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有兩個親弟弟，大弟早逝，小弟周恩壽（改名周同宇）就是周恩來最親近的人了。周恩來一生沒有孩子，對小弟的6個子女視為親生骨肉。小弟工資微薄，養家糊口捉襟見肘，周恩來曾有長達18年的時間，每月從他400元的工資中，拿出一半的錢去支助6個侄子輩成員。

周秉建是家里的老小，排行老六，周恩來親切地叫她“小六”。周秉建稱周恩來為“伯伯”或者是“老爺子”。周恩來在周秉建的心里有著極高的威望，她和哥哥姐姐們遇到大事，都要征得伯伯的同意。

1968年，還未滿16歲的周秉建由于學校停課，只好呆在家中。當時，面臨社會和家庭動蕩（周同宇還在接受審查），周秉建選擇了隨大流——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因為向往藍天白云，周秉建最后去了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伊和高勒公社當牧民。

報告被批準后，周秉建給周恩來寫信，想到中南海看看伯伯。周恩來給她回信，讓她在走之前的任何一天下午來都可以。見面以后，周恩來問侄女準備情況怎么樣？然后就嘮家常。在西花廳住了一晚，第二天周秉建和北京33中的15名同學，一起被送去了內蒙古新保利格大隊。

他們主要負責放牧，周秉建和3個姑娘為一組，分兩班倒管理一千五六百只羊，白天放牧，晚上看羊群。隔一段時間后，周秉建就會給伯伯寫信，信不會寫“周恩來收”，而是寫“周恩來秘書的名字”。周恩來看過信后，給周秉建回信，親切的稱呼她：“貧下中牧的丫頭”。

2年后的1970年，周秉建第一次回家探親。她一去西花廳，弄得一院子全是膻味。原來周秉建在內蒙古沒機會照相，想回北京穿著民族服裝留個念想。于是她返京時，向老鄉借了全套的蒙古袍，包括腰帶、馬靴，清洗后一曬，導致滿院子都是羊肉味。這一次，周秉建在天安門前留下了一張特殊穿著的紀念照片。

不久，內蒙古來了征收女兵的部門，周秉建被推薦當了兵。在有關部門的照顧下，周秉建辦妥了入伍手續。她所在部隊的新兵連駐扎在北京郊區，正式訓練前，領導給她們放了一天假，要各自都回家看看。

周秉建去見伯伯時，周恩來第一句話就是“能不能脫下軍裝，重新回到內蒙古繼續當牧民？”周秉建一聽腦袋“嘩”地一下大了，然后小聲說了句“可以”。周恩來向她說明原因：內蒙古青年人那么多，為何要挑選周秉建參軍，而不是其他牧民子弟？關鍵的原因是，周秉建有個當總理的伯伯。

周秉建覺得伯伯說得有理，便不再說話。周恩來告訴周秉建明天回部隊，繼續參加新兵連訓練，什么時候回內蒙古聽候通知。周秉建覺得面子過不去，畢竟被退回去會被認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她提出要換個沒有北京知青的大隊。就這樣，周秉建去了西烏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下的一個大隊。

周秉建19歲時，作為知青代表被派往大寨參觀學習，路過北京時，她去西花廳看望伯伯。周恩來問她“能不能在內蒙古找個蒙古族的青年？”周秉建回答：“可以。”這次談話對周秉建后來與蒙古族小伙拉蘇榮走在一起產生了影響。

1975年，內蒙古團委要調周秉建擔任宣傳部干部。為此，周秉建給伯伯打電話告知此事，并說出了她自己的想法：她不愿當干部，想去上學。周恩來贊成侄女的想法，只有上學學好了蒙古文字，蒙古話，以后才有可能從事宣傳工作。上學更有利于未來的工作和發展。就這樣，周秉建進入了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

一個學期后，周恩來逝世了。周秉建接到一個電報：聽到消息后，千萬不要回京。但校領導十分關心周秉建，派了專人陪同她乘坐飛機趕赴北京。周秉建趕上了伯伯最后一天吊唁，參加了十里長街送總理。周秉建后來回憶說，若非及時趕到，她一輩子都會感到內心不安。

在蒙古大學上學期間，周秉建認識了青年歌手拉蘇榮。拉蘇榮之前有過一段婚姻，有包辦的因素。當年拉蘇榮從內蒙古藝校畢業的時候，家里人給他發電報，讓他回去結婚。1979年，周秉建嫁給了拉蘇榮，當時，拉蘇榮前妻留下一個兒子已經到了上學年紀，以及拉蘇榮的母親身體有病，拉蘇榮的兩個妹妹還是未成年。盡管如此家境，周秉建還是選擇出嫁。

1994年，周秉建離開內蒙古回到北京。當有人問她一生誰對她影響最大？大多數人的想法都是“周恩來”，但周秉建的回答卻令人想不到，她說是“牧民”。自從周秉建到了內蒙古之后，有很多次機會從那邊調回北京。此外，她也有很多次機會晉升為干部。但是周秉建聽從伯伯的安排，扎根內蒙古，從最基層的工作，一步步地往上走，不走后門，不打著伯伯的名頭辦事。

從牧民們的身上，周秉建學到了很多東西。后來她嫁給了牧民，成為了蒙古族家庭的一員。周秉建在內蒙古生活了26年，度過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這也是她說“牧民”對她影響最大的最關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