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或許能提供一些有益的也有共性的啟示，那便是在經濟規律面前保持一種謙卑，去真誠地相信市場的力量。

撰文丨青柳

新年假期剛剛結束，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旗下“交匯點”客戶端在2月7日晚、8日上午連續發布了三篇專稿文章《DeepSeek為什么會出現在杭州？》《為什么南京發展不出“杭州六小龍”？》《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

一座城市，公開承認自己不如另一座城市，這可謂罕見，也一下引爆了輿論。

不只是南京，杭州至少引發了多地的焦慮。比如同樣有很多人在討論，“為什么廣東湛江的人才梁文鋒沒在廣東創業，而是選擇在杭州租房創業呢？”

相信這也是很多人的興趣，南京到底比杭州差在哪兒？杭州又何以這么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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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南京之所以點名杭州，是因為南京和杭州各方面都極為相似。

同是省會，同是古都，同是長三角中心城市，同有千萬左右的人口，同有一批全國頂尖的科研院所，甚至看GDP二者都差不多，2024年南京GDP為1.85萬億元，杭州則是2.19萬億。而具體到人均，南京甚至比杭州還高一些——南京超過18萬元，杭州則是16萬元左右。

這么看，二者似乎也在伯仲之間，那么南京到底在焦慮什么呢？

產業。

這一點在科技企業方面，杭州的存在感遠超南京。遠有阿里，近有DeepSeek以及登上春晚的人形機器人宇樹科技，這些企業都足夠耀眼，這些都已經或正在成為世界的現象級企業。

而南京在這方面似乎鮮少有與之匹敵的亮點。這一點，其實南京本地媒體的總結更加到位：

之前錯過互聯網，錯過移動互聯網，錯過電商，錯過直播行業，錯過新能源汽車品牌與政策，這次可能又錯過AI巨頭，這意味著步步滑。

舉個例子，華為、中興通訊，南京給華為中興做軟件外包；小米、榮耀手機、OPPO，南京做分部的研發中心。

所以，其他一些城市做行業主導，南京做配套；其他城市做巨頭，南京做巨頭的供應鏈。

南京不容易出“鏈主”，只能做“產業鏈”中的一員，命運被別人決定。

這些話說得很到位。總結一下即是：南京依然很出色，多個指標在全國都能排進前列，但是做不到創新的頭部，誕生不了改變行業面貌的破局者企業。

當然，要做到頭部本身也很不很容易。放眼全國，都出不了幾個可以在科技領域和杭州掰手腕的城市。

但是南京不甘心，因為二者實在太近，又實在太像，憑什么南京不行？

有一個數據或許更值得參考——南京的民營經濟占比達到46%，而杭州則達到了61%，南京這一指標甚至低于合肥（54%）。至于民營企業的數量，南京為61.54萬戶，杭州則高出了一個量級——92.07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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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有意思的統計，在長三角的高樓排名里，450多米的南京紫峰大廈排第3；杭州最高樓，310米的杭州世紀中心，在長三角排到第28。

這當然不是什么值得深究的數字，但歷史上南京確實要比杭州更有“面子”。

歷史上南京做過十多次首都，杭州數來數去只有兩次；在明代，哪怕在靖難之役后，南京依然是陪都，在南京有一整套六部班底，至今也是唯二以“京”命名的城市。

在清代，南京也是兩江總督駐地，兩江總督稱之為清代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亦不為過，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均曾任此職，而統轄杭州的閩浙總督，駐地卻在福州。

城市氣質，二者其實是有些微區別的。杭州更像濃妝艷抹、小家碧玉式的湖光山色，南京固然有調朱弄粉的秦淮風韻，但虎踞龍盤的王者之氣，顯然不是杭州所能比擬的。

有意思的是，在杭州成為都城的南宋，包括岳飛等人一直建議遷都建康（今天的南京），一直到陸游還在念叨“若異時定都建康”。

這并非是一種文學表達，而是在過去技術條件有限的情形下，自然開發、經濟發展都極大依賴輿地形勝。這也意味著，在傳統的文明根據里，南京的地位事實上高于杭州。

這也影響到了今天，在權力主導資源分配的模式下，南京遠比杭州更占優勢。比如南京國企央企總數354家，在全國排到第三，僅次于北京、上海；中國第一只國產電子管、第一臺自動車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梁都誕生在南京。

