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歲的史敦宇，和父親史葦湘、母親歐陽琳一樣，一直投身于敦煌壁畫的復原臨摹。于她而言，復原壁畫既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橋梁，也承載了她對敦煌的熱愛，是值得投入一生的事業。

“我特別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敦煌藝術，讀懂敦煌壁畫，讓這些古老而珍貴的文化遺產能夠有生命力地傳承下去。”

站在《西方凈土變》前，看著看著，史敦宇感到眩暈。

畫作頂部，亭臺樓閣莊嚴華麗，各式飛天隨意穿梭；畫作中央，主尊阿彌陀佛端坐在蓮花座上，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供養菩薩環侍左右；畫作下部，歌舞宴飲，歡樂祥和。

布畫，敦煌莫高窟217窟，盛唐，西方凈土變，史敦宇，2006-356x280cm。（圖/中信出版·大方）

位于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西方凈土變》，出自盛唐時期。1954年至1968年，第一代敦煌學工作者史葦湘、歐陽琳面壁臨摹，完成其毛筆線稿；兩人的女兒、同為畫家的史敦宇在2020年10月將之整理、復原。

2024年11月10日，敦煌當代美術館在上海楊浦區正式落成并舉辦首展“境象敦煌”，布面繪畫《西方凈土變》就是展品之一。之后，它和另外111幅作品一同被收進史敦宇最新出版的敦煌壁畫復原藝術精品集《敦煌初見時》中。書中特別收錄藏經洞中被西方列強盜走、如今流失海外的畫作復原圖19幅，講述了史家兩代人秉持“莫高精神”，70余年守護敦煌傳統文化的故事。

《敦煌初見時》 作者: 史葦湘 歐陽琳 史敦宇 繪 / 史敦宇 口述 / 王奕 整理 出版方:中信出版·大方，出版年: 2024-12-1

凝視著這幅自己與父母共同創作的巨幅作品，史敦宇經常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里面的亭臺樓閣變得立體、真實起來。她覺得，或許父母的靈魂就在其中。他們跟其他五位當時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一起談論畫技、經變故事。思緒神游天外，她眩暈了，站都站不住。朋友說她是“走火入魔”了。

說史敦宇“走火入魔”的人不止一兩個，也有人說她是“畫癡”——有時候，一幅畫畫到最精彩的部分、畫龍點睛的關鍵部分，她會忘了吃飯，忘了其他俗事。

1952年，史敦宇出生于敦煌莫高窟，是第一批敦煌學者扎根此地后養育的第一個孩子。從此，她的一生便與敦煌緊密纏繞在一起。數十年來，她輾轉在蘭州、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但養育她的敦煌，一直是她魂牽夢縈的地方。

史敦宇在新書分享會活動現場。（圖/中信出版·大方）

第一代敦煌“守護者”

史敦宇與敦煌的緣分，要追溯到她父母那一輩。

1944年，張大千在成都舉辦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當時就讀于四川成都藝術專科學校的史葦湘、歐陽琳在老師推薦下去展覽做義工，就此被敦煌藝術的魅力深深震撼。張大千告訴他們：“你們要想當中國的畫家，必須去莫高窟，去臨摹，去感受。只有去了莫高窟，才會知道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多么優秀，這樣悠久的歷史有多珍貴。”

敦煌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他們魂牽夢縈。當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現名為敦煌研究院）成立。常書鴻、段文杰、歐陽琳、孫儒僩、史葦湘等一批有志青年，懷抱著對敦煌藝術的向往來到莫高窟，開始了他們大漠遼闊、飛沙走石的后半生。

20世紀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與我們如今所見到的樣子截然不同。第一次進洞時，他們被眼前古老瑰麗、金碧輝煌的壁畫和彩塑震撼得發呆。歐陽琳形容自己初見敦煌時“又驚訝， 又感動”，史葦湘則是“一見鐘情，一往情深”。

史葦湘、歐陽琳。（圖/中信出版·大方）

然而，經過千年歲月的侵蝕，再加上戰亂年代的劫掠和破壞，很多壁畫被流沙掩埋，斑斑駁駁，幾近毀壞，搶救工作迫在眉睫。這批敦煌工作者立刻投入工作，與大自然爭分奪秒，一邊清理流沙，一邊進行“搶救性臨摹”。

