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老家過年的時候，看到一則本地的公眾號消息“人民政府關于元旦、春節、元宵節期間縣城建成區內減少燃放煙花爆竹的倡議書”。這讓我想起了，那些年關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政策和該政策對于春節習俗弱化的種種討論。

中國最早的煙花爆竹禁令始于北京。1993年，北京市首次頒布《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春節期間全面禁止燃放，成為全國首個實施禁放的城市。隨后上海、廣州等各大一線城市也隨之跟進。

2000年至2010年時，由于民眾對傳統文化的強烈需求，多地政策從“全面禁止”轉為“限制燃放”。例如：北京（2005年）：允許除夕至正月十五期間在指定區域燃放。上海（2016年）：外環線以內區域禁止燃放，外環以外部分區域允許。

而昆明市則是在2000年代初期開始實施春節期間煙花爆竹的“限放”政策，即在特定時間段和區域內允許燃放煙花爆竹，其他時間和區域則禁止。 2014年，昆明市進一步收緊了煙花爆竹的燃放政策，明確規定了禁放區域和限放區域，并加強了執法力度。2017年，隨著全國范圍內環保政策的加強，昆明市開始逐步擴大禁放區域，特別是在主城區（如五華區、盤龍區、官渡區、西山區）實施更嚴格的禁放措施。

說回我老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縣城，兒時每逢過年，鞭炮聲此起彼伏，煙花在夜空中綻放，那是記憶中最熟悉的年味。如今，連這樣的傳統都要被限制，心里不禁泛起一陣酸楚，仿佛那些承載著童年回憶的熱鬧與溫暖，正在一點點消散。

這讓我想起了，金星老師在2018年牛津中國論壇的一段發言。

中國過年，就幾個紅燈籠、刷幾個龍、舞幾個獅子，這是沒問題了。但現在呢？我今年的春節我不在國內過了，因為國內不讓放鞭炮了，我今年過年全家老少，我請了所有的朋友到我們家，意大利的，我有個小家在那過的節，而且我在意大利請了那不勒斯人，他們說這些人專門到中國去學做煙火的，他說我們到中國去河北學這種煙火，他們現在生意好極了，現在中國不讓鞭炮了，我在意大利放了中國的煙花，他說你要什么顏色的，我說要紅色的、金色的，要過年了。

在禁止的同時，就應該有新的方式來替代，而我們總是一刀切，讓文化斷子絕孫。金星老師的這段發言，本意是在談“中國文化輸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如煙花制作技藝）被外國人學習并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象征；而國內卻因現代化治理的需要，逐漸限制甚至禁止這些傳統習俗。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現象，不禁讓人感到無奈。

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現在只是“限制”，相較于以前的一刀切全面禁止，已經是一種進步和妥協。并且不加管制的燃放煙花爆竹，其背后的安全隱患也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說到安全隱患，今年春節期間最“響”的爆竹一定是四川內江市資中縣“男孩扔鞭炮引發化糞池沼氣爆炸致8車受損”事件。根據《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該條例明確規定，地方政府應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煙花爆竹的禁放或限放政策。如果地方政府未依法履行職責，未出臺相關公告或未采取必要措施，可能構成行政不作為。

如圖所示，資中縣已經發布了煙花爆竹禁放和限放區域。回看此事件，不僅造成了財產損失，更暴露了燃放煙花爆竹潛在的安全隱患。再次提醒我們，燃放煙花爆竹其背后隱藏的安全風險不容忽視。

講了這么多關于煙花爆竹的問題，說到底昆明現在的年味越來越淡了，難道只是禁止放煙花的問題嗎？我認為這只是其一。

其二是傳統年俗活動的減少。過去昆明春節期間的年貨街、翠湖燈展、大觀樓游園等活動曾是市民集體記憶的核心部分。然而，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這些活動逐漸消失或被商業化改造。例如，翠湖邊的年貨街曾是全省年貨集中展銷的熱鬧場所，如今已難覓蹤影。盡管近年來政府嘗試通過無人機表演、燈光秀等現代形式替代，但其文化認同感與傳統習俗仍有差距。

其三是城市化與鄉土文化的斷裂。昆明的快速城市化使“鄉土氣息”逐漸消失，傳統農村社會的親情觀念和集體儀式被城市原子化生活取代。年輕一代對傳統習俗的認知不足，例如“年獸傳說”“初一禁忌”等文化符號逐漸被遺忘。調查顯示，許多年輕人僅將春節視為“七天假期”，缺乏主動參與傳統活動的動力。

其四是經濟壓力與生活方式轉變。過去春節的“新衣美食”是全年稀缺資源的集中釋放，而如今日常消費的豐富化使春節的“專屬感”消失。年貨采購更多依賴超市而非家庭自制，傳統腌臘、包餃子的儀式感被便利性取代，進一步淡化節日氛圍。2025年春節期間，昆明市民普遍反映“錢包癟了”，房貸、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壓縮了年貨和禮品的消費空間。許多家庭選擇簡化年夜飯或減少走親訪友，導致街道和商場的節日裝飾與促銷活動遇冷。

年味的消散，未必是文化的終結。它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如何在發展中守護記憶的難題。或許，真正的年味不在鞭炮聲里，而在代際傳遞的故事中；不在商業化的燈展里，而在家人圍爐的溫情里；不在政策與禁令的博弈中，而在每個人對“何為春節”的重新定義里。

畢竟春節從未被時間打敗，它只是需要一場與時代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