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當代作家評論》第4期刊發了孫先科研究江蘇作家儲福金中篇小說《生命圓舞曲》的論文《惠英“病態人格”論——論儲福金的小說<生命圓舞曲>》，這是他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名刊的發表推動了這位24歲在讀研究生走上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和當代小說研究的路途。孫先科在河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后又進入華東師大攻讀文藝學博士，兼具現當代文學作品閱讀經驗和文學理論學習的雙重視野，以獨特的審美認知和在場的文學判斷，積極有效地介入到了當代作家作品的經典化與文學史構建中。正是憑借現當代文學碩士和文藝學博士的學術訓練，孫先科完整地把理論指導與文學實踐融通起來，出版了《頌禱與自訴——新時期小說的敘述特征及其文化意識》《敘述的意味》《說話人及其話語》《河南社科名家文庫·孫先科卷》等學術著作，既有深入歷史條分縷析的作家作品評論，也有邏輯嚴密的史料闡釋和理論探索，更有對重要文學思潮的敏銳反思。《頌禱與自訴》從敘述特征和文化意識的角度對新時期小說進行了深入探討，《敘述的意味》對敘述本身的意義和價值進行闡釋，《說話人及其話語》從說話人的角度研究了話語在文學作品中的作用與方法，而《河南社科名家文庫·孫先科卷》則展示了孫先科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三十多年學術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成果。

孫先科教授的學術生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88年發表第一篇論文到2000年左右的研究，稱作“批評時期”，主要是對當下小說現場發生的小說思潮，在研究理路上則是通過理論化實現批評的深度與學術性。第二階段是從2002出國訪學到2008年左右的這一時期的研究，稱作“歷史化”的階段，一方面是研究對象往前延伸，是對象的歷史化，更重要的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歷史化，諸如版本、續寫、改編等問題涉及大量的文獻整理、比對的實證方法問題，是歷史化更突出的表現，“十七年文學”是研究的重點，如對《青春之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三家巷》《創業史》和“百花文學”等結合“版本修改”“互文”關系等現象，將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再度問題化并作了新的闡釋。第三個階段是2008年底到現在的研究，稱作“文學生產的闡釋”階段，讓自己的研究在原來歷史化的前提下更加“語境化”，獲得更深刻的歷史感。如以“轉載”這一文學“再生產”的特殊形式為研究對象，將當代文學生產的多個主體：主管文藝的領導者、雜志編輯、作家和讀者，以及文藝報刊這一文學生產的陣地納入到“文學生產”的闡釋框架，解釋當代文學的發生機制。應該說，孫先科的文章理性與感性相交融，細讀與史料相結合，作者與歷史相結合，具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鮮明特色。

人對水天然就有一種感應和親近感，同時，水遇圓則圓，遇方則方，順其自然，具有冷清清的不與人爭的柔性，但水擊石穿，充滿鋒芒韌性。故老子用水來比喻最高的品質：上德若水，并在《道德經》第八章中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這說明了水在道德上的啟示：柔和而有韌性、與人為善、不爭名奪利。孔子就將山與水分舉并論：“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折射出個體面對山水的文化心理與創作個性。在中國的文學史中，沈從文、汪曾祺等都對水進行了文學鋪陳。而學者孫先科也是生長在山東、河南兩省交叉地帶的黃河邊，水給以了少年孫先科一種幻想和沖動：“對于童年、少年時的我，黃河是一個時遠時近、河灘此時在村頭彼時又在黃河對岸的存在。黃河的難以馴順、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特性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多副面孔、多種色彩。”那種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洶涌澎湃之氣構筑了孫先科的基本生存背景， 黃河邊上的快樂成長深深滲進孫先科的血脈， 賦予了他沉靜內斂的性格，為他的成長與文心提供了生存和靈感的滋養。“長大后，在城市里游走越久，黃河灘的景象越是歷歷在目，它成了我故鄉的代名詞。……黃河灘就是我‘詩意棲居’的地方，是我的夢與遠方。”這種雖貧窮但快樂的童年經驗推動著他內心文學想象的生長。