精神獲得極大滿足的同時，他們也不得不面對這里極其艱苦的生活。剛到敦煌時，史葦湘等人住在黏土夯成的馬廄里，無水無電，沒有交通工具；吃的是白水煮面條、清湯白菜、蘿卜，長期沒有充足的營養攝入；冬天氣溫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沒有任何取暖設備，早上起床，鼻子時常會覆蓋著一層霜……

第一代敦煌學工作者。（圖/中信出版·大方）

史葦湘愛喝茶，但是祁連山上的水流經幾十公里的鹽堿地到了莫高窟，水質變得極硬，又咸又澀，泡出來的茶根本沒法喝。史敦宇回憶道，冬天時，父母會拿著大刀去砍河壩里的厚冰，背回家里，煮水泡茶。其余三個季節，沒有干凈的水源，他們只能用繪畫用的明礬來過濾清水，泡出來的茶總有一股難聞的味道。由于水土不服，來自四川的歐陽琳，一輩子都在拉肚子。

經費拮據、物資匱乏，壁畫臨摹的工作也異常艱苦。當時，莫高窟里很多棧道塌毀，沒有護欄，人進入洞窟要爬蜈蚣梯，十分危險。洞窟里沒有電，光線灰暗，蠟燭燃燒會飄出一股青煙，不但熏人，還會對壁畫造成影響。他們只能等太陽出來，用玻璃將陽光反射到洞窟內，作為光源進行臨摹；或者改用燈芯草來點油燈。

當時畫家們進入洞窟內要爬蜈蚣梯，十分危險。（圖/中信出版·大方）

臨摹工作繁復之極，設備又簡陋，臨摹一幅壁畫往往需要幾個月時間。壁畫臨摹下來之后，他們開始研究、討論壁畫的出處、風格和技法，希望把壁畫的“根子”找出來。所有畫匠里，史葦湘對中國歷史、西域少數民族歷史、佛教歷史等研究得最多，被其他人稱為“敦煌活字典”。自然而然地，他參與討論也最多。

“我爸我媽筆不離手，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工作。”史敦宇說，為了能盡快將壁畫臨摹下來、整理歸類，父母常常放棄吃午飯；別人家的父母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凈凈，桌子擦得發亮，自己的父母卻每時每刻都想著畫畫，沒時間收拾內務，家里到處都是畫紙、畫筆、顏料。

在這樣枯燥、艱苦的環境中，史葦湘和歐陽琳高度沉浸在藝術的幻夢之中，彼此做伴，不知疲倦地畫了數十年。他們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說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在敦煌壁畫中， 第一次感受到江南

作為“莫高窟一代”，童年的史敦宇并沒有感受到生活有多苦。莫高窟距離縣城25公里，四周環繞著戈壁灘、三危山、干涸的宕泉河河床，宛如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

在史敦宇的記憶中，她小時候跟其他孩子漫山遍野地瘋玩，“可美了，玩得可高興了”。有一次，小孩子們到父輩栽種的新樹林玩。突然，一陣“黑風”（龍卷風）卷過來，天一下子就黑了。大人們喊他們趴下，有個小朋友嚇得發抖，來不及趴下，放聲大哭。等“黑風”過去，其他孩子的臉干干凈凈的，只有她滿嘴都是沙子。

兩三歲時，史敦宇就開始進洞窟看父母和常書鴻、段文杰等先輩大師畫畫，給他們當小助手，遞水、遞顏料。在這個過程中，大人們也會教給她很多臨摹技巧。

父親史葦湘特別佩服常書鴻的油畫技法，工作之余，兩人常常一起外出采風，畫九層樓和洞窟外風景的油畫。史敦宇就跟在后頭當“跟屁蟲”。為免作畫時受影響，常書鴻用他的大頭皮靴在河灘濕濕的沙地上抹出一塊平地，給她撿來一根榆樹枝做畫筆，大人在前面畫，小孩在后面畫。畫完一看，史敦宇畫得有模有樣，橋上的廊檐、橋下的方磚、入口的梯子，都像古建筑的樣式。常書鴻跟史葦湘說：“敦宇畫畫有靈氣，一定要教她畫畫。”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圖/視覺中國）

