索賄、挾制主官、監守自盜、倚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那么，問題在于，為什么這些小吏、地保敢于敲詐勒索？

為什么一個地保都敢明目張膽的敲詐？

造成胥吏之害的最根本原因當然是君主專制制度本身，因為胥吏是依附于官僚制度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權的。但是專制社會中，權力壟斷的，壟斷于君主，君主不受任何限制、制約、約束和監督，權大于法，凌駕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君主又通過自上而下層層任命官吏的方式完成權力的確定和行使。

等于官吏的權力來源于君主，君主權力不受限制，不受法律約束的，那么，官吏權力來源于君主，自然也不受任何的約束和監督，而小吏的權力又依賴于官吏，等于小吏和地保其實成了皇權的化身。既然皇權不受限制，那么要想在君主專制制度之下根除胥吏之害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是根本原因，而清朝是專制社會頂峰的時候，權力壟斷超出想象，那么，這種小吏危害也自然達到了頂峰。所以小吏、地保利用權力欺上瞞下，為自己牟取私利，敲詐勒索十分普遍。

本文參考文獻：

魯迅.《阿Q正傳》

孫偉、任旖然.《地保：“胥吏之害”與阿Q精神勝利法的生成》

陳小葵.《論明清時期的“胥吏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