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低空經濟,人們第一時間可能都會想到用無人機實現商品的及時、精準交付,這是一個充滿科技感和時尚感的新興業態。但是,由于低空飛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交通模式變革,過程必然復雜曲折,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耐心。
然而,在大部分國家無人機送貨仍然是表演秀的時候,非洲小國盧旺達在低空飛行上已經熟練實操。
這一切是從2016年開始的,據說由于缺乏及時輸血,一位孕婦在分娩中喪生。雖然此類事件在盧旺達頻繁發生,但這次有些不同,一家無人機公司Zipline恰好準備了一種無人機運送新鮮血液的解決方案。盧旺達衛生部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決定采購Zipline的服務。
盧旺達卡加梅總統2016年操作發射運輸血液的無人機
效果還不錯。Zipline將以往等待血液往往需要數小時的過程縮短為十多分鐘。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人員利用盧旺達公立醫院的數據分析表明,Zipline的物流和配送系統使因產后出血而住院的產婦死亡率降低了88%。
截至2023年,Zipline已實現了超過一百萬次商業交付,它能將血液和緊急藥品在30分鐘內送達盧旺達的任何地點。不過,話說回來,盧旺達也不大,國土面積2.6萬平方公里,比臺灣島還小,人口1400萬人。Zipline在盧旺達東部和西部各設了一個配送中心便足以覆蓋全國。無人機送貨的范圍也從新鮮血液、疫苗、緊急藥品到豬的精液,還在不斷擴展。
Zipline的無人機航程為150公里,起飛時用彈力發射,最高時速100公里,可以在雨中和大風中飛行。這些無人機飛到目的地后,會直接精準的高空投遞,包裹有碰撞緩沖設計并以小型降落傘降落。無需著陸便進一步節省了能源和操控程序,提升了無人機的效能。
無人機投放血液包裹
現在,盧旺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配送中心之一,僅Zipline每天便有350架飛機在空中忙碌。多家無人機送貨公司在盧旺達開展飛行,并推動了盧旺達本土的低空飛行創業。
Eric Rutayisire,盧旺達人,無人機公司Charis UAS的CEO
盧旺達的低空經濟是一個有趣而且成功的冒險故事。某種程度上,社會的進步取決于我們接受風險的智慧和勇氣。
這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啟示。如果窮,或許應當更有冒險精神,畢竟可失去的已經不多了。
盧旺達是非洲最窮的國家之一,地勢環境復雜,全國有300多座被命名的山脈,道路崎嶇,83%的盧旺達人生活在農村地區。該國基礎設施建設十分落后,現有道路中只有18%是鋪裝道路,很多道路在雨季還會被沖毀,這使得公路運輸十分艱難甚至常常中斷。這為盧旺達嘗試低空飛行創造了有利條件。
相反,在基礎設施良好、物流發達的其他國家,比如我國,風險與收益的對比沒有這么明顯。一則必要性并沒有那么顯著,血液、疫苗不需要從中心城市緊急配送,現有物流成本足夠低廉;二則城市遍布、高樓林立,無人機若產生故障引發的事故災害,自然不像在盧旺達掉落在無人山區那么簡單。
或許,國家、民族的繁榮富庶,就像我們個人的體重,胖既是一種物質繁榮的結果,也是我們進一步維持健康的阻礙。擁有的多了,冒險的心氣兒就少了。
不過,正是因為先行者更可能懈怠、富貴者更可能慵懶、權勢者更容易僵化,世界才有此起彼伏的變化,而不是強者恒強、弱者永無翻身之日的無趣。
但是,和盧旺達一樣貧窮而且有緊急醫療物資配送需求的國家也很多,但為啥盧旺達成了首發國家呢?