誠然，阿德勒說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孫先科就是幸運的人，他是家庭的獨子，上面有對他照顧有加的兩個姐姐，父親是生產隊長更是當地小有名氣的鄉村能人，母親是給他文學啟蒙的人。這種獨子的體驗和父母給以的生存庇護顯然讓他的生活有一定的優越感。但他們家卻又不是跟爺爺、叔伯在同一個生產隊，這種同村但不同隊的跨界感和割裂感讓他感覺很詫異：“不出村子就體驗到了空間上的遷徙感，雖不能和上山下鄉對知青的影響相比，可始終伴隨自己的臨時感、外來感、插入感，有另一種屬己的生活在遠處、在未來等著自己的漂泊意識或許和這種初始的經驗不無關系、和后來的文學選擇不無關系。”然后家庭的女性寵愛更是給以了他難以言說的記憶，因為是獨子，在媽媽和兩個姐姐的關愛下，他的小名“三妮”更就有了野蠻生長的意味，成為家庭對他健康成長的“賤名”寄托：“在形式上我也曾經被嬌寵：腦袋后邊的一撮頭發留到八歲才被剪掉；取個女孩的小名排在兩個姐姐后面被呼來喚去，結婚后回老家，村西頭的嬸子大娘見面還問‘三妮帶著媳婦回來了？’”正是家庭女性情感的溫暖包圍和小名的女性化，讓他成為一個內向的、喜歡獨處的、內心的自言自語多于表達、思考大于行動的人。如何給自己正名，就如同《李雙雙小傳》那樣，孫先科通過少年的文學閱讀和青年的文學批評來給自己正名，尤其是通過性別視角對女性作家王安憶、宗璞的研究來結束自己的小名，他在河南大學中文系的本科論文標題就是《論王安憶新作<小鮑莊>的藝術創新》，深得名滿天下的女性評論家劉思謙老師和當代文學教研室老師的賞識，獲得了中文系八六屆本科畢業論文的特等獎，這推動了他選擇當代文學的考研方向，給了他走出女性化小名的勇氣。1986年9月，22歲的孫先科如愿以償進入河南大學中文系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成為劉思謙老師的首屆弟子，具有女性獨立意識的劉思謙對他們進行文本細讀的訓練和尋根探源的批評眼光。

作為“中國當代五位杰出的女性評論家之一”的劉思謙教授富于創造的思想、獨特的個人魅力和熱愛工作的激情感染著年輕學子孫先科，他開始學習劉老師獨立的價值立場、溫潤的人文關懷、平等的性別視角和敏銳的問題意識。而在華東師大張德林教授門下讀博，又豐富了他域外的理論視角，互補了劉思謙教授帶來的學術激情。因此，孫先科從性別視角對宗璞作品的時代背景、主題思想、精神現象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剖析和解讀，闡述了那個時代的文學主題，先后發表了《沒有彼岸的“真正的生活”——計文君論》《愛情?道德?政治——對“百花”文學中愛情婚姻題材小說“深度模式”的話語分析》《惠英“病態人格”論——論儲福金的小說<生命圓舞曲>》《知識分子的“圍城”與“花園”——評靜心的長篇小說<迷旎花園>》，無論是女作家作品還是女主人公的形象分析，孫先科借助于文本細讀和歷史化敘述揣測作者的寫作過程，梳理作品、作者與外部世界經驗關系。

同時，孫先科深入歷史與個體、歷史與文本的齲齬和裂縫中，運用話語理論對女性文本和女性形象進行的富有新意的探討，這體現在孫先科對宗璞這位河南走出去的文學大家的敬意，先后發表了《從“玻璃瓶”到“野葫蘆”——宗璞的第一篇小說和她愛情書寫的詩學特征》《美學的分身術與隱蔽的身份對位——宗璞小說<弦上的夢>再解讀》《話語“夾縫”中造就的敘事——論宗璞“十七年”的小說創作》等論文，經過文本細讀，深入文學文本內部進行深層闡釋，挖掘出文本背后的精神現象、文學癥候。尤其值得稱贊的是，孫先科從文獻史料角度探究發現，宗璞的小說處女作發表于1947年的《大公報》，但相關文字和《宗璞文集》均誤指為1948年，作家本人對故事內容的復述也相互矛盾。孫先科則以歷史考古學的嚴謹還原了第一篇小說《A.K.C》發表的特定時間，由此切入發現，被作家和學者認為價值不大的這篇小說實際上是宗璞愛情言說的重要開端，構成她愛情言說的主要詩學特征已初見端倪。孫先科由此梳理了宗璞幾十年來的愛情小說的詩學特征：對愛情的悲劇性認知與“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故事模式，女性愛情主體的“閨秀”身份及其“精神潔癖”，源于中國詩詞“香草美人”傳統的古典意象與現代隱喻相結合的象征體系等。朦朧、模糊、混沌、神秘、待解而未解的狀態可能最接近宗璞對愛情的理解，最接近她對愛情的把握，也最接近她愛情言說的審美與詩學特征[ 孫先科：《從“玻璃瓶”到“野葫蘆”——宗璞的第一篇小說和她愛情書寫的詩學特征》，《文學評論》2012年4期。]。從宗璞的研究可以看出，孫先科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女性作者的自身經歷、創作理念等，因為作者是作品的創造者，她們的個人經歷、情感體驗、思想觀念等都會在作品中有所體現，而通過對作者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創作意圖和深層內涵。孫先科認為文學研究是對小說創作的逆向探究過程，要通過文本細讀去揣測作者的寫作過程，以及作品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經驗，指出研究作者自身經歷和創作理念的必要性，例如分析作家楊沫不同時期小說創作背后基于自身情感經驗的敘事母題，能夠揭示出作者的創作風格演變以及其個人經歷對作品的影響。而從對池莉《煩惱人生》的文本細讀，則探討其與作者的關聯以及背后的世界。因此，從黃河邊上走出來的“三妮”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正名，賦予了本名。

