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風

近日，DeepSeek、宇樹科技、游戲科學的爆火，讓“科技六小龍為何沒有誕生在深圳”之說頻頻刷屏。

曾記否，七八年前，坊間最為熱議的當屬“BAT為何沒誕生在上?！?、“上海會否淪為環杭州城市”，但拼多多、小紅書的崛起早已為上海扳回一局。

無獨有偶，幾年前，“大國博弈炸出深圳粵海街道辦”也曾登上熱搜，如今深圳依舊是本土企業被所謂“實體清單”關注最多的城市之一。

這是無聲的加冕，也是科技“含金量”最為直觀的試金石。

作為“國家創新型城市”，深圳以全能創新為己任，云集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科技“四龍頭”，在人工智能、機器人、集成電路、低空經濟、新能源、生命科學等幾乎所有前沿賽道都有布局。

某種程度上，深圳相當于“杭州+蘇州”的結合體，集杭州的數字經濟、蘇州的先進制造為一體，融杭州的創新創業氛圍、蘇州的開放精神為一身。

中國未來的科技突圍戰，不是一城一地之事，離不開北京的基礎創新，也需要杭州的尖兵突擊，更需要深圳的全能創新、協同創新和共享創新。

01

為何說深圳相當于“杭州+蘇州”？

了解一座城市的綜合實力，要看其戰略定位、產業結構、創新動力和企業實力。

根據最新批復的各地2035總規，深圳拿下了獨一無二的“全國性經濟中心”和“國家創新型城市”，被賦予“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地”等核心功能。

杭州、蘇州均作為“區域科技創新高地”而存在。不過，杭州攬獲“全國數字經濟創新中心”，蘇州則是“全國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基地”。

定位之別，亦是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創新動力、發展模式、戰略地位之別。

其一，從產業結構來看，深圳是杭州數字經濟+蘇州先進制造的結合。

杭州是數字經濟的領跑者，但高端制造相對薄弱；蘇州在工業上與深圳、上海齊頭并進，但互聯網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相對欠缺。

深圳則是少有的集兩者為一體的城市，既是中國工業第一大市，也是僅有的兩座萬億級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城市之一。

目前，全球70%左右的消費級無人機、50%以上的工業無人機，全國1/5左右的新能源汽車，1/4以上的手機、1/6左右的集成電路、1/8以上的計算機整機都產自深圳。

其二，從創新實力看，深圳GDP只有“杭州+蘇州”的7成，但研發支出、有效發明專利、PCT國際專利，均超過“杭州+蘇州”的總和。

數據顯示，2023年深圳研發經費支出高達2236億元，超過上海，接近“杭州+蘇州+南京”的總和；

從創新強度（研發支出/GDP）來衡量，深圳2023年研發強度高達6.46%，達到國際發達城市水平，而杭州不足4%，低于蘇州、西安。

科技創新，要投入更要回報。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可作為衡量指標。

截至2024年底，深圳有效發明專利達35.8萬件，超過“杭州+蘇州”的總和；當年PCT專利申請量1.59萬件，超過“上海+杭州+蘇州”的總和。

其三，從創新型企業來看，深圳既有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科技“四龍頭”，也有不計其數的中小科技企業，形成協同共進的創新“雁陣”。

數據顯示，深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超過2.5萬家，高于上海、杭州和蘇州；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達1050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達95家，獨角獸企業34家，均相當于“杭州+蘇州”的總和。

說起深圳，除了科技“四龍頭”外，還有平安、招行、中興、立訊精密、順豐、欣旺達、歐菲光、邁瑞、華大基因等耳熟能詳的龍頭企業，集中于信息科技、通信制造、金融科技、生物醫藥等多個領域。

在杭州，除了阿里巴巴、吉利、?？低曇约案勖摲f而出的“科技六小龍”外，還有榮盛控股、物產中大、恒逸集團、杭州鋼鐵、富冶集團、杭州銀行等，集中在數字經濟、汽車制造、鋼鐵、石化等產業。

這種差異，植根于產業機構、創新稟賦、發展模式之中，也決定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02

