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暑期大火的科幻恐怖片《異形：奪命艦》（

Alien:Rumulus

）中有一個關鍵藥劑：黑水（black goo），它由數以百萬計的微生物組成，可改變宿主基因并創(chuàng)造全新物種。影片中，已有身孕的凱（Kay）由于私自注射黑水從而誕下一個可怖的怪物。盡管在影片中怪物最終被殺死，但其本身的存在已經對生物醫(yī)學發(fā)出了質詰：人類的下一步進化是將自身改造為怪物嗎？當人類的欲望與極度發(fā)達的科技相媾和，人類社會將會如何演變？是時候將目光轉向科幻中的生物醫(yī)學了。

《異形：奪命艦》海報 （圖片來源：3DMGAME官網）

倘若在現實生活的醫(yī)學現狀和科幻小說的醫(yī)學展望中劃分出一條界限，那么這條界線的左邊是“治療”，右邊是“增強”。左邊是治療人類的頑疾使人類得以健康，右邊是通過生物技術增強人類肉身，以逆生命周期的方式實現永生。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來簡史》（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 2017）中清晰有力地總結了現代醫(yī)學的功用：“讓我們免于早死，能夠過完應有的人生” [1]。同時，他也敏銳地感知到未來醫(yī)學發(fā)展方向的轉變——不再是救治病人，而是追逐“永葆青春” [1]。這也意味著人類肉身將發(fā)生巨大變革：在生物制藥的賦能下，部分人類將跨越生老病死的物理界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超人”。無獨有偶，1932年，赫胥黎( Aldous Huxley)就在作品《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中預言了一個被生物技術管制的未來社會。序言中，赫胥黎將科技的進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原子能為代表的物質科學，另一類是“應用于人類身上的未來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 [2]。盡管物質科學的發(fā)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改變，但他真正認可的深刻改變則發(fā)生在“人類的靈與肉” [2]之中。

一

挑戰(zhàn)肉身：被模糊的人類邊界

赫胥黎的論斷與當下正匯聚成洪鐘大呂的后人類理論相互呼應。事實上，盡管“后人類”正逐漸成為一門理論顯學，但關于“后人類”的定義依然存在概念混戰(zhàn)的現象。不過，目前這場混戰(zhàn)中已浮現出重要共識，那就是“后人類”強調現代社會對人類身體的改造：“真正的后人類是激進的，它首先是人類身體（包括大腦）的改變，只有在此基礎上，激進的后人類狀況才得以成形”[3]。那么，在肉體層面上，人類將會以何種方式發(fā)生何種改變呢？讓我們將目光轉向以指數級速度發(fā)展的現代生物醫(yī)學：1996年，Dolly羊的誕生使得克隆技術由理論變?yōu)楝F實，引發(fā)了關于克隆人類的激烈倫理論戰(zhàn)；2012年，多德納（Jennifer Doudna）和卡彭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科學》(

Science

)雜志發(fā)表了CRISPR/Cas9編輯技術，基因編輯初見端倪，此技術可定向改變個體基因，使人類的進化從“自然選擇”跳躍至“人為選擇”；發(fā)展至2024年，已有日本公司PorMedTec宣稱跨物種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的可行性，他們試圖通過基因技術將豬變?yōu)槿祟惼鞴俚呐囵B(yǎng)皿，大大降低器官移植的門檻。生物醫(yī)學的發(fā)展拓展了人類的生命維度，人類正在突破純粹生物的限制，不僅壽命在時間維度上無限延長，“人類”的邊界也面臨諸多挑戰(zhàn)：當人類使用豬器官的時候，人類還是純粹的“人”嗎？

這樣的發(fā)問極為危險，但卻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和倫理困境，這個問題也吸引了大量科幻作家的創(chuàng)作。科幻作品可被視為全方位的思想實驗，作為典型的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科幻敘事遵循了“假如”（what if）開頭的敘事模式，將未來可能發(fā)生的社會現實加以虛構和想象，置于小說的情境中，并借此參與大眾話語的構建。盡管文學與社會想象力之間仍有差距，但是“只有在后人類狀況當中，科幻才作為一種類型文學，直接與科學和社會發(fā)展狀況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也與當代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3]。科幻對現實的介入在于其不僅想象了科學發(fā)展的技術產品，更深入探索了科技給社會結構和人的心靈狀況帶來的顯著變化。以基因工程為例，本文將選取三種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科幻文本探討科幻作家對未來醫(yī)學發(fā)展的警惕性。這三部作品分別是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克拉拉與太陽》（