河南大學形成了由任訪秋創建、劉增杰、劉思謙、關愛和發揚的河南大學學術傳統，支撐起河大學派的內核，孫先科在河南大學中文系讀本科、碩士并留校工作，自然深受其影響。我在博士論文后記寫道：“自任訪秋先生以降，河大現當代文學專業歷經幾代學人的學術積累和薪火傳承，已經形成了一種史料研究與理論闡釋剛柔并濟的學術傳統：劉思謙教授富有激情的人性價值立場的思考；劉增杰教授和吳福輝教授卓越成就的史料學研究范式；關愛和教授的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推演；孫先科教授深度話語分析的理論闡釋；耿占春教授悲憫且富有理性思辨的社會學視角；梁工教授和張云鵬教授博廣的中外文化理論視閾，都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學術視野、學術方法和學術熏陶，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 龔奎林：《“故事”的多重講述與文藝化大眾——十七年長篇戰爭小說文本發生學現象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如今，一大批中青年學人匯聚在河南大學文學院，再加上陳平原、夏曉虹夫婦的加盟，儼然已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鎮，令學界為之側目。

孫先科從少年的連環畫開始，眺望著黃河的遠方，這賦予了他文學的詩意。但他的學術風格是河大培養的，因為是劉思謙老師的碩士，其學術廣度、深度和厚度自然受到河大學派的影響，再加上在著名文藝理論家、華東師大張德林老師的門下苦讀三年文學理論，張德林是國內最早使用敘事學、符號學等西方理論方法進行批評實踐的理論家，因此，除了一如既往地追蹤當代小說創作之外，較多涉獵了文藝學方面的理論著作，并把精神分析學、小說修辭學、現象學等理論運用到批評實踐中。正是這種河大和華東師大的學術訓練，形成了孫先科文本細讀與理論話語相互建構的學術理路，可以說，理論闡釋與文獻史料的整理成為孫先科的學術底色。如專著《說話人及其話語》，孫老師運用巴赫金的“語言形象”理論體系以及衍生的相關批評概念，對中國現當代具有代表性的諸多小說作品進行內部闡釋與藝術探究，涉及“革命歷史”中的知識分子及其“成長”、作家的“主體問性”與小說創作中的“間性形象”、文本的相互指涉及其意義關聯、文學歷史話語的敘事策略與敘事倫理、復調性主題與對話性文體等諸多專題。孫先科在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小說敘述特征的研究，這在著作《頌禱與自訴——新時期小說的敘述特征及其文化意識》中有所體現，分析小說創作中作家如何通過敘述方式來表達情感、塑造人物和展現主題，以及這些敘述特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意識。比如通過對敘事焦點、修辭語法、人物關系等方面的剖析，揭示文本的深層意義和價值。二是關注作者與時代、社會的關系，孫先科強調文學作品與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緊密聯系，他認為小說不僅僅是個體創作的產物，更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如通過分析《白鹿原》中典型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來闡釋當代小說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展現文學如何反映時代變遷和社會問題。三是強調文本細讀與作者研究的結合，孫先科主張在小說研究中，將文本細讀、作者研究（包括對隱含作者的探討）與對世界的歷史性闡釋相結合。因為文本細讀是基礎，孫先科認為文學批評首先要閱讀文本，通過對敘事焦點、修辭語法、人物關系等方面的細致剖析，深入挖掘文本的內在意義和價值。例如，以池莉的《煩惱人生》為例，通過對這部作品的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其中所展現的人物生活狀態、情感變化以及背后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問題。文本細讀能夠幫助批評者捕捉到作品中的細節、語言特色以及隱含的信息，從而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礎。可以說，現當代文學碩士和文藝學博士的雙重身份與學術訓練，使孫先科非常重視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因為文學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社會時代背景緊密相連的。在《敘述的意味》等著作中，孫先科對文學批評的方法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文學批評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論，從文本到作者再到世界，逐步深入地進行分析。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借助更廣泛的理論知識，向作者及其背后的世界進行探究，從而更全面、準確地理解文學作品。孫先科認為，文學批評要關注作為背景的社會時代對文藝創作的潛在限制和影響。例如，通過對五十年代中后期一批愛情小說中普遍存在的超敘事結構的論述，來探討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等對小說創作的塑造作用，這有助于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作品產生的原因和意義，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時代特征。