深圳VS杭州，誰是科技創新領跑者？

無論深圳科技“四龍頭”，還是杭州科技“六小龍”的誕生，都有一些共同點：

尊重企業家精神的市場環境、呵護“大膽資本”的耐心政策、“有事服務，無事不擾”的政務意識、“來了就是深圳（杭州）人”的開放氛圍……

不同之處在于，深圳是全能型創新城市，以產業創新為主導，以企業創新為主體，不同產業、企業之間形成協同、共享的網絡效應。

杭州則是細分賽道單兵突擊、異軍突起的典型，大學大所與科技企業形成互動。

換言之，深圳擁有一批在市場巨浪反復捶打磨礪的科技企業“軍團”，成為大國博弈全方位的堅實“盾陣”；

杭州則有一批敢于沖鋒陷陣的創新“尖兵”，在細分領域形成突圍之勢。

先看深圳，作為國家創新型城市，既有先進制造又有數字經濟，既有硬科技又有軟科技，既有基礎創新又有應用創新，產業體系相對健全，前沿賽道布局更為全面。

過去40多年來，深圳從“三來一補”加工制造起家，到上世紀90年代開啟高新產業轉型，再到近年來向著制造邁進，形成了相對齊全而龐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當前，深圳坐擁新一代信息技術、軟件與信息服務、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智能裝備等4大萬億級、4大5000億級產業，低空經濟、人工智能、機器人、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形成領跑之勢。

不過，深圳最大的短板在于知名大學相對匱乏，但優勢在于科技企業云集，企業創新形成了強勢補位。

如今，企業貢獻了深圳90%以上的創新成果，企業研發支出連續多年蟬聯全國第一。

與其他研發機構相比，企業的市場敏感性更強、國際化水平更高、競爭意識更為突出、產業轉化率更高、創新動力更強。

根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4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華為、騰訊占據研發投入榜前2名；

歐盟執委會發布的《2023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牌》顯示，華為、騰訊是唯二進入前20強的中國企業——分別位列榜單第5位、第19位。

正因為產業體系健全、創新主體多元、科技企業眾多，深圳的創新不會局限于某一個產業，搶灘的也不是單一熱門賽道，而是整體布局、重點突破。

從人工智能到算力芯片，從新能源汽車到低空經濟，從生命科學到智能裝備，可謂無所不有。

再看杭州，長期被“電商之城”標簽環繞的杭州，為何能在人工智能上搶得先機？

20多年前，在工業化與信息化之間，杭州選擇了信息化優先的發展路徑，以電商為起點，逐步成長為數字經濟的領跑者。

不僅如此，杭州坐擁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等眾多一流創新平臺，加上浙江人天生的創業精神，以及依托本地大企業形成的產業生態和創新氛圍，從而在細分領域有了不乏一線城市的競爭實力。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科技六小龍”三家的創始人，都與浙大有關；DeepSeek的創始人梁文鋒雖是廣東人，但在浙大求學的經歷，最終促成其在杭州創業。

在這方面，深圳面臨“大學資源緊缺”的短板，是難以回避的現實，這些年從深圳到廣東，無不在拼命建大學、建實驗室，就是為此而來。

與深圳不同，杭州的短板在于制造業。

由于過早“退二進三”，杭州生產性服務業相對完善，但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過于薄弱，導致科技創新難以輻射更多領域。

數據顯示，杭州2024年工業總產值不到2萬億、增加值約為5000億元，工業占GDP比重僅為25%左右，而深圳工業總產值高達5.4萬億、增加值超過1.2萬億，占比33%以上。

因此，深圳亟需補上大學大院大所的創新短板，發揮“數字經濟+先進制造”的雙重優勢；

杭州則要補上“制造強市”的短板，讓數字經濟迸發更大的增長動能。

03

深圳是否錯過了人工智能革命？

“科技六小龍為何沒有誕生在深圳”之問，指向的是人工智能革命。

深圳的新興產業布局，雖然不局限于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同樣是領跑者，且更具厚積薄發的潛力。

目前，深圳聚集人工智能企業超2200家，產業鏈覆蓋芯片、模型、硬件及應用等全環節。

根據人工智能發展指數top30城市、人工智能應用創新城市榜單，深圳雙雙穩居全國第二，僅次于北京。

在企業方面，根據IPR daily發布的專利榜單，我國人工智能專利數量最多的五大企業，深圳占據三席，包括騰訊、華為和平安。

其實，人工智能領域，深圳不只有騰訊、華為等龍頭企業，也有以元象科技、優必選、兔展智能、影石科技、逐際動力、眾擎機器人為代表的高成長型企業。

中國的 “人形機器人第一股”優必選，全球首次實現雙足機器人無保護野外徒步的逐際動力，國內DPU芯片領域唯一獨角獸企業云豹智能……都誕生并成長于深圳。

同樣布局人工智能，深圳一大特點在于，不是一條腿走路，而是形成廣泛的產業協同、相互賦能效應。

深圳具有全產業鏈優勢，人工智能與互聯網、通信制造、金融科技、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更易相互賦能，在當前國家重點布局的“人工智能+”行動中，可謂搶得先機。

