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是毛主席和蔣介石的巔峰見面，其實在這之前，老蔣已經邀請了毛主席6次。

1937年8月邀毛澤東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

1938年7月邀毛澤東赴漢口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

1938年12月邀毛澤東赴西安會面；

1942年8月再邀毛澤東赴西安會晤；

1944年11月邀毛澤東赴重慶晤面；

1944年12月再邀毛澤東赴重慶見面。

從表面看，老蔣似乎很有誠意，不斷地發出邀請！但其實不是這樣。毛主席之所以不去，是老蔣的品德太壞了，信不過，有可能就是有去無回的局面。

這六邀，分別是通過張沖、周恩來、赫爾利、王世杰等轉達的，而且都是秘密的。蔣介石沒什么信用可言，如果去，很大可能要冒著張學良、葉挺經歷過的風險，毛主席或者可能成為人質。

那么第7次，毛主席為什么一定要去呢？

很多人說，是因為美國作保，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親自接送，老蔣不敢對毛主席怎么樣，其實這種說法不對。

1944年11月這一次談判邀請，就是赫爾利主持的。

赫爾利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他與我黨擬定了《中共與中國政府的基本協定》，其中的中國政府指的是國民政府。協定一共有5條，全文如下：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并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并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并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的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實事求是地講，這5條對于國共雙方都非常公平，如果中國的歷史真能按照這5條方向而走，那該多好啊！

只是歷史沒有如果，但毛主席曾經也希望出現這種如果，毛主席問赫爾利：委員長同意這5條嗎？

赫爾利因為之前曾經得到過老蔣的默許，于是回答：已經同意。

赫爾利在簽字儀式的前一天，還希望毛澤東隨他一起飛往重慶，和蔣介石會談，并出席蔣介石的簽字儀式。

赫爾利再三保證說：“我以美國的國格來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在會見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

可是，就算美國有國格，老蔣的“領袖人格”在西安事變中，毛主席已經見識到了，這一次，毛主席還是拒絕一起同行了。

到了重慶，果真不出毛澤東所料，蔣介石的“領袖人格”信不過！老蔣不愿在《協議》上簽字，盡管之前默許，沒有說反對，但只要不簽字，他就不同意，不認賬。蔣介石還譏諷赫爾利是“大傻瓜”。

可以說，即使赫爾利以美國國格擔保，蔣介石也可以不認。第7次也是如此，即使美國作保，并非沒有風險。

但為什么毛主席第7次一定要去呢？主要是因為抗日戰爭勝利，國共之間必須要選擇一條道路，不能再拖了。從長期來看，還是要通過軍事解決，但在政治上，毛主席是不可能認輸的。

老蔣第7次邀請毛主席談判，采取了公開的方式，連續三次邀請，還聲稱連迎接毛澤東的飛機都準備好了，毛澤東你到底來不來？

對于老蔣來說，他估計斷定毛主席不敢來，只要不來，那么，輿論對于毛主席是非常不利的，因為我黨一直強調要和平，現在和平談判，我黨的最高領導人去都不敢去，這有點說不過去。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指出：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蔣主席之邀請，彼等并不愿參加合作。

毛主席其實還沒表態到底去不去，美帝就已經給毛主席扣上了不愿意參加合作的帽子。

在魄力上，毛主席是不可能輸給老蔣的，老蔣斷定毛主席不敢去，毛主席就是敢去。這一次去，主要是為了展現共產黨對于和平、民主、團結的決心。

這一次毛主席去談判，其實風險非常大。因為老蔣信不過，美帝也沒任何保障，美駐華陸軍總司令魏德曼中將早已經說了：如中共領袖朱德、毛澤東依照建議到達重慶，彼不敢擔保彼等之安全，因此舉純系中國問題。但彼謂如中國政府要求給延安領袖之交通工具，則彼可以辦得到云。

言下之意是，美帝只愿意提供交通工具，至于安全是不擔保的。

縱然如此，毛主席第7次，還是毅然前往重慶，他深知鴻門宴的典故，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臨行前，毛主席找劉少奇密談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

在歷史的關鍵節點，毛主席這一步邁下去，就是拿命在賭，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