這涉及到我們可以得到的第二個啟示:保持開放心態。
盧旺達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其實非常艱難,盧旺達大屠殺的悲慘經歷世所周知,至今是非洲最窮的國家之一。盧旺達是威權體制政府,卡加梅總統已經連續執政22年,他也沒有要提前退休的打算,或許也是現實需要吧。
但好在盧旺達政府比較開放,樂于接受新思想、新技術。盧旺達政府也在進行變革,一開始是模仿中國,近年來又更多的效仿西方。2015年通過新《憲法》,設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司法機構越來越多地依賴先例作為法律淵源,司法體系正逐漸的從成文法向普通法系轉變。
盧旺達雖然貧窮,但社會秩序安定、營商環境良好。
世界銀行發布的2024年營商環境成熟度排名中,在一級指標體系的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及運營效率上,盧旺達排名都還不錯,特別是政府運營效率非常靠前。補充一句,盧旺達現在也是開辦企業一天拿齊證照,這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多了。
備注:2024年營商環境成熟度排名,是世界銀行重新調整指標體系后首次發布,僅對50個經濟體做調查(包括12個高收入經濟體、中等收入經濟體31個(中高16、中低15)、低收入經濟體7個),本期報告不包含中國大陸。
盧旺達的包容開放心態也自然體現在對低空飛行的管理上。盧旺達民航局很早就與包括跨區域飛行協調機構、導航服務商、空域使用方進行密切溝通協調,并組建跨部門的專門委員會協調無人機飛行事宜,嘗試在實踐中制定和調整規則。
開放心態意味著,任何新事物不可能沒有風險,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管理風險。
在早期,盧旺達的無人機飛行是自由航線的,但實踐指引盧旺達規劃結構化的封閉走廊。現在,盧旺達無人機飛行已經能夠在人口稠密地區運行,并允許在確保不危及有人駕駛飛機運行安全時從機場起飛。
這就是第三個啟示,邊干邊學才是正道。如果總想著什么都想清楚了再干,大多數時候可能就永遠行動不起來。因為有些知識是實踐知識,不踩坑里就永遠不會知道。
第四個啟示是:有些事從邏輯和基本原理上就決定不可能責任下移,它必須由高層級自上而下規劃和推動。
八九十年代以來我們有充分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我們熟悉放權各地自行探索的制度創新模式,形成地方各顯神通,中央判斷成敗的工作格局。
但可能還有很多事從根本上就需要更高層級自身作為探索主體并承擔后果,低空飛行就是這樣。它一起飛就涉及導航、空域分配、線路規劃、安全監管等跨部門協調,需要跨市、跨省甚至軍地兩方協調。
盧旺達的低空飛行也是這樣。一開始就在總統關心下,由內閣和軍方聯合推動,此后又很快設立了全國性的協調管理機構,以自上而下的高效機制推動低空飛行,避免官僚機構部門間反復扯皮,提高了對新事物的響應速度。
當然,還有一個優勢我們必須正視,盧旺達仍然擁有一個向民主政治過度的威權政府,政府運作體系相當高效,部門制定規章即可形成立法(A4紙也有它的好處)。相比美國等國家只有國會才有權立法,盧旺達成功避免了黨派扯皮以及聽證、質詢、審查等一系列繁瑣程序。
當然,這個高效也并不一定全是優點,好的時候高效,犯錯的時候自然也很高效。
但無論怎樣,威權體制下的高層級承擔探索責任也好,民主政治下國會立法制定政策也好,都在揭示同一個規律:某些社會探索必須由最高層級承擔責任和風險才能進行,是真正的頂層規劃,而且必須是真正落地的頂層規劃。
你不能只是指揮,你得親自帶兵作戰!當然,國王親自帶兵上戰場,這也是西方人的優良傳統。
低空經濟這種時髦事物竟然廣泛應用于最窮困的鄉村,實際上是一個很超出我們習慣思維的事。因為中國人顯然更熟悉的說法是“賺有錢人的錢”。
而Zipline的成功顯然是另一種敘事。
Zipline的創始人是凱勒(Keller Rinaudo),畢業于哈佛大學。在一則對他的報道中,講述Zipline的創建源于他在一次前往非洲的旅行中,親眼目睹了由于缺乏基礎設施和可靠的運輸方式導致醫療救治失敗,尤其是輸血的血液。于是他意識到,無人機可以為這一威脅生命的挑戰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Zipline得以創建,新鮮血液成為第一種運輸的物品。
Keller Rinaudo
不過,這也許是Zipline自己包裝了一種令投資人欣賞的敘事。但事實結果確實是在造福社會的同時順便把錢賺了。它還是啟發了我們,我們從事商業運營的眼界和胸懷完全可以更加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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