Klara and the Sun

, 2021）、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與殃雞》（

Oryx and Crake

，2003），以及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二

改造人類：被分裂的新社會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出版于2021年，從人造人克拉拉的第一視角出發(fā)，敘述了其陪伴人類小女孩喬西從生病到痊愈的經歷。石黑一雄用溫馨的筆觸書寫了人類如何在絕境中探尋希望——盡管整本小說充滿童話般的色彩，但其中對社會環(huán)境的影射也足夠讓我們認識到“基因提升”所帶來的巨大社會壓力。小說的核心情節(jié)——喬西罹患重癥是因為接受“基因提升”而產生了難以治愈的后遺癥。承擔著巨大的健康上的風險，喬西和她的母親依然選擇接受“基因提升”，這與社會中彌漫的“肯定性暴力”密切相關：在未來社會，接受“基因提升”成為進入高等學府的必要條件，未接受“基因提升”的學生被排除在社會上升通道之外。當生物性質上的差別與階級直接掛鉤，便不難預料未來社會的父母們“面臨的不僅是道德的困境，同時也是一場全方位的階級斗爭”[4]。

如果說石黑一雄對未來社會醫(yī)學發(fā)展的擔憂被遮蔽在溫馨的人機友誼之下，那么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羚羊與殃雞》則直接深入地刻畫了生物醫(yī)藥產業(yè)在未來社會中的絕對支配地位，以及相應的人類生活狀況。小說中，整個社會由一個個巨大的生物制藥公司組成，人類的生命被制藥公司管理、統(tǒng)籌、剝削。人類未成年時在公司所屬學校上學，成年后受雇于公司并獲取相應報酬，最終再將辛苦所得酬勞用于購買公司的天價藥品以“永葆青春”。未來社會，資本對個體的剝削是雙重而徹底的，不僅通過加班加點壓榨雇員的“剩余價值”，還通過把欺騙性的天價藥賣給雇員，從而將雇員所得不多的薪資強制回流。生物醫(yī)藥與資本的媾和成為人類難以抵御的生存威脅，而這樣的威脅早已潛入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德國最佳醫(yī)藥記者耶爾格·布勒希（J?rg Blech）曾在作品《發(fā)明疾病的人：現代醫(yī)療產業(yè)如何賣掉我們的健康》（

Die Krankheitserfinder: Wie Wir Zu Patienten Gemacht Warden

，2013）一書中總結了五種“販賣疾病的操作方式” [ 5 ]，第一條便是“把生命正常過程當作醫(yī)療問題” [ 5 ]。小說中，衰老作為人類生命的正常環(huán)節(jié)被問題化，資本利用且放大了人類對衰老的恐懼，將其變成未來社會的“消費陷阱”用以賺取高昂利潤。“現代性死亡于人而言，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生老病死過程中的一個個必然而又偶然的環(huán)節(jié)，也不再是人生命歷程中的自然性事件，而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來進行控制的社會性事件”。 [ 6 ]

