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到2023年，

90后攝影師牛童用大畫幅相機

拍攝下400多張快遞員和站點的照片。

這是一種嚴肅的攝影方式，

一張底片成本60塊，拍攝時間半小時起步。

2024年，《快遞》這組作品入圍了國際大獎：

徠卡攝影獎的主競賽單元，

牛童成為自1979年來第四位提名的中國攝影師。

春節前的分揀廠

快遞員與她的孩子

春節時回到老家的快遞員

《快遞》的起源是牛童的母親，

她在2020年成為了一名快遞員。

隨著拍攝深入，牛童與更多快遞員有了交流，

“快遞員同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父親、母親、孩子，

從農村來到城市的這樣的一個群體。”

牛童曾利用假期進入快遞工廠工作，同時進行拍攝

1月，一條在南京見到了牛童，

和他聊了聊用4年拍攝快遞員的故事，

以及他對快遞產業的觀察。

“我在呈現快遞員這個群體的時候，

并非想讓大家覺得他們有多么可憐，

這些照片有一種溫暖的底色。”

編輯：馬詩韻

責編：陳子文

母親穿著快遞制服的背影

《快遞》拍攝于2020年到2023年，主要圍繞著江蘇的快遞產業展開。一開始是在南京，后來慢慢擴大范圍，我跟著快遞員們去了蘇北和皖北地區。在此期間，我用大畫幅相機一共拍攝了400多張照片。

拍攝《快遞》的起源是我的母親。2020年，我剛本科畢業，我母親也在那個時候成為了一名快遞員，她在2011年下崗，之后一直是零工狀態。

為此我們產生了爭執，我覺得她沒有必要再如此辛苦，快遞員這種工作是以繁重勞動為代價去換取報酬的，母親最后只說等我研究生畢業就好。

等待母親下班時看到的夜景

第二天，我決定接母親下班，我想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樣的。等她下班的時候，我注視著工廠的景象，地上有一個水灘，倒映著遠處新建的商品房。后來，我騎著母親的電瓶車載她回家，就像我小時候，她載著我一樣。那時，我想到拍攝這樣一個項目去重新了解我的母親。

早期用小型相機拍攝的作品

在工廠時，每天牛童要掃描1500件快遞

2021年寒假，我跟母親提議去他們廠里打零工。進了廠我也做分揀工作，每天就重復一個很簡單的動作，拿手機掃件，再把貨物從這邊搬到那邊——我大概一天會處理1500件快遞。

我每天帶一個卡片機放在口袋里，合適的時候就拿出來按一下快門。但是小型相機獵奇的、偷拍的屬性，讓我覺得自己始終是一個局外人，后來我強迫自己使用大畫幅相機拍攝。

使用大畫幅拍攝的牛童

你可能在影視劇或童年的照相館里見過大畫幅相機。它算是攝影史上最早的一種攝影類型，一張底片的成本在60塊錢左右，拍攝時間半小時起步，因此照片的細節很豐富。

用大畫幅拍攝的時候，首先我會征詢快遞員的同意。在半個多小時擺弄的時間里，我們會進行溝通。他們看到大機器會緊張，需要不斷地通過善意去消解他們的焦慮。在交流中，我可以知道對方是什么樣的人，對方也會了解我是誰。

最后我站在相機旁邊，注視對方，在他們最好的狀態按下快門，記錄下每一個細節、姿勢、神態、服飾。

大畫幅鏡頭下的快遞員

拍攝期間最大的困難來自于不信任。即使和快遞員溝通好了，有時領班考慮到輿論，也會不同意拍攝。粗暴一些的管理者會砸我的設備，拍我的身份證，或者驅趕我。

我會把沖洗出來的照片給他們看，我想表達的是，我并非想拍臟亂差，制造網絡噱頭。我希望拍攝的是，一個人就像一座雕塑，佇立在屬于他的工作空間里。

給到叔叔阿姨看照片的時候，一些人會覺得自己臉上褶皺多，工作服也不太干凈，也有一些人覺得，自己這輩子有一張非常正式的照片了，挺感動的。其實我們是合作完成了一組照片。

為快遞員拍攝的肖像

剛開始拍攝快遞員這個群體的時候，我腦海里也有一些固有印象，但是隨著拍攝推進，我漸漸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快遞員同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身份——父親、母親、孩子，從農村來到城市的群體。

從外賣員轉行做快遞員的阿姨

有一個阿姨之前從事外賣工作。2019年一個冬夜，她去老小區配送，保安不允許她騎電瓶車進入，她只好拎著所有外賣在小區里跑。因為積雪路滑，她不小心跌到景觀池里，棉襖濕透了，但又無法停止配送，不然就要超時罰款。外賣全部送完之后，她才回家換衣服。

她告訴我，那天晚上她哭了很久。后來她進入快遞廠做分揀工作，不需要風吹雨曬，還能交上社保。從這方面來看，快遞公司并非像大眾固有印象里那么負面，它為這些群體提供了工作保障，特別是大齡務工人群，他們能找到的工作真的不多。

