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現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會談愛情,似乎也更懂愛情,可大家對于愛情好像更不純粹了,在談婚論嫁時,人們會把所有物質的東西擺上臺面,和比價一樣。可是,我們要知道,愛情也許以后也會消失,而這些所謂財富,只會比愛消失得更快。”
漫畫家朱德庸很少使用電子設備,2024年11月,他來大陸做新書宣傳時,被媒體的陣仗嚇了一跳。“幾乎所有采訪都要求視頻化。訪談的過程中,燈光和機器對著我,我沒辦法像過去那樣,喝著茶、蹺著腿,癱在沙發上與人聊天,從一開始似乎就已經變成表演了。”
稍感欣喜的是,他見到了許多讀者。在出版商眼里,這是圖書市場中的受眾。“其實沒有人知道市場在哪里,大家永遠都是瞎摸索,瞎貓碰到了死老鼠,火爆之后就會有人想要復制,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知道,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與數據。
(圖/微博@朱德庸)
返程時,朱德庸略顯疲憊。在“以玩的心態度過了幾天”后,他再次回歸更習慣的生活之中。他不應酬,不交際,幾乎不出現在公共場合,只是每天窩在家里,和太太與貓相處,想創作時畫上一會兒,感到疲累就出門散散步。幾十年如一日,比起拋頭露面,他更愛“偏安一隅”。
聽聞這次采訪會以文字的形式呈現,朱德庸說自己很開心。在電話的那頭,我也能明顯感到,他的語氣松弛而和緩。我們從他的新書《一個人的人生未爆彈》開始講起,聊了聊他眼中的愛情、童年往事以及這些年累積下來的情緒。
他很明白,時代終究是變了,人們關注的那些事物也是如此。交談時,他常會提到一個關鍵詞“大背景”。他說自己始終徘徊在“大背景”的邊緣——以局外人的視角來觀察,似乎更容易發掘某些恒常存在的命題。
“愛情就像鬼,人人都談論它,
卻從來沒人真正見過”
25歲那年,朱德庸畫出成名作《雙響炮》。年輕的他并不能完全厘清動機,在彼時的他眼中,那不過是一次專欄約稿,一份正常的工作而已。如今,他業已成熟,突然有一刻,他明白過來,他想要做的是“把中國人婚姻的那一床棉被掀起來,讓所有人看看棉被之下,到底在發生什么”。
從幼時起,他見過“無數人的婚姻狀態,父母的、親戚的、鄰居的……他們都擁有婚姻,卻用最荒謬的方式來呈現婚姻”。這是朱德庸所不解的,他沒有花費太多時間,一股腦兒地畫完了一幅幅作品。
《雙響炮》迅速走紅。這位尚未被更多人知曉的作者,被大家想象成一個老人。人們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樣的老頭兒,受盡了婚姻之苦,才能把這些畫出來呢?”朱德庸鮮少接受媒體采訪,他只是躲在畫的背后,繼續觀察著社會里的愛情新動向。
《雙響炮》。(圖/微博@朱德庸)
在《雙響炮》走紅六年后,《澀女郎》問世了。據朱德庸回憶,那是臺灣地區女性主義高漲之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他發現,“人們只是把它當成時髦、先鋒的事情,她們懂得要解開枷鎖,可發覺鑰匙不對,或者解鎖方式不匹配,真正想形成成熟的觀念,距離還非常遙遠”。
他畫了四位女性——“結婚狂”“萬人迷”“女強人”“天真妹 ”,從名字上就已經反映出每個人不同的個性。朱德庸借她們的生活,表達了對工作與愛情的種種思考,但外界對此仍有誤讀,認為作者一定是個深諳戀愛之道的情場老手。
事實恰恰相反,朱德庸說他當時根本不在乎愛情。我問他,多年過去,對愛的看法是否有所變化。他很篤定地回答:“愛情就像鬼,每一個人都會談論它,卻從來沒有人真正見過它。其實,沒有必要花那么多時間去思考、談論它,真正用心感受,就會遇見合適的人。”
在他眼中,愛情是不能摻雜質的,“家世、財富、背景、外表,都不應該成為判斷標準,當理解了這一切,也許大家會少走許多冤枉路”。他向我舉了自己的例子。看到太太的第一眼時,他心底便傳來一個聲音,“就是她了”——愛情,如此簡單。
(圖/小紅書@誰不是一塊小餅干)
朱德庸記得格外清楚,那一天,是太太主動約他吃飯的。他的太太當時是臺灣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聯合報》的繽紛版創刊主編,向他約稿時,順帶宴請他。不喜社交的朱德庸,本打算“放鴿子”,可父親看不慣,對他說“人無信而不立”。這一席話驅使他最終前往餐廳,才有了一見鐘情的故事,兩個人一直相愛至今。
朱德庸說:“相比之下,現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會談愛情,似乎也更懂愛情,可大家對于愛情好像更不純粹了,在談婚論嫁時,人們會把所有物質的東西擺上臺面,和比價一樣。可是,我們要知道,愛情也許以后也會消失,而這些所謂財富,只會比愛消失得更快。”
“絕對小孩”
2007年,朱德庸的視線漸漸從愛情題材移走,40多歲的他,畫出了《絕對小孩》。這個孩童視角下的世界,讓很多人沉浸其中,倍感治愈。可對他來說,創作初衷并非療愈自己,而是他發現了在“大背景”下,新的社會問題產生了。
朱德庸有些訝異,很多人的經濟狀況一直在改善,生活正朝著向上的趨勢發展,可為何掙到錢的人們,反而不快樂了?他留心觀察,意識到“大部分人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失敗者’,他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只是追求財富,時間長了,人的心靈就會開始出現困惑”。