如何理解上文的“社會性事件”呢？我們可追溯到齊澤克對“事件”的原初定義：“一件駭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發(fā)生，從而打破了慣常的生活節(jié)奏；這些突然的狀況既無征兆，也不見得有可以察覺的起因，它們的出現似乎不以任何穩(wěn)固的事物為基礎”[7]。在這個定義中，“事件”表現出一種本體論上的意外和對現有秩序的顛覆。然而，事件的概念亦可擴展到認識論層面：“并非任何在這個世界發(fā)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們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構的變化” [7]。從在物理層面上發(fā)生到人觀念上的改變，這之間的進程既可遵循時間的線性原則，又可齊頭并進，甚至可以在回溯的過程中被逆寫，因為“事件性的結果以回溯的方式決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 [7]。我們可將這個過程類比于某種社會潛意識的浮現，某種涌動的暗流突然光明正大地成為了改寫歷史的社會力量。去“看見”前所未見，去審視已經在發(fā)生但卻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暗流之脈，這便是回溯的目的。1924年，伍爾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在《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中看似非常突兀地宣稱：“讓我們大家同意，把這些變化發(fā)生之一的時間，規(guī)定于一九一〇年左右吧” [ 8 ]。這樣大膽的言辭自然會招致批判，但伍爾夫所做的不正是對現代文學寫作方法的“回溯”嗎？如果說現實主義講究的是對客觀發(fā)生事物的詳盡描摹，那么現代主義則注重對人物內心現實（即人物心理）的刻畫。伍爾夫發(fā)現了文學涓流的流向之變，其看似冒進的言論閃爍著這位敏感女作家的“看見”，并從此改變了文學寫作的視域。當下，各種科技發(fā)展日新月異，人類所面對的不僅是文學意義上的“人”的改變，更是生理意義上“人”的全面轉型。許多未來學家用“奇點”（singularity）一詞來描述這次科技革命帶給人類社會的全新改變，其中以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的最為經典：“奇點是未來的一個時期：技術變革的節(jié)奏如此迅速，其所帶來的影響如此深遠，人類的生活將不可避免地發(fā)生改變。雖然這個紀元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反烏托邦的形態(tài)，但它將人類的信仰轉變?yōu)樯芾斫獾囊饬x；將事物模式本身轉變?yōu)槿祟惿难h(huán)，甚至包括死亡本身” [ 9 ]。人類的衰老成為“社會性事件”不僅意味著資本和技術對人類在生理上的操控，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改變了人類的衰老觀和死亡觀，使得死亡從自然的生理現象變?yōu)榭筛深A的狀態(tài)，走向死亡的人被降格為社會競爭的失敗者。19世紀，簡?愛可以底氣十足地對富有的羅切斯特先生大喊：“我們通過死亡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未來的簡?愛不僅會喪失這樣的底氣，就連“站在”羅切斯特先生面前都會困難無比，因為自然衰老的人類和通過技術“永生”的人類或許會成為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人類被割裂為兩個物種。

三

“撤銷”事件：被奴役的新人類

兩個物種的人類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已現雛形。小說中，原始生長的地球人已經被拒斥為“野蠻人”，成為一種“景觀”，供通過基因技術誕生的人參觀。然而在被基因技術統(tǒng)籌的極權領導下，在“美麗新世界”（設定為福特紀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文明”中，人類在誕生之初亦被劃分好了不同的階級：他們被統(tǒng)一生產，每個階級都具有不同的長相、不同的服裝、不同的職業(yè)，由高到低被劃分為“阿爾法（α）”“貝塔（β）”“伽馬（γ）”“德爾塔（δ）”和“厄普西隆（ε）”等五個階級，只有位于阿爾法和貝塔階級的基因胚胎才有望成為未來的管理人才。同《羚羊與殃雞》不同的是，在《美麗新世界》中，盡管生物基因技術極為發(fā)達，但其卻為國家極權所駕馭，形成了穩(wěn)固的政治-經濟結構。當基因技術讓人類分化為不同的物種，國家所警惕的便是“底層”的反抗。資本主義可選擇通過“基因技術”榨干人類所產生的經濟價值，讓人類的反叛性屈服于對“長生不老”的欲望之中。政治極權則通過種種生物技術手段馴服了人類的反叛性：小說中，條件反射、催眠、睡眠療法、巴普洛夫條件反射等科學方法鉗制了新型人類的思想，讓他們甘愿成為上層人的奴仆。在所有對思想的馴化中，人類對“死亡”的觀感已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下，“死亡”是個無比沉重的話題，它不僅是社會矛盾的爆發(fā)源，更激起了無數哲人對死亡的思考，然而在《美麗新世界》中，死亡本身被“程序化”了。其所承載的“事件”性意義遭到了“撤銷”（德語表達為：rückg?ngig machen）——即齊澤克在《事件》的結尾所重點論述的：“回溯性地撤銷某件事，就好像它從未發(fā)生”[7]。撤銷事件最典型的例證便是小說中琳達的死亡。