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重新發現“十七年”文學的新的價值和意義，這是新世紀以來許多學者思考的問題，孫先科在文本細讀時特別注意還原文本誕生的歷史語境，真正走向文獻史料的研究，連通了河大學派的史料文獻研究傳統，并且把理論闡釋與紅色文獻史料相互結合起來。紅色經典是“十七年”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紅色文藝研究的一個方向。孫先科教授自覺地去梳理紅色文藝與紅色經典的時代癥候重述，先后發表了《經典的“重述”——一種文本現象和進入“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思路》（《理論與創作》2010年3期），《如何深化“十七年”的小說研究》（《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4期），《象征中的秩序:知識分子形象及其“成長”——對“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再解讀》（《河南大學學報》2008年7月）等文章，重新站在歷史的文化語境中去反思和考察“十七年文學”和紅色經典。海登·懷特曾感嘆：“一個歷史敘事必然是充分解釋和未充分解釋的事件的混合”[ 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63頁。]。柯林伍德認為，每個歷史學家都以自己的角度來觀察歷史，“所以，一個歷史學家只能看到事實真相的一個方面；即使有無數的歷史學家，也總是有無數的方面未被看到。”[ 柯林伍德：《歷史哲學的性質和目的》，《歷史的話語：西方現代歷史哲學譯文集》（張文杰等編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95頁。]因此，如何把歷史還給歷史，如何深化十七年的研究，孫先科通過一系列研究后有自己獨特的發現：正是因為“十七年”存在著思想上的禁忌，存在著諸多題材上的“禁區”，才形成了對作家思想、情感、道德、意志的壓抑：而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被壓抑被禁忌的欲望并未消失，它會以變形的方式、隱蔽的方式表達出來，因此，“十七年”文本中蘊含著更值得細讀的內容，但需要有足夠多的策略和方法解讀出那些曲里拐彎的表述形式中所隱藏的特有情蘊。例如1956年前后出現的《在懸崖上》《愛情》《美麗》等一批愛情小說，大量使用三角戀愛故事，大量使用“超敘事”，造成文本層層纏繞，但在這復雜的背后隱含的卻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肅和一種自虐的文化心理。因此孫先科開始了對“十七年小說”的“去魅”和“復魅”的研究過程，建議研究者既要從人文主義價值立場和審美現代性角度估價“十七年”文學，更要以一種歷史的同情態度去體察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鏡像的復雜糾葛和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努力建構，需要在細節化、個案化和方法多樣性視點上切入“十七年”文學研究，“作為客體對應物的歷史，是現實存在的事實和史學家如何敘述的結合體，當我們的文學成為歷史客體的復制品時，我們不僅要從文學審美形態進行考察．也需要通過權力話語語境考察文學的歷史化編碼過程。而不是簡單肯定或者片面否定。否則，我們又將陷入一種新的二元對立模式中而難以自拔。”這是學者孫先科通過研究后對后學者的一種告誡與警示。這種嚴謹的學術理念、開闊的理論視野和與時代現象相融合的文獻意識，使他深入歷史與個體、歷史與文本的齲齬和裂縫中，注重學科交叉、史料分析與文本闡釋并重，在《河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發表《“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中知識分子成長的基本模式》，著重對紅色經典作品進行人物譜系重讀，分析革命者的成長模式。他指出，在文化的想象與象征格局中，知識分子由于他們階級本性的兩面性——有革命傾向同時又軟弱動搖，成為“十七年”小說人物畫廊中最為變動不居的一群，他們的成長經歷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一是向神圣性生長，完成汰除世俗性品質、精神上再生的儀式，二是向集體的成長，完成埋葬孤獨的個人，被集體接納、包容的儀式，三是階級意識的生長，抑制倫理感情與私密的個人感情。《青春之歌》的林道靜與《三家巷》的周炳就充分展示了革命知識分子“成長”的基本模式——追隨與反省、接受引導與自我懺悔的交替與互動。這種英雄誕生所標識的神圣、崇高的精神向度和典型“成長小說”的個性主義準則是有矛盾的。但是，個人與自我的命題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它以片斷的、潛抑的、隱晦曲折的方式被敘述出來。通過這種索隱與探幽的方式，讓理論與文獻相得益彰。