組圖 :朱德庸新作《一個人的人生未爆彈》漫畫。這部記錄當代人情緒的作品,期待能夠治愈那些“陷入人生不可解也無法解的困局”的人。(圖/由被訪者提供)
在他眼里,那些人過完童年,就匆匆離開了孩子的世界,不得不去適應成人社會的種種規則。“他們計算人生的得失,衡量一切的標準全是物質,喪失了本真的自我。我希望他們乖乖待在小孩的世界,想出去時,再選擇離開。”
創作《絕對小孩》,還有另外一重原因。那一年,他和自己的孩子頻繁地接觸。陪伴孩子的過程中,他有了新的思考:“童年是小朋友真正展現自我的階段,他們像非洲草原上的動物,盡情釋放著天性,可國人的教育卻是希望他們長大成人后,忘掉兒時的一切。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他常會聯想到幼時的自己。此前的多次采訪里,朱德庸都提過,他有一個很難算得上快樂的童年。小時候,他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學業成績差,不懂得待人接物,唯一能幫助我的是畫畫,可畫畫也不被人所接受,外人只會講,‘小孩子不好好念書,做這個有什么用?’。”
對年少的他來說,這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但好在,自認為“很笨、很自閉”的他,仍然對這個世界懷有強烈的好奇心,也正是從那時起,他養成了觀察生活的習慣。“十年來,我在過小老百姓式的生活,我一點也不光鮮,我散步、逛街、看電影,在這些活動里,我看到許多人,他們與我擦身而過,散發著各自的訊息。”
他從不刻意記錄,而是把那些記憶存入腦海。他知道,在某些時刻、某個角落,那些素材能夠被喚醒。“所以無論畫什么,我(都)不需要參考任何所謂資料數據,它們會自然而然地浮現,那都屬于曾經的我。”
53歲時,朱德庸平靜的生活泛起了波瀾。他被確診為阿斯伯格綜合征(孤獨癥譜系障礙的一種,具有孤獨癥的典型表現,即社會交往與溝通能力低下、孤獨少友、興趣狹窄、動作和行為刻板等)。看到診斷結果,他不但沒有沮喪,反而釋然了。
他說:“我找到了一把鑰匙,解開那些關于自我的謎團。我終于知道,那些缺點、那些困住我的點點滴滴,反而是我的天賦,讓我不受干擾、污染,能夠像一個旁觀者那樣看著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以及所有的人。”
正視情緒,拆掉“人生未爆彈”
時間一晃到了2020年,洶涌的疫情正侵襲整個世界。早已習慣“靜默”生活的朱德庸,并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可每次打開新聞,他還是會心中一緊。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檢疫專家無法搞清疫情暴發的原委,所有人似乎都被推到死亡的邊緣。“我看不到、聞不到,但面對生命的威脅,人與人的接觸、日常生活的作息,全部都被改變了。”
他試著想象:如果外面的世界就此停止,會是什么樣子?那段時間,他好像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停頓下來,反省自己的一生,“我沒有任何包袱,如同做一個人生最后的總結,開玩笑講,像咽氣以前,用影片倒帶的方式回憶過往”。
《澀女郎》與《雙響炮》合體。(圖/微博@朱德庸)
他將自我的感受、當代人共同的情緒放入畫中。他像在整理日記,不同的是,他只是用了繪畫的形式把腦海中的想法移至紙上。“因為從未想過要去出版,我繪畫的過程更加自由。”他的筆下是黑白的人物,常常沒有完整的軀體,朱德庸解釋道:“這是一種情緒的傳達。”
這種情緒,被他稱為“人生未爆彈”。他說:“我們小的時候,一直被教導要控制情緒,但當一個人完全忽略它時,就很難成為自己了。因為情緒蘊藏著反省的力量,是極為重要的原動力。”
我問朱德庸他的“人生未爆彈”是什么,他條理極為清晰,對我講了兩件往事:一是確診阿斯伯格綜合征后,他坦然接受;另外一件事,則是他51歲那年,父親溘然長逝,讓他陷入深深的自省。
他用了很長時間才從沉重的心情中走出。他與妻子交談,回溯自己的原生家庭到底出現了什么問題。在對蛛絲馬跡的拼湊中,他察覺,父母的愛好像并沒有缺席,而自己與父母之間的隔閡也同樣存在。“只是那時我不愿意接受,我花了好幾年,才拆掉這顆炸彈。”
兩顆人生炸彈,均未炸響。朱德庸很是慶幸,但他又看到,如今的年輕人從疫情暴發開始就深受情緒的困擾,“大家期待的生活并沒有恢復,人們的壓力比以往更甚”。
《一個人的人生未爆彈》
朱德庸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2024-11
由于一次偶然的契機,出版商去朱德庸家拜訪,在抽屜中發現了《一個人的人生未爆彈》的手稿。看過之后,他們有人流著淚對他說:“這本書講的全是人的情緒,不分年齡、性別,也不分階層,所有人都能夠感受得到,希望在疫情的尾聲能出版它,送給那些陷入人生不可解也無法解的困局中的人。”
朱德庸說:“這本書能讓大家看到,哪些情緒屬于你,哪些屬于別人,別人的未必不會發生在你的身上,只是時間早晚。如果大家的情緒都沒有辦法處理,那它就會發展成社會事件,進而牽涉整個時代。”
從女性視角的愛情,到孩童時期的歡樂,再到所有人難以言說的那些情緒,朱德庸始終在描畫著一個“大背景”。他說:“我無力改變,只能以切身之感去創作,并試著在這里和你逐一分析。在我畫的過程中,一切也是模糊與混沌的,可它們之中,自有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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