史敦宇如今的繪畫技法和敦煌藝術知識，主要來自父母和前輩大師們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

小時候，父母開會時，因為擔心女兒在家里出事，總會帶上她。大人們討論修復工作時，史敦宇就在旁邊畫素描。畫完，一群長輩都來看她的畫，指點幾句，有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都跟她說。

母親歐陽琳給畫作上色時，會讓史敦宇幫忙填色，速度就會比較快；父母在畫畫的過程中，常有爭論，比如：這個花紋是哪個朝代的？這片裙子應該上什么色？……史敦宇在旁邊聽著，也等于是上課。“本來有好多東西不明白的，看得多，聽得多，慢慢就學會了。”

通過敦煌壁畫，從小一直生活在戈壁荒漠里的史敦宇，第一次對煙雨江南有了概念，知道了什么是絲綢，感受到了何謂“輕紗透體”。

布畫，敦煌莫高窟220窟，初唐，藥師經變中舞伎菩薩（向右），史敦宇，2020-70x50cm。（圖/中信出版·大方）

后來，由于史葦湘受運動波及，所里的小朋友都不跟史敦宇玩了，史敦宇就跟小動物玩，“玩得可高興了，沒有一點心理陰影”。

父母的工作一直就是畫畫，特殊年代畫不成畫，他們也在盡量學習、寫研究文章。歐陽琳經常囑咐史敦宇，不要亂說話。她漸漸養成習慣，很多事情一只耳朵聽進去，另一只耳朵跑出來，啥都不往外傳，把所有時間用在畫畫、寫生上。這一習慣，貫穿于史敦宇往后的數十年時光。

一場敦煌的夢， 做了一輩子

年輕時生活艱苦，很多活都需要史敦宇自己來干，她因此養成了干練的性格。打毛線、納鞋底、做針線活，她都是一把好手，種地也是。

糧食緊張時期，常書鴻把所里每家每戶門前的地分給大家，各自種植。第一年，別家的收成不好。但史敦宇種的向日葵，花盤又大，籽又多；西紅柿圓圓的，又大又紅；嫩苞米也吃著十分清香。每次史家煮一鍋苞米，同一排樓的小朋友都聞著味來一起吃。父母一直給史敦宇灌輸一個觀念：無論什么年代，不管搞什么運動，人都是要吃飯的，都是要往前走的。

在農村插隊那5年多時間里，接觸不到敦煌壁畫，史敦宇就給老鄉家畫棺材、高低柜、炕圍子……1973年至1975年，她在甘肅酒泉師范學校讀美術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縣文化館畫宣傳畫，后又改派到距離縣城15公里的敦煌中學任教。

布畫，敦煌莫高窟榆林25窟，舞樂圖，歐陽琳、史敦宇，1995-154x110cm。（圖/中信出版·大方）

在敦煌中學任教期間，史敦宇每個星期都得回家，以便照顧父母。一有閑暇，她就進洞窟畫會兒速寫。她最喜歡畫的是飛天，其次是舞樂。1995年，她跟父母合著的第一本書《敦煌圖案集》，就是關于舞樂的。

20世紀90年代初，史敦宇已經可以獨立完成敦煌壁畫的復原圖。畫得好的，父親還會幫她題款。后來，史葦湘系統考察莫高窟492個石窟，準備主持創建一套完善的敦煌資料庫。原本，他覺得自己可能做不到。妻子歐陽琳推了他一把：“你為啥不行？你先把線稿畫出來，讓你姑娘上顏色。”慢慢地，任務的一部分就轉移到了史敦宇手上。

布畫，敦煌藏經洞，水月觀音，史葦湘作詩、歐陽琳描稿、史敦宇復原，110x160cm。（圖/中信出版·大方）

復原敦煌壁畫并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復原者有極豐富的知識儲備、經驗技巧。“敦煌畫集中國畫中的山水、工筆、寫意、線描技法于一身，少一種，敦煌畫都不能完美描摹復原完成……首先要有中國畫的基本技能，練好圖畫的線，認識、學習調和顏色，從各種繪畫材料中反復學習繪制壁畫。要更深地理解壁畫內容，要學習中國歷史、佛教史，印度佛教佛陀生前身后的各種育人、做好人、做好事、說好話的故事，佛陀會保佑好人。”史敦宇說。

