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日本奈良一所高中內，新開學的一伙高中學生拿到了自己的新課本，在打開歷史課本之后，他們卻是好奇地撓了撓頭：“老師，為什么在二戰的中國戰場上多了一個細菌戰，這是什么意思，開學前發的大綱上沒有啊。”

講臺上的老師尷尬地摸了摸鼻子：“這個是臨時補充的課外知識，你們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考試不會考的。”

一個學生看著老師又問道：“可是細菌戰不是反人類的嗎？老師你不是說二戰中我們日本才是受害方，為什么課本上會寫我們用細菌戰呢？”

“你們以后就知道了！”老師的臉上已經紅溫，“好好背書就行了，別的不要多問。”

說著，老師逃也似地出了教室，回到辦公室拿起一份報紙看了看：“真是一個麻煩的女人，以后這課可還怎么講啊…”

近代細菌戰起源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在攻打比利時的伊普爾戰役中打開了氯氣毒瓶，黃綠色的氯氣被北風卷向了協約國陣營，超過15000協約國聯軍被兵不血刃地毒殺了。

但不過半個小時，風向一變，偏南風把毒氣送回了德軍陣營，這下又是超過了5000名德軍自食惡果。

這樣敵我不分的邪惡武器，在一戰后被國際禁止研發使用，1925年6月，國際聯盟在瑞士日內瓦簽訂了《關于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誰再研究使用細菌武器，那就是群起而攻之。

可二戰之中，這種邪惡的武器再次被邪惡的國家用了出來。

滅絕人性——逼瘋自己人的魔窟

1932年，一伙日軍來到了哈爾濱附近，他們在這里建立了一個補水站，但實際這個補水站卻是一個深不見底的魔窟，幾乎所有進入這里的中國老百姓都沒有在出來過。

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實驗場所。

他們專門研究各種細菌武器，并且還用運送補給的名義騙來中國老百姓進入補水站，將他們抓捕之后用來進行活體實驗。

而為了能讓來到這里的“科研人員”完全泯滅人性，對受害者的悲慘“祛魅”，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下令，這里的入門考試就是活人解剖。

而且是不打麻藥，讓人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被解剖。

受害者凄厲的慘叫讓手持手術刀的日本醫師都感覺膽戰心驚，每下一刀手都會極度顫抖，一旦發現有承受不住這種心理壓力的日本醫師，一旁監督的日本士兵上前就是一頓臭揍，打得醫師能夠站起來重新下刀為止。

只有經歷了這種全無人性的入門考試的日本醫師，才會被731部隊接納，進行接下來的實驗。

凍傷實驗、無麻醉拔牙、鐵皮火焰、孕婦解剖…

其中更有不顧人倫的“人獸結合”，還有直接把牲口的血抽出來打進人的體內，觀察人被打了血之后能挺得住多長時間。

誰說沒有地獄，哪怕魔鬼撒旦來到731都得跪下朝服。

甚至到了后來，731部隊已經不是為了研究細菌武器了，純粹就是在殘害人取樂，看到人們因為他們的種種出生行為而慘叫哀嚎、他們就會感到莫大的欣喜。

天天進行沒有人性的實驗，這些人的精神狀態早已失常，心理也早已扭曲，說聲“畜生”都是抬舉他們了。

在戰爭中，731的細菌武器也對中國軍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尤其是在1940年的寧波戰爭中，細菌武器一出，中國軍民死亡率直接超過了98%，無數無辜的百姓在痛苦中掙扎著死去。

殺人不過頭點地啊，日軍的這種虐殺行為，哪怕過了一萬年都會被人們所唾棄。

但是在戰后，石井四郎用731部隊的研究成果向美國換了一條生路，逃脫了國際法庭的審判，很多材料和檔案也就此被美國隱藏了。

雖然在之后的時間里我國的法庭和國際法庭也對一些731的細菌戰犯進行了審判，但日本對這段歷史一直處于否定態度，哪怕是證據擺到了臉上，也不會承認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

石井四郎

正道的光——以真相斗流氓

1995年，已經43歲的浙江義烏籍王選女士看到了一則關于“731部隊”的國際研討會在哈爾濱召開，這讓她瞬間想起了父親和自己說過的事情。

1942年，義烏崇山村的上空飛過了一架日軍飛機，人們以為是空襲紛紛躲避，但出乎意料的是這架飛機沒有扔下炸彈，低空飛了這么一圈就走了。

但在幾天后，一場可怕的瘟疫爆發了，村子里的人感覺渾身無力、雙眼發紅臉發白，一個個都倒下了，最后也是在口吐白沫、渾身抽搐的痛苦中死去了。

而王選的叔叔，她父親13歲的弟弟也在這場可怕的疫病中喪生了。

情況已經非常明了了，這就是日軍進行的一場細菌戰，無數可憐的百姓們就是日軍的實驗品。

而這場國際研討會最終也是不了了之，會議上兩個日本代表顧左右而言它，說到細菌戰就是“和我無關”，談到那些在細菌戰中被傷害、以至于喪失勞動能力，至今生活悲慘的人們就是“非常抱歉”。