孫先科先后接受了女性批評家劉思謙、文藝理論家張德林等理論闡釋派的學術訓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文獻整理與理論闡釋結合起來。當他考察紅色經典《青春之歌》時，突然發現作者、環境和歷史形塑了一個作品的版本修改，因此，論文《<青春之歌>的版本、續集與江華形象的再評價》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史料整理，真正把理論闡釋與史料研究兩種方法糅合在一起，誰也沒有想到，一直注重理論闡釋和文本細讀的孫先科把兩種方法運用的如此恰到好處，可以說一出手就不凡，他以江華形象切入，從版本修改的角度，探討紅色經典中革命人物形象的變化及知識分子主體的心靈成長。孫先科認為，在整個《青春之歌》的改寫和續寫過程中，江華形象的變更史以及作者對江華似揚實抑、前恭后倨的敘述姿態和感情評價已經構成一個非常有意味的文本現象、乃至文化現象。通過研究江華的跨話語敘述，他發現革命話語和五四啟蒙話語在50年代文學一體化過程中的并存、啟蒙話語仍在頑強延續這一事實。尤其是版本的修改更能看出作者的意圖，《青春之歌》再版本和重印本對江華進行了修改，根據修改的具體內容的校對，讓他由缺席變為在場，凸顯主人公的形象更高大，彌合了江華在顯文本和潛文本中由于身份不同、評價和定位不一造成的的裂隙，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統一的意義符碼，即一個毋庸置疑的為知識分子指示改造方向的引路人形象。正是因為孫先科深入到革命歷史語境和作家時代生活中，把紅色文藝版本與續集進行史料的觀照和歷史的還原，從而在歷史考古學層面索隱出一種融理論闡釋與文獻梳理的文本研究密碼[ 孫先科：《<青春之歌>的版本、續集與江華形象的再評價》，《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

作為河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的孫先科通過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新穎研究視角與方法，既以文學史、文化史的視角觀察全國文壇，又對腳下這片苦難輝煌土地孕育的作家作品進行區域觀照，強調文學批評作為文藝創作的反向溯源，不能僅僅停留在文本表面和作者個人層面，還需要借助更廣泛的理論知識和問題意識向作者及其背后的世界深入探究、索隱。孫先科運用各種文學理論、社會學、歷史學等相關知識，既對河南本土作家劉震云、田中禾、李洱、墨白、靜心、邵麗等河南作家作品進行多維度的解讀和分析，“以一種游刃有余的方式，將文本中的若干關鍵性情節、場面或者細節，有機地勾連在一起，進而有針對性地揭示出隱藏在文本背后的寫作者的創作意圖。”[ 梁貝、季進：《以文學批評的方式觸摸時代靈魂》，《東吳學術》2024年第4期。]同時，孫先科教授又從歷史視閾研究文學史鏈條上的文學名家王蒙、宗璞、池莉等，呈現被遮蔽的裂隙，揭示出作品隱含的社會學問題和更豐富的意義價值。正如伊格爾頓所說：“個體能動性的價值不僅在于閱讀時的經驗增值，還體現在能將經驗的發生帶到更廣闊的社會建構當中去。”[ 王健:《論伊格爾頓文學批評中的“社會”及“未來”——從其21世紀理論中的“閱讀”話題談起》，《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4期。]孫先科在研究某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時，不僅通過文本細讀分析作品本身的文學特點，更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文化思潮、社會環境等因素，全面地理解作品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地位、特色和價值。