牛童陪快遞員回到家鄉拍攝

一位快遞員重新回到童年玩耍的山坡

和快遞員交流時，很多人會描述他的家鄉，訴說他的成長。他會說得非常具體，具體到某個縣、某個灣。2023年過年，我陪了十幾個快遞員回鄉，看看他們的生活環境，也想知道他們為什么離開。

有一個快遞小哥穿著快遞制服，爬上小山坡，我給他拍了張照。在他小時候，幾個村的小孩都喜歡爬上這座山大喊。他高中輟學去城市打工后，再也沒回到這里，再也沒爬上這座山。

從農村去城市做快遞員的老夫婦

有一對老夫婦一輩子沒有出過農村，因為孩子失業，又有房貸壓力，走投無路只好進城做快遞分揀。由于口音太重，他們無法跟別人溝通，每天工作完就回門衛室大小的宿舍。

我跟他們回到農村，看到他們熟練地打理農田、撒化肥、整理豬圈時，我意識到他們本應該屬于這里。

分揀員每日工作的傳送帶

相對于快遞配送員，分揀員是一個被隱藏的群體。這些人只是網絡訂單上一個簡單的數字，正在發往下一站的縮寫。我們常常以為快遞分揀這些流程現在都是由機器操作的，實則不然。分揀員們每天守著一條走得很快的流水線，對快遞進行分揀。

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人在重復每天一兩千次機械動作的時候，腦子里只會想“要掃下一件了”，慢慢地被這樣重復性的勞動馴服。

一天晚上，我和一個正在分揀的叔叔聊天。他說，他用手摸過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快遞，他的指紋就替他去過了那些地方。我覺得他是一個挺有詩意的人，能給自己找到一種解脫和身份認同。

夜晚的快遞工廠

中國的物流和快遞行業應該說是世界上的一個奇跡，不過在黃金十年后也在走向下坡。

如今大家經常吐槽普快，但是快遞員們也沒有辦法。很多普快配送一單的價格是6毛到9毛錢，配送到驛站的話，驛站會再抽成3毛到5毛錢。如果他們拉了100件快遞卸到驛站里，到手可能只有二三十塊錢，這個價格實在無法讓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沙發上午休

快遞員宿舍

由于近些年各種罰款條例以及快遞單價的降低，我接觸到的快遞員收入水平大多在5000元左右。

有些快遞員會強烈要求把醫保和社保這筆錢直接給他，從來沒想過最后自己要使用的問題。他們還是農村的那種觀念，自己的健康和體力勞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下一代的生存。

牛童為母親拍攝的肖像

2022年，母親跟我說她患癌，我休學回到南京陪她。這件事對我打擊比較大，只能通過拍攝去消解這種情緒。

我給母親拍攝過一張背影。那時她已經不做快遞員了，但是快遞制服保暖，她有時候還會穿著。她的頭發因為用藥白了很多，為了不讓人看出來，她給自己涂染發膏，但是手藝不好，白一塊、黃一塊、黑一塊。

夜晚仍燈火通明的快遞集散中心

我母親也抱怨過這份工作辛苦，疫情期間經常倒班，她作為領班需要溝通各個環節，處理問題件，精神持續處于緊繃狀態。

但是她更多是為這份工作自豪。下崗之后，她經營過小超市、彩票店，也做過小攤小販的營生。后來經歷了p2p爆雷，開始打兩份工。進入快遞廠后，因為工作認真，她被提拔為領班，可以多賺1000塊錢，交上社保和醫保，還可以安排同鄉進來工作，給大家提供庇護。

我母親是一個特別要強的人，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她想追尋的是一種社會給的身份，或者說，一種尊嚴。

牛童的作品入圍國際攝影大獎：徠卡·奧斯卡·巴納克攝影獎的主競賽單元

2024年，我的作品《快遞》入圍了徠卡·奧斯卡·巴納克攝影獎的主競賽單元。當我把這組作品發在網上時，會有一些人留言，“你為什么要拍中國底層？”

我的回復很簡單。第一，這組作品是獻給我母親的。第二，我來自這樣的家庭和階層，而且我學習攝影專業，我有權利和義務去訴說他們的故事。

我在呈現快遞員這個群體的時候，并非想讓大家覺得他們有多么可憐，這些照片有一種溫暖的底色。

櫻花樹下的快遞車，快遞員在車內休息

工作間隙的快遞員

每次拍攝，我都嘗試把我們的視線控制在同一水平線上，我們的交流是平等的。當尊重他們也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時，能夠發掘TA很多的故事。

我聽他們聊目標理想，為留在城市所做的努力，以及對生活的追求，這跟我在成長時的感受一樣，只是他們要經歷更多困難。他們想留在城市，最后卻無法留下來，這樣的困境是我所關注的。

夜間仍在工作的快遞員

徠卡刊登我的作品時，德國的編輯寫了一篇評論，引用了一首英國的詩歌，“有些人就會在黑暗里，有些人就會在光明里。”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身處快遞產業的陰影里，但至少可以嘗試看到他們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