在從野蠻世界返回到“文明新世界”后，琳達瘋狂渴望蘇摩的安慰：“半克蘇摩就能享受半個假期，一克蘇摩就能度過周末，兩克蘇摩就能神游東方極樂世界，三克蘇摩就能來到永恒的漆黑的月球世界”[2]。蘇摩是一種讓人愉悅的精神藥物，可類比于現實世界的鴉片，只不過效果更為出色，且無副作用，成為官方大力推行、人人普遍食用的愉悅劑和鎮(zhèn)靜劑。在琳達心目中，“回到文明就是回到了蘇摩”[2]，她貪婪地吞食著蘇摩，哪怕那會縮短她的壽命。當琳達的兒子約翰提出抗議時，蕭醫(yī)生則偷偷置換了死亡的概念：“‘但你要想想它賜予你的超越時間的無法衡量的持久性，每一次蘇摩假期都是我們的祖先所說的永恒’” [2]。將人類耽食蘇摩產生的精神幻覺拔高到時間維度的“永恒”，蕭醫(yī)生將感官的娛樂排位在生命之前，因為

這是美麗新世界的最高要義——“普世幸福”[2]。“在群眾掌握政治權力時，重要的事情是幸福，而不是真理與美” [2]，前者是忘我的沉寂，后者是帶有反叛色彩的生的革命。

《美麗新世界》（1980）劇照 （圖片來源：iheartscifi官網）

基因技術既可以使人類成為欲望的奴隸，亦可以使人類忘卻對“真理和美”的欲望，從而臣服于感官刺激之下。蘇摩如此，小說中的感官電影亦是如此：一切有深度的思考，一切帶有革命意義的“事件”都被禁止了，這也是野蠻人約翰在美麗新世界悶悶不樂的原因——他總覺得快樂的人們缺失了什么。那么，美麗新世界的人類到底缺失了何物呢？那便是對自我的確證。新世界的人們由于思想被全面禁錮無法認識到愛情、詩歌和宗教的價值。他們是被馴養(yǎng)的、牲畜般乖巧的人類。他們喪失了一切革命性。

在《美麗新世界》的結尾，主宰者質問約翰到底想要什么，約翰如此回答：“我不要舒適。我要上帝，我要詩歌，我要真正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惡。”[2]主宰者總結：“事實上，你要求的是不幸福的權利。”[2]在這里，赫胥黎揭示了真正的悖論：科學的進步難道不是為了帶給人幸福嗎？為何在《美麗新世界》中的約翰卻一再強調“不幸福的權利”呢？這里的“不幸福”從個人層面可被闡釋為人全面發(fā)展所必須經歷的痛：這種發(fā)展不是定向的被社會支配的發(fā)展，而是自我探索、自我解放，是允許自我經歷痛苦以成長，經歷鞭撻以覺醒，是個體對個體生命的全面掌控和對自我潛在性的開放態(tài)度。在社會層面，“不幸福”向革命敞開：“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他們都不甘心在一個看似秩序井然、條理規(guī)范的社會中如此輪回下去……”。[10]

四

結語

若想避免《克拉拉與太陽》《羚羊與殃雞》《美麗新世界》中的困境，人類須確立人與科技的邊界——醫(yī)療的發(fā)展是為了治愈人類，而不是讓人類受制于肉身。這也正是“后人類主義”概念有待厘清之處：所謂“后人類”，不是拋棄人類的主體性立場，而是在人與新型科技的關系中堅定一種開放且克制的態(tài)度。正如周濂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的導讀中所言：“展望現代科技的發(fā)展前景時，必須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預見危機”[4]。但是，“反思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時，人類中心主義卻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和底線，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機” [4]。“人類中心主義”這樣的寫法或許會引發(fā)爭議，筆者希望將其改為“人文價值”以消解誤讀：我們要堅持的是“人”的價值，具有自反性和解放性的包容的“人”，而非異化的“人”。

作者簡介：

謝天言，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科幻文學。

參考文獻

[1] 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 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M].陳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3] 朱國華等.西方前沿文論闡釋與批判（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3。

[4] 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后人類未來[M].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5] 尤格·布雷西.發(fā)明疾病的人：現代醫(yī)療產業(yè)如何賣掉我們的健康[M].張志成譯,新北：左岸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2013。

[6] 陳默.疾病的倫理認知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109.

[7] 斯拉沃熱·齊澤克.事件[M].王師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8] 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M].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292.

[9] 雷?庫茲韋爾.奇點臨近[M]. 李慶誠、董振華、田源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1：1.

[10] 藍江.面向未來的事件——當代思想家視野下的事件哲學轉向[J].文藝理論研究，2020(2)：150-158：157.

擬刊發(fā)于《世界科幻動態(tài)》2024年第3期，以最終印刷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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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幻動態(tài)》征稿信息

排版：沈　丹

編輯：林雪琪

審定：李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