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蘇聯紅軍相繼發動10次針對軸心國的反擊戰役（史稱十次斯大林突擊），將德軍完全趕出了蘇聯國土。不久，280萬美英等同盟國軍隊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二戰由此進入反攻階段。

隨著同盟國陣營的軍事勝利在望，昔日的世界霸主英國面臨的政治形勢卻日趨寒冷。憑借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龐大的軍事力量，美國與蘇聯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大英帝國的戰略困境也愈發明顯。在丘吉爾看來，隨著德意日軸心國集團的敗亡，迎接大英帝國的將是一個由美蘇共同主宰的國際新秩序，即兩極格局。

此時的美國方面，羅斯福拋出了戰后應當由美、蘇、英、中共同協商的基本原則，這讓丘吉爾趕到了明顯的壓力。在絕對的實力面前，羅斯福貌似多極化的戰后秩序，其實質是以美國為一方、以蘇聯為另一方，其他如英、中皆依附于美國之下的一個美國占據優勢的兩極格局。為了拉攏中國，羅斯福明確表達了在香港問題上對中國的支持，迫使丘吉爾直接放出狠話說“想要把香港從英國分離出去，必須得先從我的尸體上跨過去”。表面上，丘吉爾是對香港問題展露強硬態度，實際上卻是對大英帝國即將完全喪失世界主導地位的氣急敗壞。

在丘吉爾看來，羅斯福的倡議無疑將英國拉到和中國同一個檔次，成為次級力量，這讓英國人如鯁在喉。雖然世界霸主地位不復存在，但丘吉爾依然追求建立一個三足鼎立的格局。在丘吉爾看來，英國既需要建立美英特殊關系來制衡蘇聯對歐洲事務的影響，又要在全球事務中聯合蘇聯牽制美國，但是僅憑戰后英國的力量并不足以成事。為此，英國強烈要求扶持戴高樂領導的戰后新法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想要以此平衡美國和中國的影響，進而形成以蘇聯為一方、美中為另一方、英法及其他歐洲國家為第三方的三邊平衡。

事實上，戰后法國所面臨的處境比英國還要差勁，丘吉爾深知僅憑英法依然不足以制衡美蘇，故而迫切希望將德國也拉入其中。當二戰接近尾聲之時，丘吉爾一方面加緊與羅斯福展開高層會晤、以期將美英特殊關系固定化；另一方面又頻頻直飛莫斯科，與斯大林暢談戰后勢力范圍的劃分問題。由于戰時大量歐洲國家流亡政府在英國避難，丘吉爾希望戰后借此便利在波蘭、挪威、德國等地建立一系列親英政權。他的一系列設想甚至到了戰后選舉失利下臺，依然在進行當中。

戰爭結束以后，英國戰時內閣也就必須解散，丘吉爾辭職并舉行大選。怎料此時的英國人早已厭倦了戰爭，對依舊鼓吹沖突和地緣爭斗的丘吉爾顯得極為不耐。最終丘吉爾下臺并開始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在此期間他多次提到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合眾國”設想。這個設想其實與二戰后期他所推動的戰后三邊平衡秩序一脈相承，想要利用歐洲一體化進程作為英國發揮影響力的杠桿，以此撬動或左右整個世界局勢。

然而不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落入丘吉爾的圈套之中。英國的目標和它戰后的實際能力之間鴻溝過大，僅憑外交手段顯然難以彌補。對于斯大林和羅斯福來說，圍繞戰后全球主導地位，自然是競爭對手越少越好。正是基于這層邏輯，二人相互的合作、美蘇之間的合作遠遠超出了各自與英國的合作。越到戰爭尾聲，美國人對軸心國陣營“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就越堅定，這實際上堵死了丘吉爾對歐洲戰敗國進行整合的期盼。

美蘇兩國雖然存在地緣競爭、意識形態等一系列矛盾，但在防范昔日世界霸主死灰復燃的問題上卻取得了驚人的一致。戰后兩國在以色列建國問題、殖民地獨立問題、蘇伊士運河戰爭等事務中的合作，其實都是依據這一原則展開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以后，英國才算徹底臣服于美國麾下，成為其主持歐洲事務的地區代理人，不過這些都是后話了。

從短期來看，大英帝國被肢解是有利于蘇聯的。不同于美國被大洋阻隔，一旦歐洲由英國控制，勢必增加蘇聯向西歐擴散影響的進程。如果是美蘇兩國爭霸，則蘇聯的地理位置將占據天然優勢，而美國將會鞭長莫及。可是從長遠來看，獲利最大的還是美國。當美蘇兩極格局初步形成以后，丘吉爾迅速轉變態度，投入了美國的懷抱以尋求庇護，不可避免的將英帝國的影響力加持到了美國身上。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核武器的發展，大國戰爭的邏輯演變為相互毀滅，這致使冷戰整整四十五年，蘇聯空有百萬鐵騎，兩大陣營在歐洲的分界線卻寸土未動，最終還是美國贏得了博弈的最后勝利。

當然，英國想要整合歐洲的思路被德法所借鑒，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這也是歐盟的雛形。英國后來就通過歐洲共同體、英聯邦和倫敦金融中心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這在歷代衰落后的世界霸主中頗為罕見。當歐盟出現一系列社會和財政危機之后，英國又要脫離歐盟的桎梏，同時想要繼續保持與歐盟的聯系。這種在諸多復雜時局中，頻繁轉身以占據有利席位的本事，讓人掩卷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