這也就可以理解，何以今天南京的民營經濟占比不如杭州。平心而論，南京比杭州得到了更多時代紅利，有更多的關注，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國有資本。

但是，放到極大依賴民營經濟的科技行業時，問題就出現了。科技行業更依賴于法治化的平等市場環境，需要在成果、方向高度不確定前提下試錯。

這一點民營企業更有靈活性，自我出資、自我負責的產權模式也更能適配這種場景，而國有企業單是一個審計問責壓力，就有可能束手束腳。

而且國企強大，市場環境也會悄然變化。就在前不久，媒體報道中就提到了南京企業家的一點吐槽：“進出口企業負責人說，其公司和江蘇省內某地的國企一起成立了合資公司，一方面是看重國企的資源，另一方面是因為有了國企背景才方便更好地開展業務，否則單純的一家民營企業很難推動。”由此可見一斑。

這點相比于南京，杭州以及背后的浙江，地貌卻大為不同——這是一個以小商品、民營經濟、敢闖敢拼為招牌的地方，民營企業恰恰是這里最主流的經濟主體。

這種環境，其實才能催生出諸多在無人區闖蕩的科技型企業。仔細想想，像阿里這樣的企業，并不是來源于一個宏偉的構想、巧妙的規劃，而是漫山遍野的中小企業，那些做小商品、沒有多少政策紅利的商家，只有他們才需要一個做“小生意”的平臺。

所以，如果只看數字指標，也許感覺不到兩座城市有多少不同。內里的差別，恐怕只能在登記、注冊、投資、招投標競爭時，才能感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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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強調一下的是，這里并不是說哪種經濟發展模式有優劣，而是單純從科技企業或是民營經濟的維度去看，杭州確實有其特點。

城市有其稟賦，也有其歷史傳統脈絡，今天的局面往往是時代沉積的結果，單純說要瞄準一個模子，變成另一副樣子，其實也不太現實。

或許想成為杭州的地方有不少——一個個響亮的企業，都足以成為名片和政績。但如果仔細回溯一番，杭州咬牙跺腳說要立志成為“××”，似乎也并不容易想到。

這并不是要“杭吹”，說杭州總是氣定神閑地走自己的路，這其實是民營經濟的一個本質特點——去中心化、無計劃性，很難用一個整齊劃一的節奏去設計。

杭州的或者說浙江的經驗，都更像一種偶然的結果，是順著經濟嗅覺自發生成的形態。電商之都、主播之都、小商品之都，這些都沒有什么宏大敘事，也談不上刻意模仿的結果。

只不過，這里向所有來自民間的、不起眼的、貼合日常消費的經濟形態敞開了懷抱，當輿論回首一總結，才發現已經蔚為大觀。

或許很多地方都想學習杭州，但杭州又很難學，因為這里沒有什么“招”。仔細想想，在媒體上似乎少見“杭州模式”這種說法。

以政府風投聞名的合肥尚且有“合肥模式”，對于杭州，人們可以洋洋灑灑總結出很多，但又很難找到那個一錘定音、如同主心骨一般的“秘訣”——在一個去中心化的市場空間，每一個元素都重要，可又沒那么重要，沒有什么是那個一抓就靈的方子。

對于杭州來說，與其說學什么方法，倒不如說學一種態度：放下趕超思維，順其自然發展。

不必想著照搬什么經驗，試圖把經濟格局按照杭州的模型1∶1復刻，瞄準著類似產業迅速堆上。

倒不妨更加松弛一些：整頓出一個市場化、法治化的環境，任由平等主體試出來自己的路，最終在各種因素的互動之下，形成一個足夠過硬的明星產業。

人們也不必強求這個產業必須是什么，千萬市場主體的智慧，總會自己想出新點子。就像AI，5年前誰會料到它會像今天這樣？5年后誰又知道會是什么樣？

當然，城市發展或許也有周期，優勢劣勢的轉換，也終會在歷史起伏中變得不可捉摸，誰又能知道未來區域經濟格局，是個什么樣的形態？

不過目前為止，杭州或許能提供一些有益的也有共性的啟示，那便是在經濟規律面前保持一種謙卑，去真誠地相信市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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