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古城商戶岳先生的遭遇，堪稱一場荒誕的權力行為藝術展——執法人員深夜撬鎖闖入閉店商鋪，只為讓一盞無人觀看的燈徹夜長明。這場鬧劇不僅暴露了基層治理中“合法傷害權”的濫用，更折射出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合謀下，公共政策如何異化為權力美學表演的舞臺。

地方政府將“古城亮化”包裝成“營造節日氛圍、促進旅游經濟”的惠民工程，卻在執行中暴露出赤裸裸的治理邏輯：用行政暴力制造視覺奇觀，用強制手段粉飾治理無能。

這種“美學”不再是文化共鳴的產物，而成為權力意志的單向投射——它以整齊劃一的燈光符號掩蓋了多元主體的真實訴求，將城市形象簡化為一種“視覺專政”。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揭示的“群體催眠”在此處完美倒置——不是民眾被口號蠱惑，而是基層官僚被“亮燈率97%”的數據指標催眠，將“倡議書”偷換為“強制令”，甚至不惜突破《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三條“非緊急情況不得夜間強制執法”的底線。

這種數據拜物教催生的“燈光GDP”，本質上是將城市治理簡化為照明工程，用物理亮度掩蓋治理能力的暗區。亮化工程淪為權力景觀，這是政策執行的“劇場效應”。

更諷刺的是，政府承諾的“電費補貼”在暴力執法面前淪為黑色幽默。岳先生每月3000元電費背后，是仿古建筑明線電路的火災隱患，而撬鎖造成的門板變形、地鎖損壞，則讓“安全檢查”的倡議書條款成為一紙空文。

這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自斷腿”的邏輯，恰如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所批判的“掠奪型治理”——政策制定者通過制造合規成本，將公共服務異化為權力尋租的工具。

事件中最具毒性的，是執法人員那句“人可以走，燈得留”的威脅。

這句話撕開了“服務型政府”的溫情面紗，暴露出基層治理中根深蒂固的“合法傷害權”思維。

根據諾獎得主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良性治理應通過多元主體協商達成共識，而非單方面暴力執行。然而在此事件中，商戶配合亮化卻被篡改為“服從度測試”，社區工作人員與城管用撬鎖開燈的行為完成了一場權力宣示儀式。

這種“劫掠型治理”的經濟學代價尤為慘重：岳先生被毀壞的門鎖、被迫支付的電費、無法營業的損失，本質上都是權力制造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而政府承諾的旅游經濟效益更成泡影——當游客發現古城的“燈火輝煌”是靠撬鎖維持的虛假繁榮時，城市形象反而遭受更嚴重的信用貶值。這印證了如下論斷：低信任社會中的強制治理，終將陷入“高成本-低效能”的死亡螺旋。

事件最荒誕的悖論在于，本應“提升城市溫度”的亮化工程，最終演變為“冰冷執法”的鬧劇。

這種政策異化過程，完美詮釋了一種“悖謬效應”——基層官員為凸顯政績，將“倡議”層層加碼為“強制”，又在執行中為規避責任進一步極端化，最終讓善政走向反面。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的“創造性毀滅”。

正如春晚小品《花架子》諷刺的“每周擦玻璃變每日擦玻璃”，大同古城的燈光也從“節日氛圍”異化為“徹夜監禁”，將商戶的私有空間改造成權力美學的展柜。

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對此事件“確實不合適”的輕描淡寫，暴露出問責機制的空轉，讓“權力任性-民眾受損-敷衍整改”成為死循環。

“大同”這一概念原本代表著超越階級差異的終極社會理想。但現實中“大同”的集體主義內核，已被簡化為整齊劃一的表象工程，甚至淪為權力擴張的修辭工具。“撬鎖開燈”的荒誕性，恰恰暴露了現代治理中“大同理想”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斷裂——當權力以“天下為公”之名侵入私人領域時，歷史語境中的道德理想主義反而成為現實暴力的遮羞布。

以“公共利益”為名，將個體權利置于集體敘事的祭壇之上。那些撬鎖進入的執法者，好像“僵尸入侵”啊。

大同撬鎖亮燈事件，是一面照妖鏡：它照見了某些地方治理中“數據高于人性、形式重于實質、權力大于法律”的頑疾。要打破這種魔咒，需要的不是更亮的燈光，而是更深層的制度革新——

將“以人民為中心”從口號轉化為對財產權的敬畏，將“法治政府”從文件落實到執法細節，讓公共政策真正成為多元利益平衡的藝術，而非權力美學的注腳。

否則，再璀璨的燈光，也形同僵尸入侵后回光返照的詐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