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大同市平城區古城街道因“破門亮燈”一事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凌晨 1 點，該街道辦公開致歉，然而這一道歉之舉，卻引發了公眾更深層次的思考與諸多質疑。

先看這道歉主體，僅僅是一個街道辦出面。要知道，此事件影響之廣，絕非一個基層街道所能承載全部責任。這般行徑，倒讓人不禁聯想起春晚小品《花架子》里層層加碼卻又只在基層“收場”的亂象，仿佛亂作為的“上限”就定格在了鄉鎮街道這一級別。平城區、大同市兩級政府在此時的“隱身”，實在耐人尋味，難道真就把街道辦當成了“擋箭牌”，讓其獨自承受輿論重壓？

再說致歉時間，凌晨 1 點，這個時段著實詭異。是大同的領導們平日里就習慣了半夜辦公，連蓋章致歉都選在這個時候，還是他們自己也深知此事丟人現眼，企圖趁著夜色偷偷摸摸把歉意傳達，妄想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可他們似乎忘了，在如今信息傳播飛速的時代，沒有什么能輕易逃過公眾的眼睛。

但真正關鍵的問題在于，這件事的惡劣影響絕非一個街道辦的道歉就能輕易化解，它對大同的營商環境和城市形象造成的創傷，需要更深層次的剖析與補救。

其一，違法行為不容姑息。根據《行政強制法》第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實施行政強制執行。執法人員與消防公職人員半夜撬鎖闖入商鋪強行點燈，這已然是板上釘釘的違法行為。身為執法者，本應是法律的捍衛者，如今卻知法犯法，性質之惡劣不言而喻，簡直就是形成了“物理破壞+權力僭越”的雙重暴擊。

事件中“剪斷門鎖撬壞地板”的細節，猶如現代版“破門律”的重演。涉事部門企圖用“誠懇道歉”化解矛盾，卻回避了《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五十四條的明確規定：對造成財產損失的，應依法給予處分。

僅僅一個道歉、一句下不為例，怎能平民憤？必須徹查，到底是執法人員擅自妄為，還是背后有領導暗中授意，揪出關鍵責任人，這是讓公眾信服的第一步。

其二，道歉對象不可混淆。古城街道的致歉聲明含糊其辭，堪稱現代版“責任推諉教科書”。他們將道歉對象泛化為“社會公眾”，既模糊了具體受害商戶的個體尊嚴，更暴露出責任倫理的錯位。這實在是搞錯了重點，首當其沖該得到道歉的，是那位被撬了鎖的商戶岳先生，他的合法權益遭受直接侵害，店鋪門鎖被剪、門板和木地板被撬壞，無端增加的電費支出更是讓他平白受損；其次，古城里所有被強制要求徹夜開燈、浪費電能的商戶們也在等待一個真誠的歉意，他們被迫服從不合理要求，生意成本徒增；再者，全體大同市民因這一事件，眼看著家鄉的營商環境被破壞、城市形象蒙羞，他們同樣是受害者，理應得到來自責任方的愧疚表達。

這種操作暗合公共管理中的“責任稀釋”效應：通過將具體責任升華為抽象的社會責任，實現問責壓力的層級消解。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聲明中“占用大量社會資源”的表述，恰似明星公關的危機話術。當行政主體模仿娛樂圈的道歉范式，暴露的不僅是語言系統的混亂，更是對公權力倫理的認知錯亂。真正的行政道歉應當遵循“具體對象—具體損害—具體補救”的倫理閉環，而非制造新的輿情泡沫。

其三，經濟賠償刻不容緩。根據《國家賠償法》第四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造成財產損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在撬鎖點燈的過程中，執法人員對商戶財物造成的損壞清晰可見，剪斷的鎖、撬壞的門與地板，還有額外的電費開銷，這些損失無論數額大小，經濟賠償都是天經地義。這不僅是對商戶物質損失的彌補，更是彰顯公平正義的必要舉措。

但現實中，基層政府更傾向用“協商補償”替代法定賠償，這種私了模式實則是將公民法定權利降格為行政恩賜。

其四，強制亮燈規定亟待審視。古城街道致歉時，將問題歸咎于思想急于求成、方法簡單粗暴，可這完全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用《倡議書》強制要求全體商戶徹夜亮燈，這一做法本身是否正當？有無形式主義之嫌？

現場執法人員曾明示，徹夜亮燈是市里的統一規定，那這是否意味著，連撬鎖點燈這種極端行為背后都有著市里的默許甚至支持？如今街道辦出來道歉了，平城區、大同市兩級政府當真就能置身事外？把責任主體徹查清楚，給公眾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這才是真正對公眾負責的態度。

更讓人倍感無奈的是電能浪費背后的治理邏輯。要求商戶徹夜亮燈打造“不夜城”幻象，本質上是將營商環境簡化為燈光秀的行為藝術。這種用電力消耗置換政績數據的做法，與碳達峰戰略背道而馳，暴露出個別官員扭曲的發展觀。

從“山西煤改氣”到“古城亮燈令”，類似事件反復印證著行政體系中的“層層加碼”定律。在壓力型體制下，基層政府為完成上級指標往往突破法律底線，形成“政策初衷—執行異化—問責懸浮”的惡性循環。

若不打破這種制度慣性，今日的撬鎖執法可能演變為明天的更大治理災難。

大同撬鎖點燈事件，不應隨著街道辦的一紙道歉而草草收場，只有將上述問題逐一厘清，依法依規處置，才能慢慢修復受損的營商環境與城市形象，重拾公眾信任。

畢竟，再璀璨的燈光工程，也照不亮失去法治根基的治理迷宮。