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襄公到司馬懿

“信義”到此終結(jié)

作者：墨硯齋

今天是2月9日，公元249年的今天，曾經(jīng)的大將軍曹爽及下屬，被滿門抄斬，禍延三族。

高平陵事件至此才算全部結(jié)束。

四天前，當曹爽一行人陪著年幼的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祖時，心中毫無防備。他完全沒有想到，那個已經(jīng)七十多歲、假裝病重、步履蹣跚的司馬懿，竟在此刻撕下偽裝，發(fā)動了政變。

曹爽徹底蒙了，而在他最蒙的時候，司馬懿先后派侍中許允、尚書陳泰以及他本人所親信的殿中校尉尹大目等人他曹爽放棄權(quán)力，并以洛水為誓，允諾其只要交出兵權(quán)，便可保留爵位。司馬懿的親信，時任太尉蔣濟也寫信給曹爽，稱司馬懿只想剝奪他們兄弟的兵權(quán)，不會傷害他們，可以保他們富貴。

曹爽想了一夜，認定司馬懿不過是欲令他與他的兄弟們放棄兵權(quán)，于是決定放棄抵抗，而請皇帝罷免自己，并向司馬懿認罪投降。

然而，司馬懿發(fā)下的忠誠誓言只是某種天大的笑話。他在權(quán)力面前的翻臉比翻書還快，誓言成了最廉價的飾品。

司馬懿，不僅完成了一場政變，更在中國歷史上首度將儒家道德徹底工具化，為后世權(quán)謀提供了“合法化背叛”的標準范式。

所謂信義，成了他攀上權(quán)力巔峰的墊腳石。這不僅是一場背叛，更是一場對儒家道德的公然羞辱。

那些由以宋襄公為代表的曾經(jīng)的貴族們所執(zhí)守的諸如“君子不困人于厄”等諸多信條，那些即使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就開始稀缺的領(lǐng)主精神，至此終于徹底消解。

身為經(jīng)學(xué)世家，河內(nèi)大族的司馬家，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新起點。

在司馬懿之前，儒家思想雖被帝王權(quán)臣利用來裝點門面，但多少還保留著一些道德底線。而司馬懿之后，道德被徹底工具化，“信義”變成了政治操作的一部分。

同時，他用儒家的語言掩蓋自己的背叛，將一場赤裸裸的篡權(quán)行動偽裝成“扶正祛邪”的圣戰(zhàn)。

這種手法的可怕之處在于，它為后人樹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模板：只要披上儒家道德的外衣，再卑鄙的權(quán)謀手段都可以被包裝成正義之舉。儒家的信義不再是約束權(quán)力的道德準繩，而是任權(quán)力操縱的裝飾品。

“信義”徹底淪為權(quán)力的奴仆，禮法社會的道德底線也隨之瓦解。

司馬懿的政變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從此以后，歷史舞臺上的權(quán)臣們紛紛效仿其套路，演繹著一出又一出的政治鬧劇。東晉的桓溫，名義上“清君側(cè)”，實際上卻野心勃勃；劉裕更是直接篡位稱帝，嘴上卻喊著“匡扶社稷”......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司馬懿。他不僅為后世權(quán)謀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本，更重要的是，他讓這種背叛在道德層面上獲得了“合法性”。這種政治倫理的滑坡，使得中國禮法體系逐漸形同虛設(shè)，道德淪為了統(tǒng)治者手中的工具，而不再是束縛他們行為的準繩。

這種荒謬其實騙不了人，東晉簡文帝司馬昱，作為司馬家族的后人，曾對祖先司馬懿的背信行徑感到深深的羞愧。據(jù)《晉書》記載，司馬昱感慨道：“祖宗取魏氏江山，雖得之，然道不足以服人，朕每思及此，未嘗不愧。”

這句自白，是對司馬懿政治遺產(chǎn)最直接、最無情的批判。司馬昱的話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即便司馬家族憑借背叛和權(quán)謀得到了天下，他們內(nèi)心深處也無法否認這種勝利是建立在道德淪喪之上的。

簡文帝的羞愧是微弱的，但它讓我們看到，在那一片權(quán)謀與背叛的廢墟中，良知依然存在于人心，仍有人記得什么是真正的信義。

只不過，這份記憶，早已無法挽回歷史的滑坡。

從宋襄公們所堅守的信條到司馬懿的背信棄義，中國封建領(lǐng)主精神經(jīng)歷了一個從高尚到墮落的過程。

司馬懿獲得了個人的勝利，但從他開始，以世家大族為標志的整個禮法社會的道德體系正式崩塌，精神已逝，合法性自然也因此消弭，無論是五胡亂華還是隋唐重建，蠻族式的機會主義才是東亞大地的主流，道德無非拿來裝點門面。

所以，黃巢殺意盎然的踏盡公卿骨，送別的只是些殘存的肉體，再建文明，要到北宋著名的橫渠四句。

而這，已經(jīng)是平民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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