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末到16世紀，歐洲人為了探尋新的貿易路線，開辟了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繞道好望角抵達亞洲的新航線，拉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并初步將全球各地區連為一體，形成了世界秩序的雛形。

到了18世紀下半葉，歐洲爆發了兩場影響深遠的革命，進一步推動了歐洲乃至世界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這兩場革命分別是18世紀60年代從英國發起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1789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這兩場革命的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卻都摧毀了各自國家原有的社會秩序。同時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產生了巨大的擴散效應，后來波及到整個歐洲乃至世界。

大航海時代：兩場革命的歷史淵源

英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為它們開啟了一種全新的制度模式，促使這兩個國家率先步入到一種更為先進、高效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中，領先于其他國家。在英國和法國降維打擊的壓力面前，其他歐洲國家也被迫陸續跟進，逐漸演化成為全新的近現代歐洲秩序體系。那么導致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這其實與大航海時代密切相關，因為大航海遠洋貿易和殖民帶來了巨額財富，促使既有體系出現利益不均衡。

其中英國在大航海時期獲益最多的是商人群體和經商的新貴族，而法國在海外貿易中獲益最多的卻是國王。因此從大航海時代孕育而出的這兩場革命也就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形態。英國率先爆發了工業革命，而在法國發生的則是政治革命。之所以大航海時期，英法兩國新的利益均衡出現差異，其背后也是有很深的歷史背景的。經過英法百年戰爭和紅白玫瑰戰爭以后的英國，國內可以對君主構成嚴峻挑戰的大貴族勢力損耗殆盡，這使得中小貴族必須聯合起來與國王博弈，才能達成一種權力均衡。其標志性事件就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威廉三世簽署了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從此議會制度逐漸走向成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從封建割據走向統一的過程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聚合過程，這就導致英國君主在力量上不足以壓制整個社會，社會力量的強大、尤其是商人群體的發展促使英國經濟非常有活力。這才是大航海時期，英國商人群體和經商新貴族能夠獲益豐碩的原因，也是英國率先發生工業革命歷史淵源。

與英國相比，法國的情況大不相同。在英法百年戰爭中法國曾長期處于劣勢，這是因為中世紀的法國長期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國王的直屬領地只有巴黎和奧爾良兩處。英法百年戰爭期間，圣女貞德曾協助奧爾良軍民擺脫了英軍的包圍，這其中就有奧爾良是國王直屬領地，所以不會像法國其他地區那般輕易向英國投降的原因。巴黎和奧爾良并不接壤，當時的法王甚至不敢輕易往來于兩地，就是擔心途中被大貴族綁票，那樣就必須支付一大筆贖金。英法百年戰爭的勝利，極大的凝聚了法蘭西民族的情懷，但法國內部大貴族割據的情況并沒有明顯改善，法王的領地甚至比一些大貴族還要小，財政和軍事實力落入下風，無法打擊他們。但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財富形式，商人們并不需要占領土地就可以聚攏起巨額財富。于是法王開始以國家信用作為擔保從商人那里貸款，去瑞士雇傭大量雇傭兵，終于有能力擊敗大貴族領主們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雙方反復拉鋸了差不多一百年時間以后，到了17世紀下半葉，也就是太陽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終于結束了格局狀態。差不多同時期，英國也度過了光榮革命。

不同于英國從封建割據到統一、自下而上的聚合過程，法國采取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征服過程。這期間鍛造出了法國強大的軍隊，國王也因此獲得了針對國內社會秩序強大的壓制能力。法國社會精英、尤其是資產階級長期受到官府壓制，必定會產生強烈的反抗欲望，最終在政治層面迸發出大革命的火花。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雖然外顯形式截然不同，但卻具有同一根源，那就是大航海時期造成國內新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并由此影響到各自國內政治力量格局。

制度化優勢：兩場革命的歷史結晶

雖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于經濟層面，而法國大革命則是政治層面的變革，但它們對當時的歐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英國和法國各自獲得了針對其他歐洲國家的制度優勢，能夠對別國形成降維打擊。在此之前的歐洲傳統社會秩序中，政府并不需要考慮民眾就業失業、產業發展等問題，也沒能力動員大量民眾參軍、養活那么多脫產者。但這兩場革命之后，英法兩國均出現了許多制度化特征，開始追去經濟層面和國家管理層面的效率問題，通過設立一套制度辦法來應對層出不窮的問題。

英國方面，在工業革命的大背景下，制度化主要體現在工廠制度上。工廠組織結構是一種全新的、高效的模式。早期的手工作坊并不追求大規模生產，這在工廠制度建立以后發生了改變。工人們不再需要像原先的學徒那樣將師傅的手藝全部學會，只需要在特定工序重復固定機械動作就可以了。因此，工業的管理規則也發生了變化，一切以效率為先。在工業革命中，追求經濟高效的制度創新和技術革新是相得益彰的。高效的工廠制度需要更高效的技術發明、高效的發明需要工廠制度的運用。最終在制度化工廠面前，傳統手工作坊完全沒有辦法與之競爭，英國也因此具備了針對其他國家經濟層面的降維打擊能力。

實際上隨著全球貿易的深入發展，工業革命以后的英國人財富呈現指數級上升，支持戰爭的財政能力（英國當時的金融制度、技術專利制度、征稅制度均獲得進一步發展）和支持戰爭的技術都發生了質的飛躍。不僅如此，由于國家競爭規則的變化，英國在軍事競爭之外也在經濟領域展開競爭，迫使其他國家不得不跟進工業革命，否則將永遠被英國壓制。不僅是英國，法國當時也出現了制度化升級，從而產生了某些制度化優勢。

法國的制度化主要體現在官僚體系的建立，這實際上在路易十四時期國王統一法國后就已經完成了。當國王的控制區域從少量直屬領地擴展到整個法國之后，其所需要管理的事務迅速增加，因此不得不在全國范圍內設立官僚機制。這些官僚往往選拔于平民或其他沒有貴族背景的人才，因此不得不依附于君主權力，難以對王權構成威脅。但法國的君主制度是有歷史包袱的，國內貴族勢力依然存在，所以官僚機制在運轉過程中處處掣肘，其效率并未得到充分發揮。到了大革命以后，這些歷史報復都不復存在了，官僚制度的效率大幅度提升，法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也變得更高了。在此背景之下，法國調動和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更強，并在此基礎上執行了普遍征兵制，極大地提高了法國軍事實力。

同時，法國大革命對當時的歐洲人產生了一個觀念層面的沖擊。由于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舊秩序，顛覆了歐洲人心目中傳統的王朝正當性，引發了歐洲其他君主的恐慌，激發了其他各國民眾對法國大革命的巨大熱情。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歐洲君主國干涉法國革命、大量歐洲其他國家民眾加入法國軍隊，法國大革命也就從內政演變成為遍及歐洲、并且持續幾十年的大規模戰爭，即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法國大革命在政治正當性、政治組織模式、軍事組織模式上都對其他國家形成了降維打擊的優勢，迫使其他歐洲國家也逐漸跟進，在歐洲形成新的政治生態。

綜上所述，18世紀下半葉發生于歐洲的兩場革命，即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其背后的歷史淵源均可追溯至大航海時代。由于英法兩國本身的社會秩序不同，遠洋貿易中英國收益最大的是商人和新貴族群體，法國受益最大的則是國王。最終英國發生了經濟層面的工業革命，而法國則由于君主制的壓制最終爆發了政治革命。雖然這兩場革命的進行路徑迥異，但英法兩國都不約而同地通過一系列制度化機制，形成了對其他歐洲國家的降維優勢，迫使歐洲乃至世界上其他國家陸續跟進，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