這讓王選憤怒了。

她決定找出證據，將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讓他們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負責，為歷史負責。

其實從個人生活上來說，王選完全沒有必要承擔起這個沉重的歷史責任。

王選1952年出生，她的父親就是一個法官，從小受到的教育讓她有著超出常人的知識，后來也是留學了日本筑波大學，畢業后和丈夫一起在日本工作生活，當時她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超過了50萬元。

九十年代的一年50萬元，這足以讓王選過上比絕大多數人都要優越的生活，憋說九十年代了，哪怕是現在的年薪50萬，都已經是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社會精英階層了。

但王選卻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這條為國正名、為民請命的道路。

浙江、湖南、江西、山東…王選的足跡踏遍了大半個中國，越是調查她就越是觸目驚心，很多在日本的細菌戰中受傷的人們都留下了很嚴重的后遺癥，甚至他們的身體已經是畸形的，那扭曲的肢體很難讓人和人類的肢體聯想到一起。

1997年，王選的行為感動了家鄉父老，無數在細菌戰中受到創傷的人們更是把王選視為了希望，她被推舉為了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而她那原本高薪的職位也早已被日方取消了。

1998年2月，王選第一次站在了日本法庭上，對當初侵華日軍的反人類行為發出了控訴，要求日本政府對此事做出正式道歉并且對當初的受害者們進行賠償。

以民告官就已經是難上加難了，更何況是以民告國呢。

經過半年的拖延，東京法院判王選敗訴，面對這個結果，王選也似乎早已想到了，她重新整理材料，再次上訴。

在接下來的7年時間內，王選接連四十多次上訴，但東京法院就是以各種理由判王選敗訴。

甚至在2002年，東京法院承認了侵華日軍使用過細菌武器，但卻拒不道歉賠償。

無恥。

明著耍無賴！

此時按照一個“現實主義者”的思維來說，王選已經可以放棄了，因為日本方面表明了不會賠償一分錢了，就是你再怎么告也不會獲得任何利益了。

但王選沒有停下，她告日本政府，想為受害者們爭取賠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為了爭這個理，就是為了讓事實真相大白于天下。

而這個時候，一個日本人幫了王選一把。

上田信，1957年出生于日本，是日本立教大學文學部教授，曾在南京大學留學。

在留學期間，上田信才第一次了解到南京大屠殺和細菌戰，這讓上田信著實震驚。

因為他從小接受的教育中壓根就沒有提到過這些事，反而在日本的教材中日軍被包裝成了一個委屈的受害者。

不了解不知道，越了解越吃驚。最終，懷有良知的上田信決定將日本的罪惡行為公諸于世。

上田信先后撰寫了《日軍細菌戰與崇山村鼠疫》、《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隊細菌戰被害者之創傷》等著作。

也就是在此期間，他認識了王選。

青年時代的上田信

1998年，上田信來到王選老家義烏崇山村再次調查細菌戰，并與王選結識。

二人在走訪和查閱資料時，上田信問了王選這樣一個問題：

“明知會敗訴，你為什么還要參與細菌戰訴訟？”

而王選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不在乎什么輸贏，我只是想通過訴訟，讓更多的人知道細菌戰；也要讓當年細菌戰的受害學，像我一樣學會為自己發聲。

王選和上田信（拍攝于2018年）

或許有感于王選堅韌不拔的精神，2000年11月15日，王選在與日本細菌戰跨國訴訟官司時，上田信親自出庭作證。直到2001年12月，最后一次開庭，上田信一直都在訴訟團中作證。

也正因此，2002年日本法院確認了細菌戰的事實。

2005年，日本清水書院將細菌戰編入到日本高等教育歷史教材中。這也是日本首次將細菌戰編入教材。

而日本這套教材的采用率達到12%，顯然，這個采用率并不低了。

而這背后，是王選、上田信等人付出的結果。

據統計，王選總共狀告日本政府28次，直到今天，王選和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依舊為那些在細菌戰中被傷害的中國軍民們奔走著，哪怕他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已經作古，直到死前都沒能等到一個公正的結果。

但就是他們這種結局，才更激勵著一個又一個如同王選一般的人來為世間正道發光發熱，為控訴日本罪行而奔走著。

主要參考文獻：

日本教授上田信：發掘對戰爭不同認識的根源——南方新聞網

還原歷史 捍衛尊嚴 感動中國:王選和細菌戰跨國訴訟的故事——金華黨史網

日本學者金華首度開講細菌戰訴訟風雨20年——金華黨史網

我眼中的王選是怎樣一個人，我如何為細菌戰訴訟出庭作證？——金華黨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