因此，孫先科一方面貼近文學現場，對河南地域文學進行文本細讀與深度闡釋。他強調將文本細讀作為基礎，深入剖析敘事焦點、修辭語法、人物關系等，挖掘文本內在意義。如對靜心《迷旎花園》的細讀，就建立在探討其與背后世界的關聯，為作品解讀提供細致且扎實的依據，通過幾個女人的權力之爭看到了當下都市生活沉重、無奈而又無法躲避的本相，看到了當代知識分子在權力的操控下受撥弄的尷尬的命運以及他們在追逐權利的過程中焦慮不安的心靈狀態和所暴露出的“劣根性”。孫先科運用米歇爾·福柯的知識學進行“權力”的考古和理論的觀照，發現權力與知識分子被雙重異化的處境。另一方面，孫先科注重對文本進行深度闡釋，揭示隱含的文化意識、價值觀念等，使文學研究更具深度和內涵。1990年代初期，文學豫軍突起，張宇、田中禾、李佩甫等聲名鵲起，《鄉村情感》《曬太陽》（張宇）、《枸桃樹》《明天的太陽》（田中禾）、《無邊無際的早晨》《田園》（李佩甫）等作品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孫先科敏銳地感受到了這種地域文學的文化自信自強，撰文《理性精神與“鄉村情感”——河南近期小說創作透視》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3期上，挖掘了河南文學爆發的原因。他認為“豫軍”的崛起并不是一時一日，而是水到渠成：從李準、張一弓、段荃法、喬典運到張宇、田中禾，再到李佩甫，這些不同年齡層次、不同的個人文化背景而又大致相似的創作特色表明，在中原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有一個不絕如縷、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在精神上凸顯感時憂民的憂患意識和匡時濟世的時代感和歷史責任。孫先科以熱忱的目光關注河南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12期發表的《計文君論》專門對這位河南女作家的文本進行了全方位的審視，認為計文君對視角之于小說敘事的意義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理論準備，她的小說能以極簡約的方式進入世界、進入人的內心，她的短篇小說往往能夠以獨特的切入角度、簡練的筆觸，挖掘出很深的意蘊。而豐富的修辭手段，尤其是“互文”和象征手法廣泛而又精巧的運用，使計文君的小說充滿了張力且極富韻味。田中禾是河南文學的領軍人物，孫先科梳理田中禾從筆記小說集《落葉溪》開始，經長篇小說《匪首》《父親與她們》《十七歲》，到近期的《模糊》這一條文學發展主線，發現田中禾集中書寫、勾畫了一個類似“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文學地理學形象、一個重新語境化、譜系化了的現代農商社會:牌坊街。孫先科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去挖掘小說背后被遮蔽的經驗，遂寫成了長篇評論《“日常經驗”的歷史及其“還原”詩學——論田中禾小說的歷史敘事》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7期上，孫先科認為，田中禾從邊緣視角切入，以小商人及其后代知識分子為主體，以他們的"日常經驗"為主要內容，寫出了“大時代”當中“小人物”的悲喜歌哭。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鄉誼、親情、母愛的倫理價值構成了“日常經驗”的主要內容。在對邵麗長篇小說《黃河故事》的敘事與修辭分析中，認為該小說有著鴻篇巨制的氣象，實現了以小見大的美學效果，認為《黃河故事》之所以能夠實現以小見大的效果就完全仰賴作者獨具匠心的構思及在敘事和修辭上的獨特安排。