在父母及前輩大師的言傳身教下，史敦宇這場關于敦煌的幻夢，從河灘邊一根榆樹枝開始，做了一輩子。她說，自己為此感到十分幸福。

看懂敦煌，熱愛敦煌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國內外敦煌學學者中流傳著一句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

這一研究狀況激發了當時許多中國學者的民族情懷，促使他們將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和學科建設往前推進，其中就包括史敦宇的父母。

史敦宇回憶，1980年前后，父親曾受邀參加在日本舉辦的一場“古代東方藝術討論會”。他帶上妻子臨摹的畫作《微妙比丘尼受難因緣》，并做了演講分享，通過這幅壁畫描述的故事探討歷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日本學者對史葦湘的畫和講話格外好奇、欣賞，會后，媒體特意做了宣傳報道，肯定他的發言：“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布畫，敦煌莫高窟296窟，北周，《微妙比丘尼變》，歐陽琳，206x90cm。（圖/中信出版·大方）

如今，史葦湘、歐陽琳的骨灰安放在莫高窟的三危山公墓。他們一輩子工作、生活在敦煌，最終“魂歸敦煌”。與此同時，他們畢生致力于將敦煌學傳播到世界各處。

史敦宇的名字，是常書鴻取的。她繼承了父母及眾多先輩的遺志，以繼承和弘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為目的，孜孜不倦地考證和復原敦煌壁畫，迄今已逾五十年。

史敦宇從沒正式進入敦煌研究院工作。年輕時照顧父母、在教學一線奮斗，她也沒有得到出國學習的機會，如今只有一間小小的工作室。幾十平米的工作室內，熏香縈繞，一幅幅畫作懸掛在墻壁上、攤開在桌子上，正如劉禹錫所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都督夫人禮佛圖》。（圖/中信出版·大方）

采訪中，她自嘲“文化水平差，幾乎就是畫了畫的文盲”，但她教了一輩子的美術，培養了無數學生。在敦煌中學教書時，為了破格錄取幾個學美術的好苗子，她跟校長立下軍令狀，保證他們考上大學。事實證明，她做到了。

為了更好地傳播、普及敦煌學科教育，她想盡辦法申請經費，出版敦煌畫冊，用作教材。

20世紀90年代，她就曾多方籌款、自掏腰包，花了4萬元出畫冊。而當時她的月工資只有100多元。幾十年來，她陸陸續續編寫了十多本敦煌復原教材。

如今，史敦宇生活在上海。每天早上五六點，她帶著提前做好的午飯，來到工作室開始畫畫，一直畫到下午2點；午飯后睡半小時午覺，之后繼續作畫，直到深夜。有時，凌晨兩三點醒了，她會看書，寫點回憶往事的文字。采訪安排在下午2點，她當天凌晨3點半就醒來，在采訪提綱上寫滿幾頁的回復。

史敦宇在創作中。（圖/中信出版·大方）

數字化技術已經十分成熟的今天，敦煌壁畫的采集、生成、三維重建可以完全依賴科技完成。但史敦宇依然堅持手繪復原，她覺得，數字化的作用是科技保存，而手繪賦予畫面靈魂，具備工匠的精神。她希望手繪復原的畫面能讓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并了解畫面里的內容，由此達到育人、育心的目的。

這是一個兩代人共同守護敦煌藝術的深情故事。他們將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給了敦煌的黃沙與莫高窟內的色彩與光影。如今，史敦宇還有未竟之事：“我就想將二老上世紀50年代繪制的線稿，以及他們復制、臨摹的手稿，復原成冊，讓廣大民眾能看懂敦煌，熱愛敦煌。”

參考資料

[1]我的家，在敦煌.史敦宇 [2]敦煌初見時.史敦宇 [3]我愛你，正如深愛莫高窟.敦煌研究院 [4]“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局面徹底改觀.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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