在大模型領域，深圳也是全面開花。

既有騰訊、華為對通用大模型的持久投入，也有比亞迪整車智能化架構璇璣AI、邁瑞與騰訊合作的“啟元”重癥大模型、天虹攜手華為云打造的百靈鳥AI大模型等垂直大模型。

第二大不同，深圳不只聚焦于大模型，而是全產業鏈覆蓋，直面最難啃的領域，致力于解決最底層的“卡脖子”問題。

當前，人工智能革命正處于孕育階段，技術日新月異，市場瞬息萬變，國際博弈日益激烈，而穩定的商業模式仍未形成，一切都還沒有定型。

技術仍在迭代升級，沒有誰能一直領先，未來競爭勢必更為白熱化。

因此，深圳在大模型之外，更注重從芯片到操作系統的全棧自研，從算力芯片到算力基礎設施的底層突破，從軟件到硬件的全面布局。

搶灘人工智能，既需要杭州式的定點突擊，也需要深圳式的全方位突圍。

04

從深圳“四龍頭”到杭州“六小龍”，可以看到哪些趨勢？

當前，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學科融合特征，也出現區域協同創新、大中小企業共享創新的新格局。

其一，科技創新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而呈現多點散發之勢。

京滬深杭在創新方面一路領跑，其他城市并未落后太多，在細分領域都不乏領先亮點。

面臨滔天質疑的廣州，跑出了小馬智行、文遠知行自動駕駛“雙杰”，以及億航智能、小鵬飛天等低空經濟龍頭。

作為二線城市的武漢、合肥，分別培育出長江、長鑫兩大存儲芯片企業。

其二，都市圈、城市群內部的協同創新成了關鍵，不設限的資本、人才、技術流動至關重要。

30多年前，滬蘇之間曾出現“星期天工程師”現象，就是協同創新的前奏。如今杭州“科技六小龍”，也是這一邏輯的演繹。

Deepseek背后的幻方量化公司總部設在杭州，但其主要AI研發團隊分布于北京、杭州兩地；而出品《黑悟空》的游戲科學總部則設在深圳，而其主要游戲開發團隊卻聚集在杭州。

深圳及大灣區也不例外。騰訊總部位于深圳而微信總部卻設在廣州，華為總部位于深圳而終端總部設在東莞，比亞迪總部位于深圳而制造基地、研發中心遍布全國。

這從都市圈、城市群以及城市之間的高頻互動也可見一斑。

在城市群內部，大灣區內地9市之間日均跨城通勤量接近700萬人次，廣深之間每天來往的高鐵、動車和城際鐵路超過400次。

城市群之間也是如此。國內最繁忙的5大航線集中于北上與廣深之間，每天從深圳往返北京、上海的航班雙雙超過110班，往返杭州、成都的也達到50班。

從高鐵到航班，流動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資金、技術、知識和信息。

其三，大型科技企業、高能級創新平臺對于創新的支撐效應日益凸顯。

產業鏈、供應鏈的拉動效應，疊加人才集聚、知識共享、創新協同的生態效應，形成良性循環。

深圳之所以能成為全球最大的信息產業高地，與華為、騰訊、中興、大疆、立訊精密等龍頭的存在不無關系。

杭州能在大模型、腦機工程方面異軍突起，也與浙江大學、之江實驗室、阿里巴巴等創新主體所培育的創新生態息息相關。

數據顯示，騰訊、華為等25家龍頭企業通過產業投資方式，投出了近400家國家級/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集中于產業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5G通信、算力芯片、鴻蒙生態型等領域。

可見，在新的創新模式下，以大型龍頭科技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協同發展，以全產業鏈優勢支撐細分領域“尖兵”突圍，以相對寬松的環境促進資本、人才、技術的高效流動，就成了關鍵。

顯然，能在本土成長出科技“四龍頭”的深圳，未來沒有理由不誕生自己的科技“六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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