其次，孫先科在區域文學觀照之余，更是對文學史上名家進行全國視野性的探究，融合了作者研究與世界闡釋。孫先科主張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研究作者，考量其經歷、創作理念對作品的影響，還關注社會時代背景對創作的潛在限制與影響，將作品置于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理解。例如通過分析五十年代中后期愛情小說的超敘事結構，探討當時社會環境對小說創作的塑造，這種研究路徑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視野，使作品解讀更全面、客觀。伊格爾頓曾說:“文學創作和文本批評本身就是作者個體參與社會秩序構建的行為。”[ 王健:《論伊格爾頓文學批評中的“社會”及“未來”——從其21世紀理論中的“閱讀”話題談起》，《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4期。]毫無疑問，孫先科也是在通過文學批評，試圖參與到社會秩序的建構當中。王蒙小說創作中有一類作品塑造了一個與作家本人或親人、朋友對位性很強的人物形象系列，《王蒙自傳》的出版印證了這類作品的“傳記性”，但王蒙拒絕對其小說的“傳記”命名。于是，孫先科以此為切入點，研究后發現：“自傳性小說”的命名既指出王蒙此類小說的“傳記性”，又指出與“自傳體小說”的區別，即以復數“我們”和“代際”為主體的自傳性書寫。王蒙是一個革命者，但他進入革命的時機和作為“外圍”成員的革命經歷決定了他“亞主體”的歷史地位。王蒙書寫的主體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亞主體”——“青年近衛軍”在當代歷史中的歷史際遇與心靈史，其自傳性形象是通過對“黨的兒子”的身份確認和對詩人身份的反思來進行主體性的重新建構。“季節系列”是對以前作品的一次規模宏大的“重寫”，也是“自傳性小說”在品質上的跨越[ 孫先科：《一個歷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王蒙“自傳性小說”中的自傳形象與“代際”書寫》，《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通用，孫先科發現，王蒙在不同時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種互文現象，即對某種經驗類型、典型場境或故事的反復重復，其中，“大義滅親”的故事類型在他不同時期的小說中一再出現。“重復”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說中“大義滅親”的故事最初出現在《小豆兒》中，繼而重現于《青春萬歲》中，最后在"季節系列"中再度重復，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價值，呈現著父子之情與國家公義[ 孫先科：《父子之情與國家公義——王蒙小說中“大義滅親”的故事原型及其意義闡釋》，《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最后，問題意識是孫先科文學批評的思維視角。面對研究者對文學研究無從下手，孫先科總結出文本細讀、作者研究與對世界的歷史性闡釋相結合的方法，啟發研究者綜合運用多種理論知識和研究手段，從不同角度、層面解讀文學作品，打破單一批評方法的局限，豐富了文學批評的實踐。面對新時期小說的敘述特征、文化意識等問題，孫先科精準把握新時期小說創作的特點與趨勢，為學界研究新時期小說提供了重要參考和理論支撐。尤其是文學思潮的關注與解讀更具有獨特的問題意識，孫先科能夠敏銳洞察當代文學思潮的產生、發展與演變，分析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和文學意義。例如對 “十七年文學”“革命歷史小說”“底層寫作” 等文學思潮的探討，有助于學界更清晰地理解不同文學思潮的特點和影響，為當代文學的整體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維度。孫先科對當前學者把河南作家李洱的《應物兄》歸為“知識分子題材”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作者在“寫什么”的問題上，面對的是“跨時空”“跨種族”“跨文化”“擬像化”和“一元論”的“新現實”，這一“新現實”只有用“世界”（Universe）（宇宙、天地萬物）來命名方顯示其自足與圓滿，面對“世界”的“文學是人學，也是‘物學’”。在認知、掌握這一“世界”時，作者以“三鏡頭”（俯瞰、單向聚焦和顯微鏡的探幽析微）的抓取方式和我/你/他分身術式敘述視角，以《論語》式文體隨機性、空間化地“組織”起《應物兄》的結構框架。在附麗于敘事之上的“作者修辭”層面，《應物兄》嫻熟地從《紅樓夢》等經典文本借鑒了“真/假”修辭、人物隱喻以及“互文性”等手段，豐富了小說的意義空間。同樣是面對河南走出來的作家，孫先科對研究者認為“雞毛與螞蟻”沒有特別深刻的寓意是充滿質疑的，沿著這個問題他發現“雞毛與螞蟻”是劉震云中篇小說《一地雞毛》中的兩個意象，這是對小林生存其中的現實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脅迫下逐漸喪失自我、逐漸由生活中的主體而客體化處境的一種深刻的隱喻。這一意象與魯迅的“鐵屋子”、卡夫卡的“城堡”與“甲蟲”、錢鐘書的“圍城”等經典意象有異曲同工之妙[ 孫先科：《“雞毛與螞蟻”的隱喻:個人的磨損與喪失——對<一地雞毛>中“雞毛與螞蟻”意象的精神分析與文化釋義》，《名作欣賞》2005年第3期。]。

孫先科對“十七年”文學的社會學解讀是有擔憂的。他憑著對“百花”文學中愛情婚姻題材小說“題材突破”的表象質疑，把問題植入到歷史語境中，去思考“深度模式”的轉換，認為整個突破的不是“題材”，而是它意義再生產的方式，即一種話語的“深度模式”，精神上的實質與“突破”的表象更是南轅北轍：通過自我暴露、自我懺悔，實現的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肅，這種“從靈魂深處爆發的革命”標志著知識分子作為道德主體徹底的潰散。通過探究發現：“知識分子作為政治與道德主體的無所適從，使他們發出的聲音難免含混不清。但無論如何，指出、分析這種矛盾與復雜性，總比一言以蔽之的“材突破更接近真實。”[ 孫先科：《愛情、道德、政治——對“百花”文學中愛情婚姻題材小說“深度模式”的話語分析》，《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1期。]面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很多學者認為是問題小說，但孫先科認為更是一個“成長小說”，其真正的價值與意義在于它提出了一個特殊的主體———被青春激情與革命精神激勵著的“年輕人”，在經歷新／舊社會體制重大轉型的過程中，其精神如何“成長”的現象學問題。這一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在于：革命年代培養、積淀的神圣激情與機械化、形式化的生活發生碰撞，浪漫的青春幻想與世俗的日常生活抵觸摩擦。而所謂“成長”，卻不能不是某種程度的“反成長”“反神圣”與“反純粹”——向生活的世俗化、機械化的低頭與退讓，“成長”因此變得沉重而艱難[ 孫先科：《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精神現象學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4期。]。

孫先科的學術理路也深深影響到了自己的弟子李仰智、李迎春、孫寶靈、祝欣、龔奎林、張舟子、陳由歆、吳國如等的學術成長中，這些弟子也紛紛關注著紅色經典的文獻史料整理和時代作家的文本闡釋中。

總之，孫先科教授作為河大學派的承上啟下者，在方法學上注重理論闡釋和文獻史料的互證，尋找紅色經典與時代語境的裂隙；在文化面向上，既關注本土也放眼全國，這使得他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尤其是對新時期小說的跟蹤批評、深度話語的理論闡釋、新時代小說的現場評論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0年教授評審通過，2001年被遴選為河南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2002年上崗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崗位，經濟壓力和事業上的壓力在減小，于是出國深造、“外邊的世界很精彩，我要去看看”的念頭再次復燃。經過英語資格考試、出國前的培訓、申請出國目的地等一系列環節，2002年10月，終于實現了到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訪學的機會。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在寫給萊頓大學的推薦信中特別強調“在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中很少有獲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這樣的意思。靠王寧教授的美言、或許還有教授的身份，在萊頓大學漢學院獲得了一間獨立的辦公室，從而有了一段獨立的時間和獨立的空間潛心地學習和研究。

在萊頓大學訪學期間還發生過一件趣事。訪學時間過半，漢學院安排了一次我的講座。講座當天來了不少人，不大的教室坐得滿滿當當，其中還有一個長得細高的白發老者。講課過程中，我提到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學者中有一位成就很高，就是荷蘭籍的佛克瑪先生，并推薦了他研究中國“十七年文學”與蘇聯文學關系的一本著作。說到這里，聽眾席上揚起了笑聲，我莫名其妙。講座結束以后，一位在場的中國籍學者將白發長者介紹給我，說“這位就是佛克瑪”，我當場大驚，也理解了笑聲的根源。

佛克瑪先生是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學者，在比較文學、后現代理論的研究方面建樹頗豐，多年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主席一職。更重要的是，他有在中國擔任文化官員的經歷，以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還是一位中國文學專家。于是在萊頓見面后便與佛克瑪先生約了一次訪問。

大約兩周后，我去位于荷蘭中部的烏特勒支大學訪問了佛克瑪教授。行前，我做了一些準備，先是閱讀了他的兩篇中篇小說，然后大致瀏覽了他的學術著作，尤其是他關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成果。見面后，我從他的小說創作問起，他有點吃驚，大概沒想到我會閱讀他的小說，畢竟學術研究才是他的主業。但從小說開始的話題使訪談變得輕松愉快。佛克瑪先生熱愛中國文化，認識一些漢字，但不能講中文，而我的英語水平只是勉強能夠交流，但這絲毫沒有影響我們交談的熱情。交談進行了整整一個上午，話題涉及到他的小說創作、他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文化的看法，尤其是針對當時的伊拉克戰爭，他從文化多元性的角度談了自己的觀點，對當時的美國政府頗多不滿、不屑，顯示出一個正直學者的可貴姿態。他中午在教工餐廳請吃飯，并在飯后帶我參觀了市中心的大教堂。記得他指著大教堂前的一條小街告訴我說，那是西羅馬帝國當時統治的最北邊界，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確。與一個國際性大學者的短暫交往給我留下了如沐春風的感覺，是我在荷蘭訪學的一個意外收獲。

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將近一年的訪學，對我的文學研究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原來的小說追蹤批評因為閱讀的中斷難以為繼了。其次，作為一個替代方案，我的閱讀不得不往前延伸，“十七年文學”成為我閱讀和研究的重點。這次轉向帶來的成果，包括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進行“重讀”的一組論文，如對《青春之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三家巷》、《創業史》和“百花文學”等結合“版本修改”、“互文”關系等現象，將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再度問題化并作了新的闡釋，包括專著《說話人及其話語》，也包括我主持完成的第二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經典的重述”——對“十七年”經典長篇小說的修改、續寫、改編的的歷史研究。我把出國訪學到2008年左右的這一時期的研究稱作“歷史化”的階段，一方面是研究對象往前延伸，是對象的歷史化，更重要的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歷史化，諸如版本、續寫、改編等問題涉及大量的文獻整理、比對的實證方法問題，是歷史化更突出的表現。

——摘自《我的文學故事》見《河南社科名家文庫-孫先科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本專輯原載《大觀·東京文學》202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